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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15）
调整和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
“调整”中国经济是70年代末的一个口号，因此它作为一项中心议题在1980—1981年出现，既不让人惊奇，也不是对改革的否定，而是表明中共领导人希望仔细地考察他们的改革，调整那些看起来是最成问题的东西。这第二种观点带有保守的偏见，但其结果仅仅是修改，而不是停止或甚至是偏离改革计划。调整的首要缘由是中国经济中低效率和低生产率的持续状况，以及由于增加进口、投资和补贴而使国家预算赤字增大。人们既关注中国经济在满足长期受压抑的消费者需求的同时维持迅速发展的能力，又担忧“自由化”和“开放”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后果。在国际上，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和以军事支持台湾的持续刺激表明，外交关系的正常化没有为美中联盟扫清道路。诸如此类的问题使得邓小平的反对者向他的改革计划发出了挑战，其结果是在三个主要领域的调整。
经济调整是1981—1985年第六个五年计划的中心问题。这项计划的目标是在该时期持续而稳妥的增长，当然随后的1986—1990年的时期也是如此，而所计划的高增长率只是安排在90年代。其核心是限制新的国家投资，在现有企业中提高效率，使生产增长依靠仔细的计划和技术投入。该项目标将集中于提高生产率，以此作为未来快速发展的基础。
调整的第二个领域是对外政策，伴之以中美关系的冷却和中苏关系的加温（主要是增加贸易和外交接触）。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到了比较对等地批评两个超级大国，肯定自己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紧密联系和自力更生，在国际事务中独立的立场。事实上，中国与苏联在阿富汗、北方边境和苏联支持越南问题上的分歧，以及它与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增长的重要的经济和文化联系，继续使它更多地面向西方（包括世界市场上举足轻重的亚洲成员），而不是东方或南方。然而，这一转变重新肯定了中国决心在国际上起独立的作用，也结束了关于早日产生诸如中美联盟之类事情的猜测。
最后，调整收敛了70年代末的自由化倾向。公开的不同政见沉默了；提醒知识分子在文艺作品和学术辩论中的政治界限；要中国公民警惕在与外国人接触中的意识形态污染。正如前面指出的，中共关于毛泽东的历史作用的决议远未能达到否定他的程度。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仍然是这个不可置疑的制度的指导原则。
简言之，中共重新肯定了它在中国社会的领导地位和其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尽管如何加强其作用和原则（是用运动、清洗、意识形态教育、政治控制，还是其他等等）的问题在党的精英中仍然存在着争论，但不可怀疑的是，他们决心制止可能从改革政治中发展出的任何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严重的反对意见。
在上面描述的调整范围内，许多改革政策继续风行。事实上，调整本身扩展了某些改革，因为它强调财政上的节制、经济效率和技术进步。这种态度把促进企业自身的改革和吸引更多的国外贸易、资本和技术放在首位。例如，农业的责任制几乎扩大到了每一个农户，许多农户发展出了专业化生产和服务中自由订立合同与承包的方式。土地的法律所有权仍然是集体的，但农户的土地承包期延长到了15年，以鼓励农户为改良土地进行投资。农村责任制在增加生产上的成功促使该制度推广到城市企业和企业家。1984年10月中共的一项决定放松了价格控制，并加强了城市和工业中企业的自主性。事实上，市场社会主义在回应某些调整想法时继续向前推进，尽管它看起来肯定了调整政策在意识形态上的某些担忧。
扩大改革的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有关外国投资的政策。最初，中共将外国投资限于发展项目的借贷或信用，参加中国在其中拥有控制权的合资企业，以及广东、福建沿海的四个经济特区的特殊项目。但是，调整不主张借款和大量购买外国货（特别是整个工厂），这就为无需中国人出资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大了机会。它提供了一系列的选择，包括全部由外国投资和管理；指定14个东部沿海城市和港口为通过鼓励外国贸易和投资而加速经济发展的开放地区；放宽了提供给外国投资者的优惠条件。尽管公开警告与接触外国人有关的思想意识、甚至是犯罪的危险，但在旅游和文化学术交流上却没有后退。因此，总的来看，调整代表了合理化和精炼改革计划（并防止与之有关的危险）的一种努力，而不是改变其加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使命。改革运动持续生命力的戏剧性的证据来自1985年9月的中央全会，邓小平促成了100多位资深官员的退休，包括10名政治局委员和64名中央委员，引入了许多具有专业知识、更适合于现代化计划的较年轻的干部。
现在讨论现代化努力的成败或预测其未来进程，为时尚早。尽管其基本纲领在80年代中期仍未改变，其经济结果是混合的，但一般来说还令人满意，而前面仍存在着巨大的障碍。这些障碍涉及经济管理与分配、政治领导的性质，即有关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在本书第一个持续的改革时期（1978—1985），市场社会主义的实验以计划经济为代价而站住了脚，消费者利益有时看起来向国家利益的优先性发出了挑战。但中央计划制订者和国家仍然拥有决定性的权力，因此在这些关键的经济领域的改革仍然有争议，也易于逆转。
另一个有争议的项目是政治改革，这些改革试图增大群众或其代表在政治中的作用，规范党内程序，使党政职能的分离制度化。这些方面都产生了某些效果，但像经济改革一样，它们危及长期适应几近权力垄断的党官僚的既得利益和习惯。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需要一批官僚当权者与其他人分享一部分重要的既得权力。最初的改革带来了权力向下级单位、向非党单位、向技术和专业人士的分散，这些技术专业人士与旧路线下的官僚在素质上有着显著的不同，但问题仍远未得到解决。下面几章将更详细地分析这一问题的政治方面。
尽管在中国现代化的前途，甚至是中国社会主义将采取什么形式的问题上存在着不确定性，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转变到革命后时代的意义却是无可置疑的。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理论中认识到了这一转变，并开始脱离革命的毛泽东主义的许多规定。它确立了支持经济转变的新政策，特别是强调技术和物质刺激。它从一种相对自力更生的国际地位转向了某种程度的相互依赖，这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并无二致。诸如此类的变化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政治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