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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中国人txt-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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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豆腐又是“素’,的,意思是并无真正的性关系。所以,吃吃豆腐,在许多男人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但如果碰到特别洁身自好的正派女人,也可能让他“吃耳光”,甚或让他“吃官司”。即便不会“吃官司”,一个钉子碰了回来,也是“吃瘪”,很没有面子。

    不体面的还有“饭桶”。一个人没什么用,是个“饭桶”,广州香港叫“食塞米”,北方叫“白吃饭”;受冤枉背黑锅,广州香港叫“食死猫”,北方叫“吃冤枉”;被老板或上司申斥,广州香港叫“食猫面”,上海叫“吃排头”;如果挨打,在上海就叫“吃生活”,而开车开到路口过不去则叫“吃红灯”。红灯尚且可“吃”,还有什么吃不得?

    其实不但民间话语说“吃”,官方话语也说“吃”。比如孔子说《韶乐》之美,就说“三月而不知肉味”;孟子说义利之辩,就说“熊掌与鱼不可得兼”;**说实践的重要,就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尝一尝”;焦裕禄说创新的可贵,就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西汉初年,曾爆发了一场关于“汤武革命”是否合理合法的争论。道家的发言人黄生认为商汤周武以下犯上,是“弑”。儒家的发言人辕固生则认为是“受天之命”。主持讨论的汉景帝左右为难,完全无法表态。肯定黄生,则高祖皇帝代秦而即天子位也不合法;肯定辕固生,则等于承认自己这个皇帝也可以由他人取而代之。最后只好宣布: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懂味道吧?意思是说讨论这个问题,如食有毒之马肝,还是绕过去算了。反正大家都是美食家,马肝又吃不得,不如一起去喝排骨汤。

    诸如此类的说法还有很多。比如思索叫“咀嚼”,体验叫“品味”,嫉妒叫“吃醋”,幸福叫“陶醉”,司空见惯叫“家常便饭”,轻而易举叫“小菜一碟”,学风浮躁叫“浅尝辄止”,理解深刻叫“吃透精神”,广泛流传叫“脍炙人口”,改变处境叫“苦尽甘来”。此外,如吃苦、吃亏、吃不消、吃不准、吃得开、吃里扒外、吃不了兜着走、不吃那一套,以及生吞活剥、囫囵吞枣、秀色可餐、食古不化等等,都是见惯不怪的说法。反正好事也好(吃小灶),坏事也好(吃官司),有利也好(吃回扣),没利也好(吃功夫),都能吃、可吃、该吃。即便什么都没吃到,也是“吃”,比如“吃哑巴亏”,“吃闭门羹”。

    看来,说中国文化是一种“食的文化”,也没什么大错。

    头等大事

    中国人的这种观念,依我猜测,多半是饿出来的。

    想来我们的先民对于饥饿一定有刻骨铭心的记忆。那时候谋生有多难啊!刚刚走出森林那会儿,赤手空拳的人(或者说古猿)真是有些走投无路。坐享其成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与平原上的动物竞争又没有本钱。没法子,只好自己拿自己开刀。一是改革饮食结构,由单纯的素食改为杂食,也就是逮住什么吃什么,不挑嘴。二是改革饮食习惯,由一天到晚吃个不停改为定时定量一日三餐。三是改革饮食方式,由茹毛饮血改为用火加工。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制造和使用工具。事实上人类早期的工具都是用来解决吃饭问题的。一类是用来获取食物的,比如掘取块茎的木棒,采集果实的藤篮,追击野兽的石球,捕捉鱼鸟的绳网。一类是用来加工食物的,包括用于初加工的石刀和用于深加工的炊具。还有一类则是用来储存食物的,包括篮筐、陶罐和简易粮仓。不要小看这些棍棍棒棒、坛坛罐罐,它们可是自然界没有的东西,是文化呢!

    于是人类便由自然的生存状态进入了文化的生存状态。

    这倒是中外一律的。那么,为什么咱们的祖先对于饥饿格外地记忆犹新呢?大约也就是人家放牧而咱们种田之故。游牧民族是不大容易挨饿的。因为好歹有奶可吃。实在饿急了,拖一头羊出来宰了就是。所以游牧民族都比较乐观和潇洒。反正牧草不用种,牛羊也自己会吃,用不着操什么心,满可以悠然地骑在马背上,唱那“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咱们农业民族就麻烦多了,得等庄稼熟了以后才有饭吃。从春耕、夏耘到秋收,那日子是何等的漫长。这当中,就保不定哪天要饿肚子。何况还有灾年,哪能年年都风调雨顺?洪灾、旱灾、风灾,防不胜防。眼看麦子熟了就要开镰,一场冰雹砸下来,就会功亏一篑颗粒无收。所以农业民族就会有一种“忧患意识”,老担心哪一天会没有饭吃。

    这就不能不把吃饭看得很重了。

    事实上吃饭在中国,从来就是头等大事。既是政府的头等大事,也是民众的头等大事。中国人见面的第一句话,往往就是“吃了没有”;而中国人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也往往就是吃,或为吃做准备。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那一件不是吃?即便在全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的今天,党和政府也一再强调“省长要抓米袋子,市长要抓菜篮子”;年节时期的食物供应,更从来就是媒体报道的新闻热点。

    其实,在中国,吃饭不但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也是一项基本的权利。中国古代**社会是没有什么人权可言的。宰相可能被“廷杖”,县太爷也可以随便打小民的屁股。臣民也好,草民也好,都既无思想权言论权,也无**权知情权,但都有“吃饭权”。就算是死刑犯,临刑前也会有一顿饱饭可吃,甚至允许亲属和友人送酒肉到刑场,叫做“不杀饿死之人”(许多英雄好汉便常常利用这个机会劫法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饿鬼”是最悲惨的一种。不让临死之人吃一顿饱饭,简直比杀了他更不人道。有的地方还有这样的民间风俗:每年的“鬼节”,即阎王爷放那些无主孤魂出来觅食时,家家户户都要大摆宴席,并在门口摆放食品,供“野鬼”们享用,就因为在中国人眼里,“饿鬼”是很可怜的。

    这也不奇怪,“民以食为天”嘛!没有饭吃,不要说做人,便是做鬼也不安生。

    这可马虎不得,也小看不得。处理得不好,就会出乱子,出问题。你看中国历史上所谓“大治之年”是什么状况?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天下大乱和改朝换代的时候呢?肯定是天灾**、连年饥荒、饿殍遍地、易子而食。这时,如果有谁能开仓分粮,那么民众就会毫不犹豫地跟他走。所以,李白成揭竿而起,号召天下的口号是“闯王来了不纳粮”;朱元璋逐鹿中原,所用策略之一是“广积粮”。孟子甚至把“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有肉吃”当作理想社会的标准。反正,在中国,谁要是能让普天下的人都“有口饭吃”,谁就是替天行道、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就是既顺乎天意又得乎民心的好皇帝。

    因此也可以说,中国的政治问题,首要的就是吃饭问题。任何一个政权,都只有在解决了吃饭问题之后,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由“得人心”而“得天下”。其他问题,倒在其次。

    于是,吃饭,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了。

正文 第一章 饮食 一 民以食为天 2

    政治与吃饭

    政治即吃饭,这是不少政治家的看法。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看来,平定天下,治理国家,和宰牲割肉、炒菜做饭是一个道理。老子就说过:“治大国者若烹小鲜。”所谓小鲜就是小鱼小虾。烹煎小鱼小虾,当然不能拿一把锅铲,上上下下搅个不停,翻乱一气。治理大国,也应该举重若轻,以静制动,切忌有事没事不停地搞“运动”,瞎折腾,弄得人心离散,民不聊生,一塌糊涂。

    这也不完全是比喻。事实上在中国,搞政治往往就是吃饭,或请客吃饭。至少在餐桌上讨论国家大事,历史就很悠久。比如“周礼”中的“乡饮酒礼”,就是一种酒宴形式的“政治协商会议”,或者说“元老会议”。依此礼,国君、卿大夫、地方官等,应定期(据说三年一届)邀请所谓“贤者”、“能者”、“乡老”、“乡大夫”等社会贤达举行酒会,并在觥筹交错中,就一些大事进行咨询。上古尊老(老人多经验)重贤(贤者多智慧),召开这样的会议并不奇怪,且确有效果。但这种会议非行之于酒会之中不可,并名之日“乡饮酒礼”,却不能不说是一种“中国特色”。

    政治既然即吃饭,则会不会吃、懂不懂吃、善不善于处理饮食问题,就关系到会不会做人,会不会做官,会不会打仗,甚至能不能得天下。

    这也是有例的。比如赵国的老将廉颇,为了表示自己宝刀不老,雄风犹在,便曾经在赵王的使者面前,一口气吃了一斗米、十斤肉。因此辛弃疾才有“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诗句。可惜赵王的使者受了廉颇政敌的贿赂,回去后汇报说:廉老将军的饭量蛮好的,只是消化系统不太灵光。一顿饭的工夫,上了三次厕所。赵王一听,便犯了嘀咕。嘀咕的结果,则是廉颇白吃了那么多米饭和酒肉。

    樊哙的运气就好多了。因为樊哙是当着项羽的面吃喝的。鸿门宴上,项羽原本要杀刘邦,结果被樊哙搅黄了。樊哙冲进宴会厅,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而且吃的是生猪腿,简直就是帅呆酷毙,弄得项羽全然忘记了自己要干什么,刘邦也就趁机溜之大吉。刘邦开溜前,问樊哙要不要去告辞。樊哙说:

    “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壮哉樊哙,不愧是能吃善饮的汉子,这见地是何等了得!

    如果说“名将”(廉颇、樊哙)都是自己特别能吃的人,那么“名相”则多半特别会处理别人的吃饭问题。比如陈平就是。陈平少年时代在家乡是当过“宰”的。所谓“宰”,就是在酬祭社神的庆典中主持分配“胙肉”的人。所谓“胙肉”,就是祭祀用的牲肉。这些肉当然不会被神们吃掉,所以典礼结束后,要再分给大家吃,以便分享神的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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