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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益世报》因为著论反对军阀，曾被迫停刊40天。福州《心声报》干脆以发表宣言、宣布自动停刊的方式，控诉当局对报纸的迫害、抗议言论出版的不自由。
［记事］
1月30日，江西《九江日报》因报道消息失实被封闭，编辑主任罗常彬、经理万和悦遭通缉。
1月，广东军政府颁布《暂行报律条例》，禁止刊载“淆乱自主政体者”、“煽动、曲庇、赞赏、救护叛逆犯及陷人于叛逆者”等新闻。
4月28日，成都《民知日刊》在出了38期后遭地方军事当局查禁。
5月，北京《启商报》因批评总统冯国璋而遭京畿总司令部查封。成都《平报》创刊不久即因主笔被捕而停刊。
7月18日，长沙《大公报》因为刊登冯玉祥在常德宣布独立的消息，被湖南军阀罚停20天。同一天，长沙《正义报》因刊出同类消息被封，经理杜启荣被判刑3年6个月。
9月25日，广州《南越报》、《新中国报》遭查禁。
9月，长沙《湖南通俗教育报》负责人何雨农因《孔二老师发气》一文，被张敬尧撤职。
10月9日，张敬尧查封湖南《公言报》，并逮捕发行人和一名工人。
冬天，胡政之受天津《大公报》委派前往欧洲，采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召开的巴黎和会，成为中国第一个采访国际新闻的记者。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19年：陈独秀被捕之后（1）
笔底波澜
1919年：陈独秀被捕之后
陈独秀在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1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真是掷地有声，令人神旺：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和旧宗教。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这是一个永远让人记忆的年头，一个激动人心的年头。1月的北大校园，虽然寒气逼人，却涌动着新思潮的暖流。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师长的大力支持下，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等创办了《新潮》（The Renaissance，意即“文艺复兴”）月刊，“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许德珩、邓中夏、黄日葵、曾琦、段锡朋等创办了《国民》杂志，以“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为宗旨。《新潮》更像是《新青年》的翻版，影响在《国民》之上，对全国学生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
到这年3月，即“五四”前夕，以《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新潮》等为代表的报刊大量介绍新文化、新思想，与旧文化、旧思想展开了一波又一波激烈的论战。“《新青年》时代”走上了它的顶峰，同时这也是《新青年》群体分化、演变的前夜，具有不同思想倾向的《新青年》同人即将分道扬镳，根据各自选择的价值观以及对中国的理解踏上改造社会之路。
5月1日，北京各报广泛报道了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攫取德国在山东一切特权的消息，牵动了千万人心，尤其是年轻的学生们。4日，北京学生首先走上街头，聚集天安门前，火烧赵家楼，30多名学生被捕，一场学生运动改写了中国历史。包括邵飘萍的《京报》及《益世报》、《国民公报》在内都作了大量报道和评论。第二天，北京《晨报》、天津《大公报》等在报道有关消息时，还刊出了“北京学生全体通告”，“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的宣誓掷地有声。5月6日的《晨报》社论就是《为外交问题警告政府》，同时发表了各界人士保释被捕学生的函电，为学生请命，一时发行量大增，从近万份上升到两万份左右。从这一天起，远在上海的《申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也刊出了支持学生的新闻和评论。从5月11日起，《每周评论》连续5期对五四运动进行全方位的连篇累牍的报道。5月12日，全国报界联合会发出了“讨贼通电”。5月15日，上海《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时报》、《神州日报》、《中华新报》等7家报纸刊出联合决议，拒绝刊登日商广告。没想到这一决定一直维持了十六七年。
北洋军阀政府从来没有放弃对舆论的压迫。5月20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办的《五七报》创刊不到三天就发行四五千份，却被京师警察厅一纸通令“禁止发行”。《平民周刊》、《救国周刊》、《进化》、《民声丛刊》、《工人宝鉴》、《太平洋》等书刊也遭到相同的命运。5月23日，北京《益世报》
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期的陈独秀
因“登载山东军人痛外交失败之通电一则”，以“煽惑军队，鼓荡风潮”等罪名遭查封，总编辑潘蕴巢被捕下狱。25日《晨报》、《大公报》都报道了这一消息。29日，《益世报》恢复出版，发行量因此大增。
从5月23日到7月7日，北京警察厅每晚派人到《晨报》、《国民公报》检查所有稿件，未经审核的稿件，一律不准登载。《晨报》为此刊出“特别广告”、“特别启事”，一再向读者说明真相，“凡读者诸君所极感兴味极欲闻知之言论事实，不敢保其不受限制”。
即便是在租界，言论自由也时常受到威胁。6月20日，上海法租界颁布“发行印刷品定章”。7月10日，上海租界工部局在纳税西人特别会议通过的《印刷附律》议案，目的就是为了钳制言论。上海书业报界联合会、上海日报公会等团体及各报刊纷纷发表声明、评论，抨击这一违背新闻自由原则的议案。北京公使团因为美国、西班牙等的反对而未能批准。但工部局没有声明撤销，《新青年》、《民国日报》等仍随意被查抄、没收、封禁。7月2日，戴季陶、沈定一等人在给胡适的信中谈及：“如果不能把英租界的提议打消了，恐怕舆论中心的上海，要化成文字狱的监牢啊！”
6月11日晚，陈独秀到北京“新世界”游艺场散发由他起草、由胡适译成英文的《北京市民宣言》，当场被拘捕。6月13日，《晨报》、《北京日报》率先报道了这一消息，举国舆论一片哗然。14日，上海《民国日报》全文发表陈独秀的《北京市民宣言》，15日发表《北京军警逮捕陈独秀黑暗势力猖獗》的述评。同日，《时报》刊出《陈独秀被捕》时评。17日，《申报》刊载《北京之文字狱》杂评，尖锐指出“陈独秀之被捕，《益世报》之封禁，皆北京最近之文字狱也”，批评北京当局“树欲静而风又来，是诚何心耶”。上海《神州日报》、《时事新报》等各大报纸都纷纷发表消息、评论。7月14日，青年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的《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为这位“思想界的明星”大声疾呼。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19年：陈独秀被捕之后（2）
直到9月16日，在舆论的呼声下，陈独秀被关押了93天之后终于获释。期间，连反对白话文的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叔节等也曾站出来为他说话。多年以后，胡适仍记得那感人的一幕，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耿云志、欧阳哲生主编：《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367。
8月22日，《京报》因为抨击当权的安福系政府对日借款是“祸国阴谋，借债愚策”而遭查封，邵飘萍再度亡命日本，编辑潘公弼被捕，监禁了两个月。包天笑回忆，邵飘萍曾亲口对他说过：“这些军阀，鬼鬼祟祟，捣乱世界，设计害民，我偏要撕破他们的秘密。”
10月24日，因为报道北京学界活动、刊载《克鲁泡特金自传》及评论，北京《国民公报》第三次遭查封。第二天，主办人孙几伊被捕，判处1年2个月徒刑（经上诉，1920年5月14日才改判5个月，已超期羁押）。案发之后，舆论哗然，司法界、新闻界尤为关注，《晨报》等京、沪各地报纸纷纷报道、评论，声援《国民公报》和孙几伊，酿成了轰动一时的“国民公报案”。《晨报》连续报道，不遗余力，发表了被告律师的辩护书、一检查官论被告无罪的理由、判决书全文等，时评栏目还发表了李大钊的《国民公报判决感言》等。
从1918年到1919年底，全国被查封的报刊有100多家。尽管军阀压制言论的手段没有变，但在那个年头什么样的铁腕强权也显出了它脆弱的一面，“五四”浪潮汹涌澎湃，浪花四溅，天应海鸣，仅“五四”之后的一年间，全国就出现了400种以《新青年》为榜样的报刊，大多数是学生办的。这些激动过一个时代、浸透了许多莘莘学子理想的报刊掀起了一个新文化的巨大浪潮，将陈独秀、胡适他们所倡导的新思想迅速推向了全国。朝气蓬勃的新青年们有幸赶上了那样一个大时代，仿佛他们天生就有发言权，办报办刊、结社集会，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那是属于他们的时代。正因为如此，所以1919年的天空，才会如此星斗灿烂，令人眼花缭乱。
［记事］
6月16日，上海《民国日报》推出邵力子主编的《觉悟》副刊。
7月14日，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的《湘江评论》，毛泽东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