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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为，道教之道既是神仙之道，也是自然之道，同时也包含某些科学之道的“合理内核”。
道教科技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道教中所内蕴的丰富科学思想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何谓科学思想？一般认为，“科学思想是科学产生、发展的思想依据和思想方法，也包括科学成果所蕴涵的思想精髓”。郭金彬：《中国传统科学思想史论》，知识出版社，1993，第1页。道门中人千百年来在其长生不死宗教信仰驱动下，出于宗教修持和延年益寿的需要，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究人事，孜孜不倦地探索天地自然与人体生命奥秘。在广涉医学、药物学、养生学、天文历算等领域都孕育并积累了丰富的科学思想。道教科学既是道教思想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一部分。对道教科学思想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推进道教学术研究，而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人类已迈进21世纪，加强道教科技思想研究，有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现代科技与文明的发展。
道教科学思想相当丰富，除了按科学分类，可分为道教化学思想、道教医药养生学思想、道教天文学思想、道教地理学思想、道教数学思想、道教物理学思想、道教生态学思想外，在科学思维和科学研究方法论方面也蕴育形成了深刻的科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在炼制金液还丹、堪天舆地之类的宗教修行实践活动中，道教业已孕育并初步形成了“仰观俯察”、“观变察机”、“参验”、“勤求试之”、“析理入微”、“原始返终”、“由易及难”的科学思维方法与思维模式。
“思维”一词，英文为thinking，它源于拉丁文tongere；中文思维亦作思惟，即思考的意思。《汉书·张安世传》有云：“使专精神，忧念天下，思维得失。”《汉书·张安世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9册，第2648页。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心理学、脑科学对人脑思维的心理与生理机制的深入探索，以及电子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对人脑思维功能的模拟研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人脑思维运动的机制与规律性，思维一词的涵义已大大超出原来的意义。学术界许多人都从不同角度、层次上理解和使用思维这一概念。虽说如此，但一般认为思维是人类的理性认识活动，它借助于语言、符号与形象作为载体来抽象反映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复杂的生理与心理活动。而思维方式，则是表征人们在思维活动上的不同结构、不同特征、不同类型的范畴，指的是思维主体用以反映客体的相对稳定的样式。赵风歧在《思维方式简论》一文中认为，思维方式“是以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习惯和方法等因素所构成的人们思考问题的程式和方法”赵风歧：“思维方式简论”，《百科知识》1986年第8期。。这一观点笔者极为认同。在构成思维方式的诸多因素中，文化背景包括历史地继承下来的观念形态和思想资料，也包括民族传统和心理素质；知识结构包括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科学技术水平和一般知识水平；方法因素是指一定的文化背景和知识水平作为构成思维方式的要素，一旦在一个人的头脑中联接起来，便介入新的思维过程，影响着思维运动的格式、进程和具体形式，转化为观察、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习惯因素则是指在一定的知识结构和文化水平制约下，按照一定的思维方法所进行的思维活动无数次的反复，“习惯成自然”，从而使思维活动的逻辑行程定型化为某种固定的习惯势力。因此，这些构成思维方式的各种因素是统一的，“它们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在交互作用的总体上表现为某种思维方式的特定类型”赵风歧：“思维方式简论”，《百科知识》1986年第8期。。
思维方法与思维模式一方面来源于科学实践，受实践水平的制约；另一方面，一定的思维方法和思维模式形成后，它又会反过来对科学实践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有时是长期和深远的，这已为科学发展的历史所证实。在科学研究中，探索之成败，收获之多寡，不仅仅取决于探索者已有的知识储备之丰富程度，也不仅仅取决于研究者投身其中的勤勉与否，而且还取决于他在科学探索中是否具有恰当、先进的思维方法和思维模式。思维方法和思维模式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如同恩格斯所言：“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且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第45～46页。道教科学思维方法也不例外，同样也是历史的产物，深深地烙上了道教徒宗教修行活动的痕迹。
第一部分：自然之道——道教科学思维方法探析道教之“观察”
在炼制金液还丹之类的宗教修行实践活动中，道教业已孕育并初步形成了“仰观俯察”、“观变察机”的科学观察思想。众所周知，观察和实验是科学研究中最基本、最普遍的方法，它是认识主体获得感性材料的根本途径。道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古代化学、医药学和天文地理学领域取得建树，与道教重视观察、勤于实验的科学思维方法和思维模式密不可分。人类对自然奥秘的探究始于观察。观察是人们对自然现象在自然发生条件下进行考察的一种方法。在古代社会，先民对自然的认识主要是依靠生产活动的实际经验以及对自然状态下各种事物现象的观察，并以简单的逻辑推论去猜想自然的规律性，从而产生古代的科学知识。《周易》云：“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系辞上传》，黄寿祺、张善文撰《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535页。这是中国古代观察思想的最初表露。道教素有“夜观天象”的传统。据《楼观本起传》记载，“楼观者，昔周康王大夫关令尹之故宅也。以结草为楼，观星望气，因以名楼观。此宫观所自始也。问道授经，此大教所由兴也。”《终南山说经台历代真仙碑记》，《道藏》第19册，第543页。道教的宗教活动场所一般称宫观而不称寺，可能与此有一定的关系。道教宗教活动场所除了称宫观外，还有庵、院、庙、岩等名称。
值得重视的是，道门中人中已经将观与察相连并用，“观察”一词在《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中已出现：
至于观察纬度知国存亡，审命运之盛衰，验未然之必然，覆生民之大慈，作群方以定物名……可谓朗矣可谓神矣。《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中，《道藏》第18册，第754页。
观察天象就可知道国家的存亡，审视命运的盛衰变化，这样的事情在道门看来是非常明朗和神奇的。道教重视星象和物候地理的观测，这固然是受先秦道家遗风之影响。司马迁在《谈六家要旨》中指出：“道家者流，盖出史官”。史官在古代即负有执掌天文观测之责，但更为重要的是出于道门自身的内在需要。
首先，道教为实现其“佐国民”“身国同治”的政治理想，必然重视天文星占。道教从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出发，认为天象与人事密切相关：“天乃为人垂象作法，为帝王立教令，可仪以治，万不失一也”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第108页。；“圣人制法，皆象天之心意也”。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第147页。观察天象及山川地理的变化，才能推测“天意”（从某种意义上说，天意代表了一种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自然规律），从而做到“顺应天意”并“应天而行”，从而治国而国太平，治身而身长生。所以，通过对“妖星、晕珥、云气、虹譑”的观测来占验人事吉凶的占星术，对于时时不忘出山辅佐帝王、致力于天下太平的道教来说，就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占星术依据天象的变化来占卜地上年成丰歉、个人祸福、战争胜负乃至国家兴亡，道教对占星术的倚重必然促使道门中人积极观测天象，推动了道教天文学的形成与发展。
其次，道教自身修炼的宗教实践活动也要求道门中人通晓天文地理。《丹房须知》云：“修炼之士，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达阴阳，穷卦象，并节气。”《丹房须知》，《道藏》第19册，第57页。道人炼丹时，掌握了天文地理知识，就可以“休旺日时，升降火候，进退鼎炉。”《丹房须知》，《道藏》第19册，第57页。所以，为了要达到延年益寿乃至羽化为天仙或蜕变为地仙之目的，天文地理的观测是不可或缺的。这是因为，在道教看来，天地人一体，个体生命的长短夭寿与外界自然环境休戚相关。《太平经》就指出：“天地病之，故使人亦病之，人无病，即天无病也；人半病之，即天半病之，人悉大小有病，即天悉病之矣。”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第355页。
道教炼养以“道法自然”为圭臬，强调顺天应时，因此《太平经》严厉批评了那种“内则不能究于天心，出则不能解天文明地理”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第175页。之人。“仰观俯察可以赜其机，一始一终度数筹算可以得其理。”《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注》卷下，《道藏》第2册，第426页。换句话说，只有注重对天象、地理、物候的观测，才能探赜索隐，掌握天地运行之机理，做到“体天法象”，达到最佳炼养效果。从这一修道思想出发，道教的许多炼养方术如上清派所传的各种存思北斗七星法、存五方神法以及吞食日气月精星光之类的服气法，都是结合一定的天象地理方位知识构建的。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多层次、全方位梯级神仙谱系的构造，斋醮祭坛的设制，以及步罡踏斗之类的科仪编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