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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新宋》是怎么解决宋代的改革开放的艰难命题的呢？石越与现今的人一样，选取了渐进式改革的方式。这应该是作者的政治立场了。这让我感到很是有趣。石越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要创造一个天堂般的“新宋”，这是情势所必然。至于他是否有着自觉的历史使命感，比如，一心想着要使中国避免几个世纪后的鸦片战争，则在小说中看不到明显的表述，因为，体现在石越身上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是那么的强烈，只是一些读者还是会往这个方面去想的吧，他们希望石越更愤青一些。具体来说，石越给宋朝带去了几种文明：一是科技文明。比如，绵纺织技术，作者设定这个情节，因为想到它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所依赖的物质工具（珍妮纺织机）。再比如，印刷术，很有意思的是，毕升只是一个若有若无的背景，作者其实想的是“古腾堡的群星”，那是摧毁封建制度的一张王牌（但至少在《十字》中，给人的印象，印刷术却是用来完善封建专制制度的东西）。还有军事技术，包括更易携带的、威力更大的火药的发明，以及原始手榴弹的制作，但这就能弥补王安石改革中薄弱的强军环节吗？再就是高炉和平炉炼钢技术，寓意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引入。但是，技术是如何拓展人们的观念的呢？这一点，作品没有展开。另外可以看到，石越作为一位文科学生，在技术方面隐隐地有着不自信的一面。他对于熙宁七年将要发生的旱灾和蝗灾，只能用先皇托梦来向人们解读，而无法用技术进行包装，比如引入科学的预测体系，来向那时的人们说明。石越在这方面的迟疑，是在他写《三代之治》时，所不曾有过的。读者至少期望着，能看到阿西莫夫在《日暮》中的天文学示警一类的描写吧？不过，作者仍然在小说中引入了十分重要的一个元素，那就是给宋代注入的不仅是更好的技术，而且还有科学！这的确要让人热泪盈眶了。
二是商业文明。作者给宋朝引进了市场经济的概念和制度。或许宋朝接受这个也比较容易一些吧，记得中学的历史课本，就已在大谈北宋的资本主义萌芽，还以交子的出现作为注释。何况，王安石的变法，更主要是经济改革。使这项改革顺利进行下去，革除其弊端，石越必然要引入新的经济制度。比如，钱庄（银行）的设立。石越向神宗进言：“其实方法很简单，只需由朝廷颁布诏书，招募商家在各地建立钱庄，农民可以向钱庄用某产为抵押借青苗钱，立字为据，利息限为二分，钱庄一分，朝廷一分。如此朝廷可以不动常平仓，免征收执行之劳，坐收其利，而商家自有利润可得，亦乐于去做，百姓则不受强征之苦。此三面皆有利之事……地方官府没有政绩的压力，由坐庄放债的债主变成了监督者，可以在钱庄和百姓发生纠纷时从中裁断，百姓也不至于上告无门。”在这番话里，石越似乎想说：市场经济的主体其实是企业，而“有限责任政府”是很关键的。这样一来，便使唐甘南这样的私营企业家有了存在的必要和发展的可能。他是石越重要的赞助人与合伙人，在大宋棉纺工业、印刷工业等历史上，皆占有重要的位置。小说还写到了取消茶、盐的政府专卖制度，将配额出售给商人。还有在农村中建立互助合作社。而财务审计、统计报表这些现代经济的东西，也始于石越。不过，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一方面，至少在第一卷《十字》中，石越似乎没有太多的建树。神宗时代的一切经济奇迹，主要还是人治的结果。这其实是非常自然的，就算以今天的情况作对照。
三是政治文明。这方面，既有新观念的提出，也有实际的变革。石越称，今世若欲求大治，则当在各县聚士绅乡老，设置议会，专事讨论县官施政得失。此是借三代之治而设计出现代议会制度的雏形来。他还提出了办报的主张，最后由桑充国实现，而且办的不是一家报纸，这仿佛一个民智落后的时代，开了言论自由的先河（很可怕吧）。不过，小说又使其受到制约，让石越提出订立了报律，这是最早的新闻出版法吧，但好像还不是依法治国的开端。再比如兴办学校，白水潭书院已有现今大学城的气势，学生人数竟达到两万人。而且，从一开始，作者就让新型知识分子成为了一股政治势力，是新党与旧党之外的第三势力。这后面，隐藏着唤醒人民的冲动。至于百年翻译的举措，则是向西方开放了。
所有这些的后面，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应该是知识分子们津津乐道的民主了。正是在这里，显出了石越的超越和局促。在熙宁二年四月下旬，石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自己创作的作品《三代之治》出版。这本书全文不到五万字，是一部乌托邦式的著作，以复兴上古三代（尧、舜、禹）的名义，讲叙了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包括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等等诸方面的内容。石越与苏东坡所谈的民主议会的思想，便反映在这本书中。其中心思想无非是天子是受命于民，而非受命于天，得民意者方能治天下，又指出天子最可倚重的，不是士大夫，而是老百姓…… 落脚点在于，“士绅们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维护乡里的利益，把自己的命运和皇上联为一体，帮助皇上监督官员；而皇上则可以得天下民心，而无须加俸，无须置官，无须变法，便可以多出千百万计的监察御史。举国上下同心协力，国家焉能不大治？”这便是贯穿整个《新宋》的主题吧，也是作者所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的理想吧。
石越的深刻性在于此，而局限性也在于此。他的改革，必须要得到神宗的支持。而且，我们真的很庆幸，他来到了一个相对来说较好的时代，不但有赵顼，还有有王安石，有司马光，还有苏轼。在那个随便因为一句话就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的时代，这些人应该算是难得的“好人”了。因此，自上而下的改革，才能够推动起来。但是，改革的方向是否从一开始就被决定了呢？石越可以改变一切，但改变不了君主制，而他也没有去尝试改变这个。甚至，他似乎是迷恋着明君，担心着失宠而不能遂其志。至少在第一卷《十字》中，读者看不到任何否定君主专制的迹象，石越根本不想来一场“熙宁革命”。因此，在整部书中，虽然有一些民间人物出场，但是，历史仍然是皇帝和少数几位权臣的历史。这是《新宋》主题与实际之间的巨大悖论。那么，这是否反映了21世纪的知识精英的某种矛盾而迷离的心态呢？但我们却不能称之为虚伪或者软弱。
但是，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在有些方面，作品显得表面化，比如，它给人一种简单移植的感觉，我们不知道，作者是不是在习惯性地使用一些耳熟能详的21世纪政治词汇。我们看到，石越在不同的场合，大力倡导着“亲民”与“求是” ，他提出了“国不富而民富，民先富而后国自富”的施政策略。而所谓“民先富而后国自富”，或者说“小河有水大河满”，这是最近这几年中国社会的变革中，才由一些政治精英提出的新理念。石越还劝神宗“切切以人为本”。皇帝当时甚至没有听懂，还反问了一句：“以人为本”？或许，读者期望中的石越，应该更复杂一些吧，有更多的独立思考吧，有更多的批判精神吧。那么，我想，作品跟作者的社会阅历，大概还是有关系的吧。说到底，这是一部书斋小说，与一些现实类的政治小说相比，《新宋》第一卷的厚重感未免在这里削弱了。若要说《新宋》的缺失，则是正在此中。它消减了历史的残酷性和复杂性，也淡化了深刻的悲剧性，缺乏一个古老民族的苍凉感。它太理想化了。
未来
由于有了石越，宋朝将会怎样发展？靖康之耻可以避免吗？中国以后会怎样？还会有蒙古帝国吗？西方世界又会怎样进化？中国会领导一种始于11世纪的崭新全球化进程吗？阅读过程中，读者会不时产生着这样的期待。
我读此书的时候，在看到作者写道，辽国上下翻译并学习石越的《三代之治》等书，我于是设想辽国会否由此强于宋朝？最终，是辽国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但这可能是刘慈欣这样的人才会去写的吧。
对于未来，其实石越本人也很无奈。他知道这样做，是在冒险。比如，他并不知道蝴蝶效应的影响下，熙宁七年的旱灾，会不会如期而至，根本是未知之数，若是不来，在掀起轩然大波的情况下，他的政治生命就不用说了，就算是他的小命，哪怕宋廷有“不杀士大夫”的祖宗之法，只怕也保不住他。
所以，生存是第一位的，因此，《新宋》的欲言又止，或许还在于，幻想是被小心地控制着。如作者说，“不要过分地游离于历史之外。以至于我有时候也会郁闷，我为什么不让赵顼拥有现代人的知识，而要选一个石越去白手成名？我为什么不能放任的科技的爆炸，偏偏要小心谨慎的把一切技术，控制在手工业时代？”在作者看来，白水潭书院的历史任务，也仅仅是“百川汇海”，而非“取而代之”。也只能这样了。
我设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石越返回的朝代，是徽宗时期呢？如果石越不得不与秦桧的共事呢？或者，是在史弥远的手下呢？则处理起来的难度或许更大一些吧？或者我们这样设想，石越不是从21世纪初出发，而是从20世纪20年代出发呢？甚至，是从20世纪60年代出发呢？如果换了另一个人，而不是石越，这个人更有野心，他干脆就篡皇帝位子了呢？像石越这样的君子，在现实中其实不是很少的吗？或者，我们更需要一个能够推翻神宗的现代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那个一人说了算的时代。但作者都没有这么选择，他只是站在他个人的窗口前，去看待那段历史。
这使一切重新回到了不确定性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