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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日报》7月6日发表短评，批评袁世凯摧残言论自由。然而这样的声音太微弱了。虽然天下成了袁氏掌中之物，但他也有不能称心如意之时。当年春天，他给汉口《大汉报》经理胡石庵颁发四等嘉禾章，竟遭到这位“书生本色”的报人拒绝，胡石庵在复电中断然表示不愿与袁所加赏的——“马贼”、“流寇”、“奸商”、“贪吏”、“反对共和之巨奸”、“痛杀民军之凶徒”、“焚烧汉口之元凶”为伍。
11月30日，黄远生成为《申报》驻京记者，发表了第一篇北京通讯《岁暮遗闻》，经历了“癸丑报灾”的言论界处在一片暗淡、萧索之中。
［记事］
1月29日，开封《自由报》被河南都督张镇芳查封，记者被拘。8月，主编贾飞侠被杀。
3月6日，西安《国民新闻》因连续报道“指斥军人”的消息，被军方捣毁，10日在《民立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进行抗议。
5月3日，天津《新春秋报》因指斥袁为“杀人卖国贼”，经理被传讯、卖报的多人被拘。5月11日，《新春秋报》以“妨碍治安”被封。《赤县新闻》因批评袁政府，创刊不久即遭当局查封。
5月8日，济南《齐鲁民报》发表《为宋案敬告北方军界同胞》，5月14日遭罚款500元、停刊一周等处分，不久被强行查封。
7月1日，开封《民立报》遭查封，主笔罗飞声、编辑敖瘦蝉、刘寿青及访员章培余等被捕，敖瘦蝉、章培余很快被杀，罗飞声8月中旬被杀。
7月8日，《四川民报》、《人权报》、《四川正报》、《宪演报》等联名散发传单，指责川督胡景伊“蹂躏议会”、“贿买报馆”、“卖官殃民”等。8月6日，胡景伊以四报“造谣”、“煽乱”等罪名下令“立即封闭”。《四川民报》总编辑谭创之被捕，创办人之一李俊侠被杀。同日，重庆《新中华报》成都分销处被关闭。8月11日，成都《国民公报》、《四川日报》以“妄评政事”遭查封。
7月25日，《湖南公报》、湖南通讯社被当地政府查封。
8月4日，桂林《通俗报》被迫停止发行。
8月13日，吉林《新吉林报》被封禁。
8月20日，福建当局接国务院密电，查封《群报》、《福建民报》、《共和报》等“乱党报纸”，逮捕主笔陈群、黄展云等三人。
8月30日，无锡《锡报》被封禁。
8月，南宁《民风报》因同情“二次革命”遭查封。
9月10日，常州《公言报》被迫停刊。
10月，“二次革命”失败后，《长沙日报》、《国民日报》等相继被封。
11月13日，南宁《指南日报》总编辑何永福因其评论触怒当局，遭到逮捕，初判死刑，后改监禁。12月5日《申报》曾发表《广西之文字狱》。
11月15日，湘督汤芗铭罚令长沙《湖南公报》停刊15天。
11月27日，袁政府下令禁止汪精卫在巴黎办的《社会杂志》入境。
12月7日，袁政府通令禁止仰光《觉民日报》在国内公开发行。中旬，严禁发售旧金山华侨在上海发行的《中华民国公报》。
12月22日，《天民报》、《大同日报》被封。
12月26日，张勋查封常州《兰陵报》，并缉拿主笔。
同年，南昌《晨钟报》、《豫章报》被江西护军使李纯查封。
在新疆办报的革命党人冯特民被军阀杨增新杀害。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14年：反对《报纸条例》《出版法》（1）
笔底波澜
1914年：反对《报纸条例》、《出版法》
远在云南边陲的蔡锷进京，不过是袁世凯“槛虎于柙”的伎俩，偌大的中国仿佛成了袁氏一人的囊中之物。在经过“癸丑报灾”、无数报人人头落地之后，言论界已一蹶不振，舆论的压抑比晚清还甚，名记者黄远生发出了“顾其自由不及前清远甚”的浩叹。
袁世凯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舆论一律，举国俯首。1月7日，他以大总统名义通令各省切实查禁国民党印刷品，“如有散布或售卖该乱党各种印刷文件”者，“从严查办”。3月2日出台的《治安警察法》规定，警察对包括报刊在内的印写物品，有“扰乱秩序之安宁”之嫌的，有权予以禁止、扣留。4月2日，袁世凯签署了《报纸条例》，共35条，包括：发行报纸须经警察官署认可，并交纳保证金100至300元；禁止报纸刊载“淆乱政体者”、“妨害治安者”、“攻讦个人阴私，损害其名誉者”等内容。总之，不准登载一切政府不喜欢的消息。即使国外报纸违反这些规定，也要没收报纸、处分发卖人。目的无非就是将所有言论置于警察的控制之下。
《报纸条例》一经公布，即遭报界强烈反对。当天，北京英文《京报》发表评论，批评这一“专职苛酷”的报律等于“以监督报馆之权，完全委之警察”。一旦实行，“将中国公民言论出版自由之权剥夺殆尽也”。汉口《国民新报》在评论中指出，《报纸条例》多数照抄日本新闻纸条例，“而去其宽平，加以苛重”。4月13日，袁政府就新报律处分过严问题发表谈话。4月14日，北京报界同志会推出三代表，向内务部提出质询，要求进一步解释。内务部长派警政司长作了三点答复。4月18日，上海英文《字林西报》发表评论，称“律中多有可笑可怪之处”，“自革命之后，北京宣布之法令多矣，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大约报律之结果，亦不外乎此也。”史量才掌握的《申报》也发表时评，明确指出：“报纸天职有闻必录，取缔过严非尊重舆论之道，故应取宽大主义”，并陆续报道了新闻界反对《报纸条例》的消息，“自新报律颁布以后，中外报纸评论纷纷，多表反对。”5月7日，《北京日报》等报馆联名呈文给国务总理，要求详加解释，明定范围，以资遵守。
6月20日，陆军部公布了报纸不得登载的13条军事秘密条款。北京报界同志会深为不安，7月下旬向内政部上禀帖。陆军部拒绝考虑他们的意见，复文更为骄横，连转载外报、外电也予以禁止。8月，报界同志会联名向袁世凯上禀陈，指出陆军部禁载军事秘密条款的范围“束缚言论，辱蔑报界，碍难遵守”，吁请袁能维持舆论。尚未得到什么答复，12月5日，更加臭名昭著的《出版法》又正式出笼了。其中第十一条规定，文书图画有“淆乱政体者”、“妨害治安者”、“败坏风俗者”等八种情况的，一律“不准出版”。北京报界同志会率先上书反对《出版法》，逐条予以驳斥，黄远生指出袁政府对言论的钳制超过了清廷，上海《时报》、天津《民意报》等纷纷发表措辞严厉的批评文章，但是，枪杆子在手的袁世凯又岂会理会他们的声音。
《出版法》与《报纸条例》一起，迅速成为袁世凯排除不同声音、钳制舆论得心应手的工具。从此，军队、警察随意干涉舆论成了常事。
7月23日，北京《大自由报》被陆军部勒令暂时停刊，两名编辑被捕。7月25日，陆军部以北京《醒华报》一则新闻涉及军事机密为由，罚令停刊3天，将负责人押送警厅。7月28日，陆军部致函京师警察厅转告各报，不得“随意登载”“军事政事”。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陆海军部、外交部通令各报，“无确切根据之词，一律不准登载”。
9月上旬，广东警察厅长下令各报馆，“慎重登载”外交、军事消息。10月7日，广东报界公会17家报纸联名要求对“禁载”令范围作出明确解释，确定执法机关，以免行政长官“自由处分”。
9月，烟台警厅通知各报，所有新闻必须先一天送审，经批准才能见报。
10月29日，北京《亚细亚报》被控违反《报纸条例》，黄远生以被告辩护律师身份两次出庭辩护，《申报》曾刊出他的辩词。最后以地方审判厅判决《亚细亚报》无罪而结案。
11月8日，杭州警察厅宣布对省城各报馆实行新闻检查，同时颁布了《检查报纸规则》6条。
这一年，至少有两个报人被杀，报纸被封、报人下狱的不计其数。3月14日，因披露鄂督段芝贵强买女伶王克琴进献给袁世凯之子袁克定一事，汉口《大汉报》以“泄漏秘密，鼓吹乱党，散布谣言，希图煽惑”等罪名遭查封，社长胡石庵、编辑记者朱钝根等13人被捕，胡石庵——一年前曾公开拒绝了勋位的书生转眼成了阶下囚，被判刑3年10个月，朱钝根被判1年1个月，另有两人被判3个月。其时，《大汉报》社还赫然挂着黎元洪辛亥年手书的“赤手回澜”匾额。
8月14日，鄂督段芝贵以反袁的罪名杀害了原《大汉报》编辑余慈舫。余“笔锋甚健，而性极刚烈，嫉恶如仇”，曾为《大汉报》、《大江报》撰文，“言论极为犀利，对任何人不稍顾忌”。他写过一篇《好恶的狗》，段芝贵乳名贵狗，因此怀恨在心。朱钝根在《新闻界之一页光荣史》中记载：“闻先后共斩八刀，始死。盖新闻记者死事之惨，慈舫实为第一人。”“断头台上凄凉月，多少朋侪唤我来。”这是胡石庵最伤心的诗句。
12月，香港《真报》主笔毛仲莹因有公开反对袁世凯的言论，在回内地探亲期间，竟被龙济光诱捕杀害。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14年：反对《报纸条例》《出版法》（2）
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创办的《甲寅》月刊
新闻是明天的历史，那些封杀报纸、摧残舆论的丑恶事件，几乎都在老牌的《申报》版面上留下了永远的痕迹。在舆论压制的沉闷空气中，长沙《湖南公报》2月21日的短评《质问湖南公报》如此自我解嘲：
汝一再宣言，谓当强固不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