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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曾出版发行“左联”刊物《北斗》、《文学导报》的上海湖风书局遭查封。2月，国民党决定在上海、汉口、南京、北平、天津五个大城市设立新闻检查所，实行严厉的新闻检查。
4月，国民党中执委批准上海市的《新闻检查所暂行组织条例》，将新闻检查制度化。
5月中旬，北平《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被国民党宪兵逮捕。
5月，原重庆《大中华日报》主笔、上海《大陆新报》创办人王鳌溪被捕后，很快在南京雨花台遇害。重庆报界协会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开会致电军委会、民权保障同盟等，要求查清真相，伸张正义。
6月22日，广东新闻通讯社记者侯友礼，未经宣布罪状，即被当局执行枪决。
7月，西安《民意报》因刊载的社会新闻触怒当道被控，社长裘兰生被拘押，西安新闻界呼吁全国新闻界声援。
7月31日，北平《文学杂志》在出版3、4期合刊后被禁，编辑和主要撰稿人被捕。
8月3日，南京当局通令各地政府，凡因违反出版法经注销登记的书刊报纸，一律不得再次要求登记。
8月9日，国民党中执委常务会议核准备案《检查新闻办法大纲》。
8月25日，长沙《平民日报》遭查封，主笔蒋寿世被捕入狱。
8月，现代书局出版的巴金小说《萌芽》被禁后，改名《煤》，再改名《雪》。
9月21日，国民党中央通过《修正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
10月5日，国民党中央通过《新闻检查标准》。
10月26日，开明书店杭州分店遭查封。
10月30日，国民党政府发出查禁普罗文艺密令，要求在审查普罗作家的刊物时，“须更严密，勿使漏网”，已禁的出版物如仍在流行，要“切实认真取缔”。同时公布了《取缔不良小报暂行办法》。
11月1日，北平《文艺月报》出版第3期后遭查禁。
11月13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令将全国邮电检查事宜改归调查统计局（即臭名昭著的“中统”）管辖，并附邮电检查施行规则。
11月，国民党当局先后派人破坏、捣毁上海艺华影业公司、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神州国光社、光华书局及承印英文《中国论坛》的勒佛尔印刷所等，并散发恐吓信。鲁迅的《二心集》在浙江率先遭查禁。
《笔底波澜》 第三部分1934年：史量才以身殉报（1）
笔底波澜
1934年：史量才以身殉报
从1月7日起，《大公报》开辟了《星期论文》专栏，每周日由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执笔，评论世事时局，开创了民间报纸与学界结合论政的新形式。第一篇是胡适的《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直到1949年5月，15年间《大公报》共计发表750篇星期论文，200多位作者中以大学教授为主，左中右俱全，真正体现了《大公报》兼容并包的气度。当年12月9日，胡适为《大公报》撰写了《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借题发挥，要求当局明令全国，保障一切“不以武力及暴动为背景”的结社与言论，“释放一切因思想或言论犯罪的拘囚；并且应该明令一切党政军机关不得因思想言论逮捕拘禁人民”，“取消一切钳制报纸言论与新闻的机关”等。
此时，《大公报》的声望已如日中天，然而他的新闻、言论常常引起当局的不满，又是“警告”，又是办事处差一点被捣毁，特务制度、新闻检查制度让“矮人国”里的“巨无霸”头疼不已。胡政之读了胡适“痛快之至”的文章，欣然表示“彼此共同负责”，并“为文作桴鼓之应。”胡政之们和胡适之们联手争取言论自由的时代，无疑正是近代中国民间报纸与知识界结合的黄金时代。
2月10日，杜重远等继续举起《生活》周刊的“火炬”，创办《新生》周刊，成为《生活》的后身，发行量最高达10万份。
2月19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通令查禁149种文艺书籍（涉及28位作家）。从25日起，章锡琛先生挺身而出，由开明书店领衔，26家书店先后两次联名请愿，要求“体恤商艰，从轻处置”。他和夏丏尊还给蔡元培、邵力子写信，要求“解除禁令”。夏衍称“1934年是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严酷的时刻，开明书店的这一义举，现代出版史上也应该大书一笔的。”
2月28日，小说家沈从文写下《禁书问题》一文（发表在3月5日的《国闻周报》上），对禁书提出质疑，他更痛心的是“在当局群彦中，竟无一个人能指出它的错误，实为极可惋惜的事情”。
3月20日，上海26家书店得到的批复是：“一、切实执行前令严予禁毁，以绝流传者30种；禁售者30种；三、在剿匪严重时期内暂禁发售者31种；四、需加删改方准发售者22种；五、准予暂缓执行查禁者37种。”结果导致了臭名昭著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产生。
3月，陈独秀身在囹圄，上海亚东图书馆出了《独秀文存》第十版，印了两千部。7月20日，南京最高法院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终审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8年。8月13、14日，《大公报》全文刊载了判决书。
5月24日，南京《民生报》不顾新闻检查，刊出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贪污舞弊的新闻，结果以“肆意造谣，不服检查”的罪名被罚令停刊3天。5月29日复刊当天，成舍我即在报上发表万言长文《停刊经过敬请国人公判》，批评当局摧残舆论、非法封禁报馆。报纸一出，日销万份。31日，又将此文单张印刷万份，赠送读者。彭学沛以妨碍名誉罪向法院控告成舍我。北平记者公会以及济南、青岛等地新闻界纷纷通电声援。迫于舆论压力，此案最终以撤诉了之，但彭学沛、汪精卫却怀恨在心。
《民生报》揭露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贪污一事
7月23日，《民生报》因刊载来源于民族社的消息《蒋电汪于勿走极端》，国民党当局以失实为由查封报馆，拘捕成舍我。26日，与《民生报》同气连枝的北平《世界日报》因社论被勒令停刊3个月。同一天，南京新闻界要求保释成舍我等。7月27日、30日，上海记者公会、日报公会先后发出通电，营救成舍我，《申报》追踪报道。
1934年7月29日《民生报》发表《停刊经过如此！！！敬请全国国民公判》一文
8月，杭州记者公会通电全国新闻界，倡议定9月1日为“中国记者节”，得到各地同业响应。9月1日，北平、杭州、太原、长沙、青岛、南昌、厦门等地都举行了庆祝活动，有的报纸还休业一天。《大公报》发表评论说：“有了通令，仍然把记者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我们以为与其停刊纪念，还不如积极地要求解放言论，作有效的维护。”北平报界集会决议，致电国民党当局，要求执行去年“九一”保障新闻业和记者安全令。
正是这一天，在记者自己的节日，成舍我在被关押了40多天之后获释，因为拒绝向行政院长汪精卫屈服低头，不仅《民生报》被永久停刊，还不许他在南京以其他名义办报，更荒唐的是剥夺了他以本名或其他笔名发表批评政府文字的权利。全国各报对此连续报道，呼吁言论自由。一个报人傲然直面行政院长的故事也将长久地激动着一部百年言论史。
据国民党中宣部印发的秘密文件记载，从1929到1934年被查禁的书刊约887种。国民党当局对新闻界的迫害无一日停止，新闻界的反抗几乎也没有停止过。
5月29日，徐州《公言报》遭查封、社长被捕后，上海《新闻报》、《时事新报》纷纷报道。6月2日，《中央日报》发表了《徐公言报被封后发宣言请主公道》的新闻。10日，《申报》报道了上海记者公会声援《公言报》的消息。15日，《公言报》社长获释。
7月8日，重庆《新蜀报》、《新民日报》因批评当地市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遭军警搜查，记者吴秋影等3人被捕，吴秋影受到杖责，血肉横飞，奄奄一息。从10日到13日，重庆新闻界一致停刊4天抗议，并通电全国新闻界，呼吁主持正义，要求当局彻查。13日，《中央日报》发表《重庆市长摧残舆论》的文章。17日，天津《大公报》发表短评《重庆的滥捕记者案》，声援受害记者。25日，绥远报界通电呼吁释放重庆被捕记者。8月20日《北平晨报》还发表《重庆报界迭遭摧残》的报道。
遭国民党军统暗杀的著名报人史量才
这一年是在史量才惨遭暗杀的悲泣声中落幕的，独立的舆论力量令独裁者望而生畏，《申报》走到了它的顶峰。徐铸成《报海旧闻》中说，蒋介石曾找史量才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黄炎培在《八十年来》中回忆：“有一天，蒋召史和我去南京，谈话甚洽。临别，史握蒋手慷慨地说：你手握几十万大军，我有申、新两报几十万读者，你我合作还有什么问题！蒋立即变了脸色。”两者虽然稍有出入，但“你有枪，我有报”的对话流传至今，为史量才之死平添了几分壮烈。
11月13日下午，沪杭道上——浙江海宁翁家埠，史量才遭到国民党军统特务有预谋的狙击，54岁的一代报业巨子以身殉报。从南到北，悲怆的泪水模糊了整个冬天，整个中国。“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是他留给世界的铮铮誓言。
尽管蒋介石以卑鄙手段扼断了史量才生命的喉管，却没有阻止活着的人们继续争取言论自由。12月10日，离史量才被杀还不到一个月，天津《大公报》、北平《晨报》等24家报纸、通讯社联名致电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