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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惟必须节俭，免得人说嫌话耳。
有人以为这一诗一跋，有如遗嘱，真成语谶。嗣同曾从杨仁山学佛，其夫人亦知佛法，故有“十五年来同学道”之语。跋中劝妻节俭，“免得人说嫌话”，正指庶母而言。嗣同情感丰富，笃于手足之爱，而两兄、两姐，均先嗣同而卒，次兄嗣襄于光绪十五年殁于台湾，接得噩耗，一恸晕绝。岂知嗣同亦竟于三十四岁的英年，毕命西市，至此他的母亲徐夫人所生二子三女，皆已不存，地下有知，必不瞑目。但生者已矣，死者何堪？清末达官，家庭遭遇之惨者，莫如谭继洵。
第二章忧国愤时（1）
光绪甲午之役，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刺激，深刻无比。谭嗣同忧国愤时，真有椎心泣血之慨，看到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轰轰烈烈，自然向往，因于乙未年秋冬之间，只身北上。其时康有为虽因“强学会”为旧派所嫉，听人之劝，由京南下，暂避风头，无从晤面以外，但与梁启超一见即成莫逆。此外以贵公子的身份，在京中结识了好些名士，皆为一时俊彦，在现代史上各有一席之地。特据左舜生所列出的名单，作一简介：
夏曾佑，字穗卿，号别士，又号碎佛，杭州人，光绪十六年庚寅的会元，点翰林，夏元瑜兄的尊人。夏别士极渊博，五十以后，弃书不观，谓天下无可读之书，无可谈之人，牢骚可想，终以酒废，且以酒死。于当世举人，自谓“孙仲容吾敬之，章枚叔（太炎）吾畏之，严几道吾友之”。谭嗣同认识夏别士，是由梁启超所介绍，但夏别士意颇轻之，说“梁卓如作清代学术概论，误处开卷便得”。举数例，信然。
夏别士亦为诗人，中年所作，诡怪无比，如：
云龙冉冉帝之旁，洪水茫茫下土方，板板上元有元子，亭亭我主号文王。
晚年则归于淡雅简练，如《己亥与章枚叔夜饮即送其之天津》两律：
我居北海君南海，浩荡江湖幸一逢。寒风凄雨秋正苦，疏灯草具酒将空。一望遗恨沉吟老，数着残棋万变中。世界果然无作者，殷勤重为拭青锋。
拔剑高歌望友生，强施枉策助长征。经神孤寄刘荀外，此法兼持老墨衡。四海何年归倦羽，一身自爱尽平生。箜唱遍西风恶，延伫孤云一怆情。
夏别士论诗，以为“清三百年绝句，当推二王。壬秋第一，贻上第二。贻上无我，王翁有我。”以王壬秋、王渔洋并论，其说甚奇亦甚新。夏别士为文论学，不肯轻蹈前人窠臼，于此可见。
文廷式，字芸阁，号道希，江西萍乡人。此人一生的遭遇，极富戏剧性。他教珍妃读过书，又是翁同的得意门生，而翁同又是帝师。这个三角关系，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所谓“帝党”。慈禧太后为了抑制光绪的权力扩张，首先要对付翁同，因而一面加以安抚，一面以驱逐文廷式、幽禁珍妃作为警告。其间后党、帝党势力的消长，以及彼此勾心斗角的脉络痕迹，固甚明显。
文廷式工于韶语、骈文、诗、词，无不清丽秀雅，调尤丽，而体貌魁伟。王壬秋说梁鼎芬为“大盗之貌”，文廷式实亦类似。被逐后抑郁无聊，以终。
沈曾植，字子培，号乙，又号寐叟。他是光绪六年丙辰科的三甲进士。这一科的会试，由翁同主持，得人甚盛：王懿荣、梁鼎芬、于式枚、李慈铭、徐琪、安维峻、郭曾，还有杨崇伊，都在这一榜，但论人品学问，都不及沈曾植。
沈曾植入仕后，先在刑部当司官，外放后官至安徽藩司，清亡不仕。当时在上海的遗老，瞿鸿科名、官位都最高，自是领袖。瞿殁后，公认沈曾植冠冕群伦。王国维对沈极为推崇，左舜生说他是有清三百年学术史上的殿军。于书无所不读，“综览百家，旁及二氏”，虽无专门著作，但“海日楼”的随笔，嘉惠后学不浅。书法冠绝一时，近时工书者，无不敛手推重。
王鹏运，字幼遐，号半塘老人，广西临桂人。功名不过举人，官亦不过给谏，但为同光大名士之一。吾友汪中教授作《清词金荃》，刊之为同光词人之首，其论如此：
半塘早年词由碧山、白石入手。甲午之后，国势陵夷，与文廷式唱酬。廷式磊落权奇之士，所作多激壮之音，故半塘此时趋步稼轩。
丙申以后，渐由稼轩梦窗而追清真，蜩知集中，次清真韵者凡十四阕，此盖受疆邸、大鹤之影响。
半塘有功词坛，尤在校刊词集，况周颐、朱强村助之，影刻成四印斋所刻词，共二十五种。强村词学，亦受半塘引导，厥功伟矣。况氏有半塘老人传，强村题半塘定稿曰：“香一瓣，长为半塘翁。得象每兼花外永，起孱差较茗柯雄，岭表此宗风。”亦见其倾倒矣。
按：强屯为朱孝臧，大鹤则郑文焯，况周颐是王鹏运的小同乡。论王鹏运词学渊源，乃由南宋王沂孙（碧山）、姜夔（白石）入手，兼取辛弃疾（稼轩），而终由吴文英（梦窗），以追北宋的周邦彦（清真）。词至清真，犹诗至少陵，空前绝后的第一作手。王鹏运追及此境界，自足为同光词坛盟主。况周颐以为王鹏运的词，得力于王沂孙（王有《花外集》），而振衰起敝之功，过于常州词派的创始者张惠言（张有《茗柯词》），而（岭表此宗风）则以创广西词派期诸王鹏运，惜乎（岭表）的后劲不继。
张元济，字菊生，以字行，浙江海盐人。光绪十八年壬辰科的翰林，与蔡元培同年。甲午一役，与一般有志气的士大夫一样，饱受刺激之余，力主改革。当时的所谓“新党”，大致分急进、缓进两派，前者主张政治改革，淘汰老朽，登进新人；后者认为应以启迪民智着手。张菊生是缓进派，在京中办了一所“通艺学堂”，教授英文、数学，有学生四五十人。其时张菊生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总理大臣张荫桓得翁同的支持，权势日上，对通艺学堂赞助甚力，目的亦是为了总署培植人才。
戊戌四月间，他与康有为同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所保荐，四月二十八日与康同被召见，时为翁同被逐的第二天。六七月间曾劝康南下办学，康不听，八月初之政变，张毫无所闻。事后照常入值，静待被捕。至八月二十三革职，永不叙用。回上海不久，参加商务印书馆工作，最后成为此一中国最大出版机构的最高负责人。
张菊生为近代版本目录学专家，鉴别宋椠，更为权威。丁日昌持静斋以后，广东收藏宋版最有名的是潘宗周，以从“皇二子”袁克文购得号称海内孤本的宋刻《礼记正义》，因称其藏书楼为宝礼堂，辑有《宝礼堂宋本书录》。张菊生为作一数千言的序，列举宋版体裁、格式、纸、墨、书法，为研究宋版者必读之文。
江标，字廷霞，号萱圃，一号师（许）。光绪十五年己丑翰林，官至湖南学政。其时陈宝箴当巡抚，力扫积弊，开发山林，谋以一隅之地，立富强之基。江标赞助合作，以新学课士，使守旧的风气，得以逐渐转移。他是苏州人，为叶昌炽的弟子，精于碑版目录之学，刻有灵鹣阁丛书。
第二章忧国愤时（2）
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县人，所以熊贵后称之为“熊凤凰”。光绪十八年进士，但至二十年始补应殿试。以妻丧及续弦，请假回籍，佐陈宝箴、三立父子办理新政，深受器重。其时湖南鼓吹新政，培植人才，办有时务学堂、湘学新报、南学会。湖南守旧派奉王祭酒先谦为“祭酒”，手下大将为叶麻子叶德辉，以巡抚袒熊，旧派不敌。叶麻子因用熊、陈二姓，以拆字格作一谐联相比：“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一耳偏听，晓得什么东西？”又有一次南学会请湘中名儒皮锡瑞演讲，熊希龄亲自摇铃开会，叶又作一联，以锡瑞字鹿门，乃用姓字首二字曰：“鹿皮讲学，熊掌摇铃”，闻者无不大噱。
熊、叶的结怨，在于王先谦等上公呈攻击梁启超及时务学堂，熊希龄乃展开反击，黄彰健记述：
湘绅公呈上于五月二十二日。在五月二十六日，湘绅熊希龄、黄膺、戴展诚、吴獬、戴德诚，遂联名公恳抚院整顿通省书院。他们认为：通省书院积弊太深是由于书院山长多由回籍绅士担任，“视为养志之资，或假师位以要结官府，招摇纳贿”，熊希龄等人此一呈文很明显的是针对王先谦说的。
他们在呈文中提到，湖南绅士“分畛域，非本地士绅不能当山长。倘聘他省之人，束或重，于是觊觎排挤，无所不至”。这是针对叶德辉谋求时务学堂总教习而说的，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的薪俸，在其时湖南学界中最高。他们的呈文提到，近来各书院山长多不住院，而学生太多，乃立斋长等名色领袖之。斋长既与学生地位相等，无人敬畏，以致书院风气甚坏。这又是针对王先谦的岳鹿书院说的。王先谦在复毕永年书中，即已自承，因不放心家庭，未能住院，只好聘斋长，管理学生。
熊领衔的呈文要求陈宝箴将全省书院山长本年束全行致送，另行延请博通时务之人主讲，这自然是办不到的。熊希龄等人的呈文不过是由于湘绅分呈上后，他们借此向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出气。
书院山长的地位极高，所谓“老师宿儒”，往往为督抚所尊礼，为王湘绮应聘主成都尊经书院，丁宝桢待以上宾之礼。桐城派名家吴汝纶，先在直隶当知州，风尘俗吏，奔走为劳，因称病辞官。李鸿章立即聘他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吴汝纶接到聘书，立即去拜总督，李鸿章开中门迎接。按：延宾之礼有所谓“软进硬出”，如门生拜老师，进由便门，出则开中门相送，如“硬进”则必“硬出”，将军拜总督固持此礼，老师拜门生亦然，李鸿章乃是代表通省士子尊师，犹如东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