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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几乎还没有开始着手重建其下属单位的权力机构。于是，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即联合阶段开始了，领导层宣布“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但也承认党的建设和经济、政治的普遍稳定的重要任务仍然有待完成。尽管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宣布，召开党的九大的“各方面条件已经具备”，但这次党代会（标志着作为一场整风运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直到1969年4月才召开。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11）
毛泽东主义的改革和派别冲突（1969—1976）
党的九大正式宣布中共承担按照毛泽东的蓝图改革中国制度的任务。但由于种种原因，所作出的努力并未能实现“文化大革命”早期提出的那些理想。原因之一是，1969年以后的领导层并未就解释“文化大革命”的合法性而团结一致，不久又展开了新的派别冲突。第二，运动所造成的机构的不确定和混乱使推行新政策的工作复杂化了。最后，此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面临着新问题——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日益迫近的衰老和如何对待苏联威胁，这些问题将改变中国政治的格局和实质内容。其结果使得1969—1976年的毛泽东主义实践不同于1965—1967年的口号政治。然而，“文化大革命”后的改革对于中国社会具有重大的影响，并且开始（在国内外）表示应用一种修正了的毛泽东主义模式。我们将指出某些最重要的改革，然后考察改变或阻碍其进步的那些问题。对这一时期的详细分析，可参见J多姆斯《“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77年；还可参见R洛塔编《毛是第五位：毛泽东的最后一次大战役》，芝加哥，1978年。
1969年以后时期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通过向公众生活灌注“文化大革命”的概念符号来维护其精神的努力。毛泽东的个人权威继续被用作政策合法性的代表，毛泽东主义的主题——自力更生、群众路线、继续革命和政治挂帅——渗入中国人生活的所有方面。官方声明坚持说“文化大革命”仍在向前推进，中国社会仍在开展毛泽东主义路线与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激烈斗争，它需要战斗的行动和更多的文化革命，以反对那些要使革命的目标半途而废的人。这种激进的宣传反对详细规定国家政策和计划，而鼓励一种实验的方式，它允许地方的各种多样化，更多地对准思想的改造而不是可以量化的目标。
更具体地说，继续革命的观念转变成了一些具体措施，通过把资源和地位转向中国社会特权较少的部分（即从精英转向群众，从城市转向农村）而培育一种更加平均主义的社会。官僚组织被简化，人员被精简。所有干部都花几个月的时间在五七干校一边劳动，一边进行意识形态的学习。要求技术和职业专家与群众打成一片，批判他们实现个人优越感的资产阶级梦想。一些报告说，有压力要求领取高薪的人减薪，并要所有公民抛弃特殊化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政府行政机关的革委会推进到了其他单位，从而在工厂、企业、学校和其他机构的管理中安置了某些群众代表。
毛泽东主义的改革在教育、文化和公共卫生领域具有最大的影响。学校在60年代末关闭之后重新开办，某些变化已显而易见（见本书第五章更充分的讨论）。小学的入学率大增，由于将资源集中于这方面的努力，几乎全部儿童上了学；中学的入学率也迅速提高，但大学生人数仍然远低于1966年前的水平。学习课程缩短了；成绩、考试和理论学习降至次要地位；政治教育、应用和实际知识的学习以及体力劳动经验占了优先地位。实际上所有中学生在毕业时都分配到农村劳动。文艺政策只允许民众主义性质的革命主题，将文化艺术限于官方认可的几种表现形式，批判任何类似于封建的或资产阶级影响的东西；外国影响也是怀疑的对象。在公共卫生中，就像在教育中一样，主要努力是为农村地区服务。大批医生和医疗队被派往农村。改革推进的总方向是为全体人口提供最低的医疗服务，而不是给城市中可以进入先进医疗中心的少数人作特别医护。医学训练强调培养通才和医疗辅助员的大军（即所谓赤脚医生），他们可把简单的医护或辅助性服务延伸到村庄。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12）
尽管“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经济政策，但60年代初期经济政策的广泛框架仍然未变。“农业为基础”、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农户保留自留地等等仍然在实行，尽管有复活更多集体措施的讨论。当然，“文化大革命”的精神确实鼓励“反经济主义”的态度，它批评强调物质刺激或生产目标的做法。地方积极性、农村的发展、小型工业和工人参加管理要比以前受到更多的注意。
这些改革得到了大量宣传上的支持，并具有相当的影响，但它们不久就遇到了困难。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和美国开始从越南撤军，导致了以1972年2月“上海公报”为标志的中美重新接触。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对外关系的重新定向，朝向与资本主义国家更多的联系，以建立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苏联的威胁也提出了有关中国经济和技术发展的严重问题，这使得“文化大革命”关于政治优先的观点处于困难境地（见本书第四章和第七章的进一步讨论）。而且，毛泽东日趋恶化的健康和对政府事务正在减小的作用迫使其他领导人面对毛泽东以后时代的政治和战略结局，尽管他们在这位领袖仍活着时，并不愿意脱离他的指示。
机构的不确定性也阻碍了改革。国家和党的机关从1966—1969年的破坏性事件中恢复得很慢。许多有经验的干部被清洗，或是暂时放弃分配给他们的工作。1954年的宪法已经失效，而新的宪法直到1975年1月才通过。中共正在吸收许多新成员，尽管许多老干部的命运仍然不清楚。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的作用正在变化，前者正在复苏，而后者则正从其60年代末的政治巅峰上跌落下来。这些机构问题的解决本身就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但它们一天不解决，就必然削弱行政的效率。
最重要的是，这些问题与“文化大革命”的宗派主义残余相结合，使领导层中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见本书第六章有关精英冲突的进一步讨论）。1969年后的领导层最初是下述三个团体的政治联盟：最激烈的毛泽东主义者或叫激进派，他们通过与这位主席的亲密关系和对他的指示的掌握来加强自己的力量，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是这一团体的核心人物；军队精英，他们虽然并不团结，但从国防部长林彪被指定为副统帅和毛泽东所选择的接班人这一点得到了好处；资深行政官员，由周恩来率领，他们代表了中国政治的温和路线遗留下来的势力。
事实表明，这一联盟是不稳定的。一个主要的分裂是1971年清洗林彪的势力，据称是由于林彪的反毛政变阴谋。林彪的垮台显然主要是由于他的权力野心，但和他与毛泽东更隐蔽的分歧也不无关系，特别是在对待苏联和美国的政策问题上。这还伴随着军队其他几个高级将领的清洗，随后是解放军影响的减弱，导致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艰难的平衡。前者试图维护更加激进版本的“文化大革命”的改革，而后者则竭力软化其后果，并更多地集中于经济发展。当周恩来为许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清除的老干部恢复工作时，某些改革措施退缩了。最突出的例子是邓小平的复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与刘少奇直接有关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在1975年，当周恩来的健康恶化时，他成了政府工作实际的主持人。因此，1972—1976年时期的标记是：领导层内日益增长的紧张关系，对于关键性政治运动（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不一致的解释，越来越大的劳工纠纷和社会动乱，以及公开宣布的1974—1976年的经济放缓。当周恩来于1976年1月逝世时，激进派（显然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发起了对邓的第二次清洗，总理职位给了相对来说是新人的华国锋。然而，邓小平的被罢黜只是加剧了冲突，导致进一步的动乱，这表现在1976年4月北京天安门广场愤怒的群众游行中。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的逝世移去了公开对抗的最后障碍。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13）
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毛泽东以后时期（1976—1985）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毛泽东去世以后主导中国政治的主题，它强调物质刺激、效率、社会稳定和扩大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规定和实现这一总体目标的努力在1976—1985年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华国锋试图推进一项继续保留许多毛泽东主义象征和政策的现代化纲领，以此来巩固他的领导权。这一努力并未能阻止邓小平正在上升的影响力，邓在1978年代替华国锋成了事实上的领袖，开始了深刻改革和重新评价毛泽东主义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大约始于1981年，中共通过了一个更谨慎的“调整”战略，导致改革和保守力量之间的平衡。我们简略地描述一下这每一个阶段，并在结束时对中国从革命时代到革命后时代的转变作一个初步的估计。对毛泽东以后政治的详细分析，见J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与政治》，韦斯特维出版社1985年；PR小莫迪《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政治》，纽约，1983年；以及V尼等编《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柯奈尔大学出版社1983年。对1976年以后的对外政策的分析，见H哈定编《80年代中国的对外关系》，耶鲁大学出版社1984年；以及M雅胡达《孤立主义的结束：毛泽东以后中国的对外政策》，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