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取氨撞∷凇∏榕馈薄！ �
其时，《大公报》发行量已达到2万份，一言而为天下法，在言论界赢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天津的地方报纸一跃而为全国性报纸，这一点连“只识弯弓”的蒋介石都注意到了。12月29日，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表社评《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肯定蒋介石的通电是“开放言论之诚恳表示”，批评国民党以往对言论的钳制。可是，接下来的1930年又会怎么样呢？
［记事］
1月23日，国民党改组派将《硬报》改名《上海小报》，不久即遭查封。2月25日，又再办《狂风》，发行7期，发行量从7000份上升到1。5万份，不到一个月再度遭查封。
1月，国民党中执委发出查禁《喇叭》、《未明》、《思想》、《流荧》、《创造月刊》等10种“共产党刊物”和查封创造社的通令。
2月7日，以出版文艺图书为主的创造社出版部被封闭，出版了18期的文学期刊《创造月刊》遭查禁。
4月17日，中共在上海出版半公开的《白话日报》，5月19日起改名《上海报》，两周后即遭查禁。之后转入地下秘密发行，多次遭查抄、禁售，编辑遭通缉，承印人、报贩被捕、罚款乃至监禁、判刑。
4月18日，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制定了《查禁伪装封面的书刊令》，主要是针对共产党刊物。
5月3日，北平燕京通讯社被国民党中央指为“反动宣传”，明令查禁。
同一天，上海租界的英文《字林西报》因为辱骂蒋介石而遭封杀，邮局禁止寄递，海关禁止运送，政府机关停止订阅。
5月15日在上海创刊的《引擎》月刊只出了一期就遭查禁。
5月22日，国民党中宣部通令查禁《先声周刊》、《快乐之神》（《红旗》伪装封面的化名）、《中国工人》、《觉悟青年》等书刊。
6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查禁反动刊物令》，称各地“反动刊物”屡禁不止，危害极大，要求各地军警机关迅即严查。
6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取缔销售共产党书籍令》，附有取缔办法二条，除了取缔书店，还要取缔印刷场所和工人。10月，上海特别市政府公布“取缔上海文化团体规则十二条。”6月，国民党中宣部下令查禁北平“反动刊物”《民意》、《急转》。
7月29日，当局授意暴徒捣毁了左倾的现代书局、光华书局、创造社等书店。同月，由叶灵凤、潘汉年等主编、以杂文为主的《小物件》半月刊，希望成为“自由发表思想之刊物”，仅出了2期，国民党中央即指控其“捏造是非，混乱视听”密令查禁。
8月1日，中国济难会编的《牺牲》遭查禁。
同月，朱镜我等在上海创办《新兴文化》，出了一期就被禁。由泰东图书局出版、钱杏邨主编的《海风》周报以倡导无产阶级文艺而被禁，共出了17期。
9月20日，蒋光慈等编辑、春野书店出版的《世界周刊》遭查禁。
10月3日，再度复活的《京报》因刊载汪精卫等的联合宣言，遭南京国民政府电令查封，汤修慧被传询。
10月7日，北平《新报》因报道“不慎”被勒令停刊，经理部长凌启佑、编辑朱大枬被监视。北平新闻界曾就《京报》被封、《新报》被停发出呼吁，并要求当局撤销对凌、朱等的监视。
10月26日，蒋介石命令南京卫戍司令部，即日起检查各报馆各通讯社稿件，以后军事消息，一律由卫戍司令部发。
10月27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委会宣传部发布《日报登记办法》，“凡登记不合格或不履行登记之日报”，将禁止出版。“登记合格”的日报，“如发现反动之言论”，将“撤销其登记资格，禁止出版”。
10月28日，国民党中宣部发出通令，要求北平各日、晚报和通讯社在10天内履行登记。
11月6日，《上海晚报》遭当局查封。
11月15日，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社会科学刊物《思想》月刊改名《新思想》继续出版，也遭查禁。
11月22日，广州觉悟社因发表中央将派军队到广东的消息，7名记者被捕。
这一年，国民党还颁布了《全国重要都市邮件检查办法》、《各县市邮电检查办法》等，在全国各地到处设邮电检查所，实行新闻邮电检查，并密令禁止邮递发行“反动”书刊。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30年：《大公报》重申“四不”（1）
笔底波澜
1930年：《大公报》重申“四不”
蒋介石开放言禁的通电发出没多久，1930年1月，新月书店出版了《人权论集》，收入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三人在《新月》发表的《人权与约法》、《论人权》、《论思想统一》等文。胡适在序言中说：“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民间舆论一片叫好，有人称“自梁任公以后胡先生首屈一指。不特文笔纵横，一往无敌，而威武不屈，胆略过人”。
尽管与胡适他们相呼应，国民党内的开明派也提出了遭中央政治会议否决的《人权法原则草案提议书》，但更多的是一片“呈请缉办胡适”的
胡适等人的《人权论集》也未能逃脱被查禁的命运
声音。2月5日，国民党中宣部密令没收、焚毁《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5月3日，《人权论集》也未能逃脱被查禁的命运。当月15日，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面对国民党的打压，《新月》没有退缩，罗隆基、梁实秋仍发表了《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孙中山先生论自由》等文。
11月4日，罗隆基以“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等罪名被捕。尽管在胡适、蔡元培等奔走下，他当天就回到了家中。但他还是愤然写下了《我被捕的经过与反感》，现身说法谴责“党治”之下无人权，指斥“这是野蛮，这是黑暗，这是国家的耻辱！这是党治的耻辱”。
国民党岂能善罢甘休，教育部一纸命令，就要光华大学解除罗隆基的教授职务，砸他的饭碗。这是当权者对付知识分子惯用的伎俩。
在北方，4月23日，阎锡山控制的北平当局警告《大公报》接受蒋介石的贿赂，在言论上袒蒋。第二天，“两姑之间难为妇”的《大公报》刊出《本报特别启事》，“本报近在南方全被扣留，又于北平将遭干涉。国乱政纷，自由扫地，言之可叹。兹愿向全国读者声明，本报绝不变其独立公正之立场，决无受任何方面贿赂津贴之情事。”4月25日又发表《诉之公众》社评，重申“四不”方针。4月26日，再度发表《对于言论自由之初步认识》社评，呼吁批评自由。
7月15日，《大公报》发表《报纸如何可以为民众说话》社评，批评国民党执政以来摧残言论、压迫报界甚于北洋军阀时代。7月24日，在《言论自由与立言之态度》社评中，再次指出“锢闭思想，干涉言论”是政治上最大的失策，表示“一方面应为言论之自由奋斗，一方面亦应为言论之价值努力。”9月1日，《大公报》在《本报续刊四周年纪念感言》社评中表示，“作一忠实之报告者评论者”，“对于政治上，始终不逾越新闻记者地位之范围……虽力争自由之言论，但政治斗争则不参与”，也就是以言报国，论政而不从政。
在国民党一党治下，民间报纸试图保持独立发言的地位的确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新闻自由与新闻检查之间是不相容的。《大公报》的努力也因此才值得尊敬。胡适称“中国新闻纸以天津为第一”，这是他最早给予《大公报》至高的评价。
10月，胡适就言论自由发表谈话，提出：一、取消一切新闻检查机关。二、报纸新闻，应不加限制，只对法律负责；作者负责任的言论，也应允许尽量发表。党部宣传部如认为某项新闻或言论不合适，可提出纠正或辩论，而不以其他方式干涉。
11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停止检查新闻，《大公报》在第二天发表的短评中称“这是新闻界的一道福音”。实际上，国民党并未放弃新闻检查。从1927年到这一年底，有案可查的至少有700多种书刊被查禁。但由于文化界、新闻出版界持续不断的抗争，国民党控制言论的企图一再受挫，实际效果有限。
3月，郁达夫、鲁迅、田汉、赵南公等51人发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针对“查禁书报，思想不能自由。检查新闻，言语不能自由”的现状，喊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4月7日，上海市商会向国民政府转呈了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的申诉，对军警机关动辄查封书刊深表不满。5月17日，太原《民话报》因刊出《黑幕重重之山西高等法院》一文，编辑张荫轩被非法拘捕。5月23日，太原市新闻记者联合会集会声援《民话报》。
7月，四川军阀刘湘一度查封重庆《西蜀晚报》，报界联合会发表抗议声明。8月1日，《西蜀晚报》因一篇小品文触怒当地军方，报馆被捣毁，多人受伤。重庆报界协会、重庆新闻记者协会、重庆通讯社协会立即发动全市新闻界从8月5日起罢工，成立了“重庆新闻界八一事件罢工委员会”。市民、各界人士也成立了“重庆市新闻界罢工民众后援会”。成都报界联合会奋起声援、抗议。重庆新闻界向刘湘提出三条要求：惩办凶手、保障将来、赔偿《西蜀晚报》损失，并由肇事者向新闻界道歉等。不可一世的枪杆子被迫低头，接受全部条件。18日起，重庆各报恢复出版。这是百年言论史上值得记载的胜利，是笔杆子对枪杆子的一次胜利。这样的胜利确实来之不易。
8月12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