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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起，青岛警察厅开始实行稿件预检制度。
4月，《湖南公报》因反对21条，被迫改组。
5月7日，邹永成等在上海创办的《救亡报》，出版3个月就因言论激烈而被法租界当局封禁。
5月，《甲寅》改在上海出版，没多久即遭查禁。
6月5日，内政部以“妨害治安”的罪名查禁蓝公武等办的《正谊》杂志。
6月16日，上海《五七报》、《救亡报》、《爱国晚报》三报负责人因“发表激烈反日文字”而遭拘捕，《五七报》被勒令停刊。
6月，汉口中华大学主办的《光华学报》因抨击21条，被地方当局封禁。
7月，长沙《湖南公报》因刊载郴州兵变消息，被湖南当局罚停2个月。
7月，重庆《危言报》编辑姚天笑因所发新闻触怒当地宪兵司令，被私行拘捕。
11月22日，《苏州日报》主笔吴生花因为刊出时评《西区巡警见死不救》，即以“破坏巡警名誉”的罪名被捕。
这一年，武汉《正心报》创刊不久即被封禁。成都《警华报》创刊不久即遭查封，主笔叶树声、记者辛丹书等4人被捕，拘留了12天。福州《求是报》遭查封。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16年：“呜呼袁世凯”
笔底波澜
1916年：“呜呼袁世凯”
在蔡锷“为国民争人格”的枪声中，袁世凯的皇帝梦做得并不安稳。1月1日，袁氏将他曾宣誓效忠的“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强迫各报改用洪宪年号纪年。新闻界虽然也出现了康士铎、乌泽声、汪健斋这样的“三小人”，但上海多数报纸拒不受命，继续沿用民国纪年。1月12日，内务部命令地方当局：所有使用民国纪年的报纸一律停止邮递。上海各报从这一天开始改用公元纪年。1月26日，袁世凯进一步通过淞沪警察厅发出警告：如再不用洪宪纪年，即按《报纸条例》严行取缔，包括《申报》在内的不少报纸才勉强应付，以6号小字将“洪宪纪元”排在公元年月日之下，字迹模糊，几乎难辨。同一天，各报还将淞沪警察厅致上海日报公会的来函全文刊出，借此向读者表明心迹。
2月24日，内务部以“罔顾舆论，任意造谣，……实属罪大恶极”等罪名，通令查禁上海《民信日报》。同月，汉口警察厅向《汉口新闻报》、《汉口中西报》、《国民新报》发出禁令，严禁转载上海各报及译载外文报纸有关护国运动、护国军的消息。3月中旬，内务部通令各地“一体从严查禁”天津《公民日报》和上海《民意报》。同月，创办未久的上海《民国日报》也遭封禁。
从1913年11月到这年3月，袁世凯政府查禁的中外出版物至少有90多种，其中报刊有66种。
3月22日，袁世凯在一片叫骂声中宣布撤销帝制。第二天，他宣布取消洪宪年号。从3月24日起，全国报纸都恢复民国纪年。
早就因为揭穿“筹安会”阴谋而遭禁邮的《时事新报》，邀请远在日本的邵飘萍回国主持笔政。从1月4日的《顺逆辨》到6月7日的《呜呼袁世凯》，邵飘萍仅在《时事新报》就发表了《呜呼袁世凯》等134篇时评、36篇社论，他同时还为《申报》、《时报》执笔撰文，以犀利的笔锋写下了《预吊登极》等脍炙人口的评论，“阿平”之名从此誉满全国。
4月，上海《中华新报》馆出版了《护国军纪事》，支持蔡锷的义举，到年底终刊共出了5期。
6月6日，众叛亲离的袁世凯一命呜呼。6月20日，内务部电令撤回禁止《时事新报》行销的命令。上海日报公会致电交通部，要求对那些被洪宪王朝停邮的报纸解禁。同月，因反对帝制被关押了两个月的北京《益世报》主编潘云巢获释。7月6日，内务部咨文各地，宣布对上海《民国日报》、《中华新报》、《民信日报》、《时事新报》、《五七报》、《中国白话报》、《民意报》、《共和新报》等报及《甲寅》、《正谊》等杂志予以解禁。
7月16日，黎元洪以大总统名义废止袁世凯1914年4月颁布的《报纸条例》。9月，因反对帝制被查禁的重庆《新中华》、《国民报》、《正论日报》等复刊。下半年，河南仅开封一地就有6家报纸创刊。12月，曾被誉为“民国首功”的汉口《大汉报》复刊。到年底，全国公开出版的报纸总数上升到289种。
《申报》发行量已达到1。4万份，《新闻报》发行量突破了3万多份，成为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但诚如曹聚仁所说，“我们知道望平街上也曾产生过风行一时的报纸，却不曾产生一种足以代表舆论的报纸。”这年2月，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出了1卷6期后暂时停刊。到9月1日，更名为《新青年》继续出版。陈独秀提出了“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决心在思想、文化上下工夫，百年言论史上激荡人心的“《新青年》时代”即将拉开帷幕。
［记事］
1月4日，北京《新中国报》因披露日本侵略阴谋的消息，被京师警察厅查封，编辑何宇澄等被捕，发行人何斐被判处5年徒刑。
1月4日、27日，曾向上海《亚细亚日报》扔炸弹的杨玉桥、萧梅成先后被处死。但这张以鼓吹帝制为使命的报纸3月3日就停刊了。
4月4日，重庆《正论日报》因非议帝制而遭封禁，发行人张楠、经理陈锡之被捕，张甚至被判处9年徒刑。
5月18日，创刊才十来天的汉口《民报》主办人黎宗岳被炸身亡。汉口警察厅禁止汉口《民报》、《天声报》、《武汉民报》在租界外发行。
7月底，邵飘萍北上担任《申报》驻北京特派员，从8月23日起，他在《申报》发表的《北京特别通讯》广受读者欢迎，迅速成为黄远生之后中国最负盛名的新闻记者。因痛感中国时事新闻被外国通讯社左右，他还自办了新闻编译社，从8月起开始发稿。
8月15日，《晨钟报》在北京创刊，只当了22天总编辑的李大钊撰写了发刊词《〈晨钟〉之使命》。
9月，隐退多年的英敛之将《大公报》盘给大股东王郅隆，《大公报》的“英敛之时代”正式结束。10月，年轻的胡政之应聘出任《大公报》主笔兼经理，着手对版式、内容等进行改革。
因长沙《大公报》批评省议员，湖南省议会取消该报记者旁听的权利，还咨请警察厅取缔这张报纸，经过有关方面调停才解禁。
成都《四川新闻》创刊不久即遭川督罗佩金查封。
11月22日，林白水等创办的北京《公言报》因披露当局向美国秘密借款消息，发行人黄希文、编辑王德如被捕。
这年，龙济光在广东设立新闻检查员，扣发所有反袁、拥护共和的新闻、评论。广州《华国报》主笔林灿予因一篇《大盗移国论》遭到通缉。
北京英文《京报》主笔陈友仁因发表反日言论，一度被拘。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17年：“《新青年》时代”
笔底波澜
1917年：“《新青年》时代”
年初，胡适、陈独秀先后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率先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3月，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移到北大出版。在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蔡元培领导下，暮气沉沉的北大迅速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民主与科学的摇篮。一个崭新的“《新青年》时代”已呼之欲出。
虽然“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但《新青年》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新思想，鼓动风潮，造成时势，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傅斯年、罗家伦等北大学子开始在《新青年》发表文章。以《新青
《新青年》的出现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年》撰稿人群体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开始独立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创了以现代文明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的巨大意义早已超越政治层面。
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
胡适等曾经一度相约“二十年不谈政治”，而致力于思想、教育、文化的实践，也就是在实际政治之外用力。但是他们在《新青年》发表的一系列振聋发聩的言论，确实是横扫千军如卷席。“以披荆斩棘之姿，雷霆万钧之势”，陈独秀、鲁迅、胡适、吴虞、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高一涵、易白沙、周作人等一代知识分子，第一次向孔教、礼法、贞节等国粹，向旧艺术、旧宗教、旧政治等发起了全面的、猛烈的冲击，第一次大力提倡西方的“自由、平等、独立之说”，张扬自由自尊的人格、独立自主的人格，不是仅仅局限在政治层面，而是全方位地要引进新的文化、价值。也是第一次激烈地、大张旗鼓、毫无妥协地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其中的主角无疑是陈独秀。1940年3月24日，他在《中央日报》发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不无自豪地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其实不仅在思想言论上，他是把他的思想付诸行动的人，所以他这个北大教授会在五四运动中亲自去散发传单。称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当之无愧。胡适说过“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连鲁迅也承认，他那时候的小说创作是奉了陈独秀的思想“将令”。
3月1日，李剑农等在上海创办《太平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