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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老话，叫“人生在世，吃穿二字”。老话也不一定就对。人生在世，岂能就是“吃穿二字”？但人活在世上，不能不吃，不能不穿，倒也是事实。所以，饮食和服饰，就不但都很重要，而且还有瓜葛。
奇怪，穿衣戴帽和吃饭能有什么关系呢？偏偏就有。比如“服”，就有“吞食”的意思，如服药、服毒。只不过只有吃药（包括吃毒药）才是“服”，吃别的就不算，但好歹是“吃”。还有修饰，也并不简单地只是穿着打扮或体面好看，也和吃饭有关的。上古没有“修”字，只有“惰”，两字相通，惰就也就是修，而惰的本义则是“干肉”，或加香料制造而成的干肉。它的字形，是一个人拿着一把锤子面对一大块肉，表示“捶而施姜桂”的意思。不管什么肉，总要先洗干净以后才好晾晒，所以惰这个字又有洗涤的意思。如果把十条干肉捆在一起，就叫“束惰”或“束修”，是古代诸侯大夫相互馈赠的礼物，也是学生向老师致送的酬金。所以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修（惰）是“制造干肉”，饰则是“擦拭饭碗”。“饰”这个字，本义是“拭”，也就是拂拭、清洁。从字形看，是一只手拿着一条餐巾，在拂拭食品或食器上的灰尘和污垢。《周礼？地官？封人》说：“凡祭祀，饰其牛牲”，这里的“饰”便是使其清洁之意，不是装饰打扮。所以修（洗涤）和饰（擦拭）也可以连起来，叫“修饰”。
修饰不是可有可无的，也马虎不得。古时，一个人如果没有好名声，就叫“修名不立”；而一个大臣如果搞**，犯了贪污罪，也不叫“不廉”，而叫“篮簋不饰”。篮（fu），长方形，是一种古代食器，青铜制，有盖有耳，用以盛黍稷稻粱。簋（guT）也是一种古代食器，青铜或陶制，圆口圆足，也用以盛黍稷稻粱。也就是说，簠是方饭碗，簋是圆饭碗。“不饰”则是“不常擦拭，没弄干净”。饭碗既然弄不干净，当然要“丢饭碗”啦！
又岂止是会丢饭碗，弄得不好，还会掉脑袋。春秋时，一个名叫诸师声子的人就差点因此而脑袋搬家。因为他在参加国君的宴会时，穿着袜子就登上了酒席，于是他的国君卫出公便勃然大怒，喝令“推出午门斩首”。尽管诸师声子再三解释，说自己不脱袜子，是因为脚上生疮，恐怕君王见了会呕吐，也无济于事，最后只好落荒而逃，才幸免一死。
这也奇怪。不就是没脱袜子吗？也值得说翻脸就翻脸，甚至要问以死罪？原来，古人席地而坐，因此进门必须脱鞋。脱鞋之后，脱不脱袜，则要看身份。如果身份相当，可以不脱；如果是卑者见尊者，如臣下见君主，儿媳侍翁姑，就一定要光着脚，叫做“跣足”。跣足是表示敬意的方式。当年晋悼公盟会诸侯于鸡丘时，为了向执法如山的中军司马魏绛表示敬意，就曾“跣而出”。君对臣示敬尚且要“跣足”，诸师声子“袜而登席”，当然要被视为“大不敬”。能死里逃生，实属万幸。
袜子不脱不行，帽子乱戴也不行。另一个名叫子臧的人就当真为此掉了脑袋。这位子臧，大概也确实是个花花公子，竞喜欢一种名叫“聚鹬冠”的装饰。所谓“聚鹬冠”，大约就是用鹬羽做成的帽子。鹬（yu）羽色黄、褐、沙灰，密缀细碎斑纹。聚鹬而冠，可能比较好看，却是“非礼之服”，或者说是“奇装异服”。他老爸郑文公听说后，十分厌恶反感，居然买通强盗，把自己这个亲生儿子，诱拐谋杀在陈宋之间的某地。
这又奇怪。不就是一顶帽子吗？何至于谋杀亲生儿子呢？但在中国古代，帽子却是不好随便乱戴的。比如春秋时陈灵公戴着楚国的便帽（南冠）去会情妇，东周王朝的使臣单襄公便断定他要倒大霉，也该亡国。后来，陈灵公果然被情妇的儿子射死在马厩里，楚军也打进了陈国。所以我们现在还说：“不要乱扣帽子。”帽子戴错了，那是要出人命案的。
人命关天，当然不能含糊。穿衣戴帽，又岂能说是小事？
其实，中国人并没有厚此薄彼，只重饮食不重服饰。我们常说的“衣食住行”、“衣食父母”等等，“衣”不是就排在“食”的前面吗？衣不蔽体，不是和“食不果腹”同样悲惨吗？所以，就像吃饭是政治问题一样，穿衣也会和政治发生关系。就拿前面提到的那位身为“内阁总理”的“天官冢宰”来说，他就不但领导着一大帮厨子，也领导着一大帮裁缝。在他的下属官员和职员中，也有不少人在编制上，是归属于“服饰部”的①。人数虽然没有“膳食科”多，却也相当可观。
文明与野蛮
事实上，正如治国之道常常被看作是烹调术，它也常常被看作是纺织业。中国古代的所谓“圣王”，都被描述成“经天纬地”的大人物。经，是织布机或纺织品的纵线，纬则是横线。经天纬地，就是像纺纱织布一样有条有理地治理天下。
其实，所谓“治理”，原本也是纺织业上的术语，即把一团乱麻或乱丝，“理”出一个头绪来。治理的“治”，本来是“乱”（乱），而“乱”这个字，本义又是“治”。它的字型，上面有“爪”，下面有“又”，中间是丝。丝容易“乱”，所以必须用一只手在上面抓着，又一只手在下面托着，才有可能“理顺”。理顺就是“治”，不理顺或理不顺就是“乱”。天下大乱以后便是天下大治，天下大治以后又天下大乱，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所以要有“经天纬地”的大人物来收拾局面。后来，大家也觉得治和乱都用一个字，难免混淆不清，于是才用治水之“治”，代替了理丝之“乱”（乱）。
治理天下国家，既然有如“理乱丝”，或如“烹小鲜”，则“王天下”者，也必是裁缝或厨师。比如伏羲（庖牺）是大厨师，黄帝（轩辕）则是大裁缝。据说，他是我们民族最早的服饰发明家，也是最早拟订服饰体制的大礼学家。黄帝的主要发明，是旃、冕和旒。旃是一种军旗，冕是一种礼帽，旒则是旗下的飘带和冕前的下垂物。看来，黄帝的主要贡献，在于“饰”。而养蚕业和制衣业的发明人和领导人，则分别是他的正妻嫘祖和他的臣属胡曹。当然，他们的功劳也都可以照例归于黄帝。据说，自从黄帝制定了服饰礼仪后，紊乱无序的天下便变得井然有序了。以后，尧、舜二位，也照此办理。传位到禹，虽然自己的穿着不讲究，但祭礼之服还是不含糊的。这就叫做“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伏羲是三皇之首，黄帝是五帝之先，尧和舜都是神话了的部落联盟长，他们几位带了头，以后的“圣王”，或比圣王低一等的“明君”，或比明君还低一等的候补明君，以及预备辅佐他们平治天下的儒臣门，便都相当地重视服饰的事情，而且往往能“上纲上线”到国家兴亡、民族存亡的高度。比如衣襟向右开（右衽）还是向左开（左衽），就不是可以马虎的小事。有一次，孔子和他的学生讨论对管仲的评价问题。他的两个学生子路和子贡都认为管仲“不仁”。因为管仲原是公子纠的师傅。齐桓公（即公子小白）与公子纠争夺君位，杀了公子纠，公子纠的另一位师傅召忽因此殉节而死，而管仲非但不自杀，反倒投靠桓公，成了桓公的得力辅佐，这不是叛徒吗？怎么能算是“仁”呢？孔子却说，啊！要是没有管仲，我们这些人，只怕都早已披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了！可见，在孔子这里，衣襟向哪边开，至少比谁当国君要重要一些，也比什么“从一而终”要重要一些。
这就很有些非得要弄清姓资姓社，分个白猫黑猫的味道了。其实，不管白猫黑猫，能逮老鼠就是好猫。同样，也甭管右衽左衽，穿着舒服漂亮就是好衣服，哪怕当中开缝也行。然而孔子他们不这么看。在孔子他们看来，衣襟要是开反了，就会从文明变成野蛮。儒家是很看重这个区别的。用他们的话说，就叫“夷夏之别”。夷就是蛮夷，也就是野蛮人；夏就是华夏，也就是文明人。文明人和野蛮人有什么区别呢？首先是吃饭不同，——野蛮人吃生肉，文明人吃熟食。再就是穿衣不同。《礼记？王制》说：东方的野蛮人叫“夷”（东夷），披头散发，身上刻花纹（披发文身）；南方的野蛮人叫“蛮”（南蛮），也是光着身子，脸上脚上刻花纹（雕题交趾）；西方的野蛮人叫“戎”（西戎），披头散发，拿野兽皮裹在身上（被发皮衣）；北方的野蛮人叫“狄”（北狄），拿鸟羽毛做衣服，住在洞里（衣羽毛穴居）。这些都是“不开化”民族，通通只能算作野蛮人，没法和华夏民族相提并论。
其实华夏民族先前也是茹毛饮血光着屁股的。能拿兽皮鸟羽遮遮身子，就很不错。任何民族都有一个“开化”的过程。“开化”之前，谁不是这样？然而现在不同了。现在既已得了“先王教化”，衣冠楚楚起来，自然要视披发文身为野蛮，羞与为伍。甚至连衣襟向左边开都要视为奇耻大辱，不能接受。
原来服饰是文化的象征和标志，是有文化与没文化、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分水岭，那当然不得开玩笑。因此，一个中国人，如果穿上了“夷狄”的服装，就会为他人所不齿。比如《阿Q正传》中的那位钱太爷的大儿子，从东洋留学回来，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一身的西装革履，手上还拎了根“司的克”，自以为摩登得了不得，可是父老乡亲都不“吃”那一套，背地里叫他“假洋鬼子”。“鬼子”已不是人，何况还是假的？自然不但“人格”卑下，只怕连“鬼格”也没有。连带他的老婆，虽然因此而跳了三回井，也为虽穷且乏又罕有头发却毕竟留着一条小辫子的阿Q所不齿，认定她竟然“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所以，当阿Q躲在土谷祠里大做其“革命梦”兼“女人梦”时，便把“假洋鬼子的老婆”从候选人的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