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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对中国政治背景和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所辩论的几个论题和模式的考察，向读者介绍了作为现代中国政治特征的某些变革和多样性。如果得出结论说，不可能作出有关中国政治的概括，没有一个模式能适合这一体制，或是这一体制不属于任何类型，那将是错误的。本书第四章，在考察了中国政治的历史、机制和意识形态之后，我们将提出如何为中国的体制归类的问题。我们将论证，不可将中国轻易地归入任何一个范畴，研究中国的学生为了最有成果地探究不同的时代和课题，头脑中必须记住几种论点和模式。
中国的一项重要的转变是向革命后时代的转变，它发生在（如果需要引用一个参考日期的话）毛泽东去世之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在1949年以前的革命运动中，1949年以后毛泽东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框架内“继续革命”的尝试中，以及在1976年以后宣布革命的群众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形式。1949年以后的历史包括三个主要时期，每一个时期都由反映它的首要特征和目标的不同模式来代表：一个是从1949—1957年的苏联时期和模式，中共在此期间在公认的苏联影响下着手建设社会主义；一个是从1958—1976年的毛泽东主义时期，全部努力都是按照毛泽东所规定的革命目标重新为中国政治导向；以及从1976年至今的一个新时期和模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规定之下，它改变了毛泽东主义的许多政策，恢复了苏联时期的某些特征，并采取了一些新的政策，这些政策类似于许多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外部导向的发展战略。如果存在着一个“中国模式”的话，那它也不能等同于这些时期中的任何一个模式，而必须在各个时期之中调整这一模式变量的范围。
中国政治的背景是某种稳定性或可预见性的来源之一，因为它设定了中国的中坚分子必须着手开展工作的“给予物”或叫原材料，但它并不决定特定的政治后果。革命的、历史的和国际的力量的结合，产生了一些必须一次次反复提出的超验的问题或疑问：在革命和工业化之间，传统与现代文化之间，外来的与本土的方法之间，在互相依赖与自给自足之间，在物质的与精神的目标之间的恰当平衡是什么呢？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从来就不完全是首创性的，因为中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已经为此而考虑了一个多世纪了。换言之，这一背景看起来为当代政治中发生的几乎每一件事提供了先例或类比。然而，历史的发展改变了政治的情境，因此，围绕这些长期存在的论题的争议总是提出旧议论的新变种。研究中国政治的学生还必须切记中国文化、社会和地区的多样性。一般来说，必须将中国和中国人当作一个单位来考察，然而，当更详尽地考察这个社会的政治时，它的不寻常的多样性就凸显了出来。从文化上说，它分为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93％的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全部人口大约6700万（不足全部人口的7％），并居住在大约全国的一半领土内。汉族人讲许多不同的方言，尽管他们学的是统一的汉文。这种语言上的差别常常同时还夹杂着其他文化和社会的差别。
地区之间、社会阶层之间、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在生产率、富裕程度、资源、教育、人口统计学类型和其他社会变化指数上都存在着重要的差别。在各地区中，在以亲缘关系、民族和其他社会纽带为基础的地方社区之间有可能存在尖锐的差别和冲突。从历史上说，这些地方社团通常比中央政府更能赢得中国人强烈的忠心。面对官方渗透或遣散它们的行动，这些社团表现出了维护自身团结的很大的韧性。中国的国家政策很少可整齐划一地应用于全国，或者说无论如何也很少能产生一致的结果。旧的联合或习惯有可能在官方宣布变革之后仍然维持下来，或是反过来影响取代它们的社会类型。探讨可认识并整合这些多样化和变化的多
重因素的概括模式，对研究中国政治的学生来说，是最具挑战性、也是最可获益的课题。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引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今天仍然是比较新的政治制度。其最初的起源并不在遥远的过去，而在比较近期的历史中，它今天的许多中坚分子都是这段历史的参加者。那些最直接影响中国共产主义的东西——革命的背景、苏联共产主义和中共1949年以前的历史——大多是20世纪的现象。然而，中国前现代的政治传统也与它直接有关。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人民共和国是“被其历史束缚的国家”费正清《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与美国》，坎布里奇，贝尔克纳普出版社1967年，第3～4页及其他各处。，但它的起源超出了20世纪导致共产主义胜利的那些起义的范围，这一点也几乎无人否认。由于一切社会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其过去历史的产物，由此提出的一个合理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政治传统是否对目前状况发生了不寻常的影响。人们很有理由相信这是真的，当然，对这个问题作出定量比较性的判别仍有一定的困难。
影响中国现状的首要根源是其传统政治体制的恒久性和至高无上的大中华中心主义。像这样一个持续如此长久并具如此高度自主性的体系，其影响力不可能仅限于自身制度在形式上存在的那段时期。甚至在新体制超出旧类型时，传统价值和行为也可无限长久地持续下去。大中华中心主义者坚信，可能有的最好社会永远是中国人所经验的，外国的方式也许可以吸收进来，但永远也不能代替中国文化的本质，这种观念自然强化了其传统秩序的恒久性。
中国人使自己过去的影响力恒久化的最明显的例证，也许就在于不同寻常地关注有关自己历史的研究和著作。在帝国时代，历史研究不光是学者用来记录和通报信息的事业，也是道德和政治教育的手段。向政治家提供材料，以便指导他们的政治行动，并使之合法化。将历史经典包括在科举（这是选择官员和授予学位的方式）标准的教科书之内，从而保证学者和官僚都拥有历史知识。见WG比斯利和EG普利布兰克编《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年，第1～9页；以及WmT德巴里等编《中国传统的根源》，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0年，第266～267页；有关历史研究重要性的举例说明，可见HL凯恩《一个王子的教育：皇帝学扮他的角色》，载A费厄维克尔等编《有关现代中国历史的诸观点》，加州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25～29、34～36页。而且，通过引证历史事件和人物中国政治来发布政令的倾向，并未随着1911年帝国制度的终结而消失。尽管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所使用的语汇和解释已经大不相同，但他们仍然对中国历史的政治功效和含义十分敏感，并且继续“为了其最近期的内外发展而从中国的过去寻找合法性的基础”。
H凯恩和A费厄维克尔《学界的意识形态：中国新的历史学》，载费厄维克尔编《共产主义中国的历史》，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8年，第1～13页，本引文引自第13页。尽管他们承认对历史“知识”应有不同的解释，但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中国人政治观念的基本框架的一部分。
传统秩序近在眼前，这就强化了那种有意保留民族历史经验的倾向。帝国体制迟至1911年随着清朝的灭亡才寿终正寝。在1956—1958年间选出的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97名正式委员中，只有一人出生于1912年；赵国君（Chao Kuochun）《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载《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鉴》第321卷（1959年1月），第44～46页。一些资深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都曾在1911—1912年反对满清政府的军队中服过役。对这些人来说，对帝国政治制度的知识还包括个人的记忆和对历史的研习。由于传统社会秩序的某些方面必然会在清朝覆灭之后残存下来，因此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仍然拥有对它的个人知识，或者说这些知识在一代人消失之前无论如何也不会烟消云散。也许有人会议论说，中国并不比其他任何一个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更接近它的传统。然而，这种观点并不十分正确，因为在大多数这一类国家中，传统秩序已被一种导致重大政治变化的殖民统治所覆盖。在20世纪，几乎没有什么非西方的政治精英经历过与自己传统如此强烈的对峙。
最后，我们必须将下述观点搁置一边，即认为只有根据旧模式的延续或重复才能估价过去的影响。在当代中国与它政治传统的关系问题上，人们过多地注意它现在的各个方面在多大程度上继续了或类似于其政治传统。事实上，历史模式的影响力可表现于对这些模式的各种反应、甚至是拒绝上，自然也表现在它们的延续上。例如，必须从中国官僚传统的环境中理解中国共产党人对官僚作风的仇视；如果在这个文化传统之外考虑问题，那么中国知识分子最近几十年对这种官僚作风和他们文化的实质内容的反叛就变得毫无意义。诸如此类的例子都表明，叛离过去从某些方面说也许仍然是传统所致，从而代表了与中国历史的联系，而不是
决裂。
在考虑现行政治体系的起源时，不可能恰如其分地描述导致既成体制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这里将讨论影响中国共产主义的四个主要来源，这不是试图评价其历史正当性，而是把对现状特别重要的某些因素挑选出来。这四个来源是：中国政治传统、革命的背景、苏联共产主义、中共1949年以前的历史。无需说明，共产主义制度的起源并不正好都属于这四个方面。
当代中国政治最突出的特征不光产生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