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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维言论、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载在《约法》，民国三年所颁行之《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预戒条例》及民国八年所颁行之《管理印刷业条例》等，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种种自由加以限制，显与《约法》冲突。征之法理，命令与法律相抵触，则命令无效；法律与宪法相抵触，则法律无效。……然自此等诸法颁行以后，言论，出版，集会种种方面居然受其制裁，且因此而罹祸灾者不知其凡几。此真吾国特有之例，无疆之羞，本会认此为切身之害。佥谓在《约法》范围内，该《出版法》等，当然无效，公同议决以后，关于言论、出版、集会等等绝不受其束缚，除通告全国报界，此后誓不承认该《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预戒条例》、《管理印刷业条例》有效外，理合据情通知以免纠纷。
同一天，全国报界联合会发给报界的通告稿《不自由毋宁死》中也断然表明：“凡我同业以后亦幸勿再受此等非法政令拘束”。并要求将通告“务必在各报第一版第一页刊登”。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一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页526 — 527。
这是“20世纪中国罕有的说理透辟、掷地有声的争自由的重要文献”（袁伟时语），不应该尘封在北洋政府内务部的档案中，而应大力彰显，成为百年言论史上有声有色的一个章节。它上接胡适等《争自由的宣言》，下启新闻界、文化界持续不断、要求废止《出版法》之类恶法的运动。
10月12日，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镌》脱离正张独立，成为弘扬新文学、新文化、新思潮的一个重要园地，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最初就是在这里连载的。12月1日《晨报》创刊三周年时，在社论《我们对于“人的生活”的责任》中提出，促成一般人对于“人的生活”的认识，是着手改造社会的“根本中之根本”，是《晨报》和言论界的责任，而不是眼前抓住什么主义来应急。谭熙鸿在《晨报的三周年的纪念》中指出，《晨报》“已渐渐的脱离私人式的言论机关的态度，而入于社会式的言论机关的规模”。
12月，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世界报界大会会长威廉博士和美国新闻家、万国报界联合会新闻调查委员会委员长格拉士等访华，史量才在《申报》举行的招待会上说，“虽七年来政潮澎湃”，《申报》的宗旨从未改变，“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与刚才格拉士所说的“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与本报宗旨正好符合，并郑重表示自己“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
也是这一年，《时报》易主，结束了狄平子时代，但人们将不会忘记这份曾影响中国报业史至深、吸引过少年胡适的报纸。在老报林立的上海，一份新报纸《商报》在这年元旦诞生，曾在辛亥年《天铎报》论坛上小试锋芒的陈布雷主持笔政，他以“畏垒”的笔名评论时政，笔锋犀利，富有魅力，在言论界赢得广泛的赞誉，一份面向商界的报纸也因此具有了知识分子的品格，受到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的欢迎，发行量达一万数千份。
12月10日，《时事新报》出满第五千号，发表梁启超执笔的《本报五千号纪念辞》：
吾侪从事报业者，其第一难关，则在经济之不易独立。……同人等殊不敢以清高自诩，但酷爱自由，习而成性，常觉得金钱之来，必自势力，无论受何方面金钱之补助，自然要受该方面势力之支配；即不全支配，最少亦受牵掣。吾侪确认现在之中国，势力即罪恶，任何方面势力之支配或牵掣，即与罪恶为邻。吾侪不能革涤社会罪恶，既以兹愧，何忍更假言论机关，为罪恶播种；吾侪为欲保持发言之绝对的自由，以与各方面罪恶的势力奋斗，于是乎吾侪相与自矢：无论经济若何困难，终不肯与势力家发生一文钱之关系。
这些话既是大半生“以言报国”的梁启超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曾是《时事新报》长期恪守的原则。
［记事］
1月，内务部批准京师警察厅进行邮电检查和印刷品检查，以防止过激主义的传播。
2月11日，上海新青年社发行部被法租界巡捕房查封，经理周少伯罚洋50元，限3天内离开租界。承印《新青年》的印刷所同时被查抄，排印中的《新青年》第8卷6号稿件全部被没收，并以“言词激烈，有违租界章程”为由，禁止在上海发行。两个经理人各罚洋100元。
3月1日，林白水和胡政之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报》，提出“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
4月18日，在哈尔滨创刊不久的俄文《前进报》主编海特以“宣传过激主义”罪名被捕，6月5日《前进报》停刊。
5月，安徽军阀一次查禁《社会改造原理》、《社会主义史》、《到自由之路》、《新安徽》等6种书刊。
6月，湖南军阀赵恒惕以“宣传过激主义”罪名撤销《湖南通俗报》主持人所兼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一职，6月15日，该报被迫停刊。
7月15日，少年巴金参与编撰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半月》，因发表文章反对四川当局不准女子剪发的禁令而遭查封。
7月，北洋政府内务部批准了吉林《东省特别区暂行取缔报纸规则》，比《出版法》、《报纸条例》更为严酷。
9月1日，胡政之主持的国闻通讯社开始在上海发稿，其实是孙中山、段祺瑞、卢永祥三方合作反对直系军阀的新闻机构。
10月4日，上海租界巡捕房查抄《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等5人被捕，拘押了2天，后以“陈独秀罚洋一百元充公，抄案书籍，一并销毁”结案。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22年：《我们的政治主张》
笔底波澜
1922年：《我们的政治主张》
从文化界到新闻界，争取言论自由依然是这一年的主题。2月14日，北京《晨报》报道了“北大新闻同志会”成立的消息，同时刊出三位教授的演说词。徐宝璜称新闻是近代以来世界“新发明的一大武器”，是“无枪阶级”对付“有枪阶级”的惟一武器。李大钊批评新闻界只关注“督军的举动”、“阔人的一言一行”，却漠视“穷人因穷自尽”或“因受环境压迫发生不幸的结果”。
胡适呼吁讨论“社会上活的问题，真的问题”，“发为有力的主张，这对社会才算有贡献”，“如果把活的问题与真的问题抛开，……谈谈赢余价值，或者捧捧契诃夫、莫伯三，对于社会上事业，一点影响也没有”。哪怕讨论“活的问题”（如总统问题、国会问题等）是有危险的，“甚至于封报馆，坐监牢，受枪毙”，也不能拿空洞的主义来为军阀、政客的报纸“充篇
1922年的胡适
幅”。他之所以要创办《努力周报》，就是身体力行，从关注“活的问题，真的问题”入手，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以言论影响社会，改造社会。
10月14日，蔡元培、林长民、邓中夏、毛一鸣等作为北京72个团体推出的代表，向北洋政府递交请愿书，强烈要求政府“顺从民意”，废止剥夺言论自由的《治安警察条例》和《出版法》。
10月27日，北京成立了“言论自由期成会”。11月10日，140多位作家、记者出席成立大会，公推大同通讯社的林天木为主席，胡适、李大钊、梁启超等60人为评议员，确定宗旨为：“向国会请愿，废止《出版法》，亦别定保护言论自由条例，实现言论自由。”经费由会员负担，一旦达到目的即自行解散。
武汉新闻界也发出了要求废止《出版法》的声音，10月30日，武汉日报公会召开紧急大会，强烈抗议湖北军阀萧耀南取缔报馆的命令，并决定联合北京、上海等地新闻界，一致要求废止《出版法》。
在力倡“少数人的责任”、“一打好人”主义的地质学家丁文江推动下，5月7日，胡适、高一涵、丁文江、陶孟和、罗家伦、张慰慈等知识分子创办的政治评论刊物《努力周报》在北京问世。胡适最终破墙而出，告别了“不谈政治”的自我承诺，开始踏上书生论政的不归路。
5月14日，16位知识分子联名在《努力周报》、《晨报》及《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发表胡适执笔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签名者包括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行知、王伯秋、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朱经农、张慰慈、高一涵、徐宝璜、王文伯、丁文江、胡适。他们中有大学校长、教务长、系主任、图书馆主任、大学教授、医学博士、地质调查所长，都是在各自领域有成就的学人。他们的政治信仰不尽相同，比如李大钊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后来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的梁漱溟与胡适他们的政治观点也有很多分歧，但这并妨碍他们在政治改革的有限目标方面达成共识，发出共同的声音。
16位知识分子以集体联署的方式公开提出了“好政府主义”，在他们看来，一个“好政府”至少能够：“（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为此他们提出政治改革的三条要求：“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和“有计划的政治”。
他们表示，中国之所以败坏到当时的这步田地，原因虽然很多，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呼吁“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第一步也就是呼吁“好人”来建造“好政府”。欧阳哲生编：《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上册，页210—214。
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他们最后提出“南北早日正式开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