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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AtoZ》出现了，这相当于我们公司新增加了文化方面的出版，为此，我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文化工作室，以后也会专门做文化这方面的图书。我句的，从长远来看，文化领域是非常有空间的。我们这本书出来以后，有一个外国朋友问我有没有英文版，这给了我们一个启发，我们准备把这本书翻成英文版。目前，台湾也有人看重了这本书，准备在台湾出版繁体字版。
《北京A TO Z》这本书得到大家的好评，我们作为出版者感到很欣慰。事实上，北京题材的出版物非常多，在许多图书卖场都有专柜。在出这本书之前，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创新的问题――我们该如何找到一个新的角度和切入点，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比如我们面对同样的菜，青菜和萝卜，但是做法却有很多种，只有创新的做法才能引起大家的兴趣。所以我们一直在探讨，最后有这么一个方案，就是用国际化的方式把北京打乱，重新换一个角度让大家看北京，而且把这个书作成一个活书，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我觉得目前书里收录的200多条词条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希望不管是老北京人还是在北京生活的外乡人，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通过他们的参与来谈北京的人、事、物，这样我们将会陆续推出《北京AtoZ》第二第三第四本……
事实上，可能每个人对北京的感觉都不尽相同，但人们对一个城市的历史人文、恩恩怨怨总想通过某种方式表达出来。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用图书的方式来表达。现在我每天也都在看这本书，我爱人是老北京人，她也放一本在床头，看得津津有味，书里好多地方连她也不知道。她告诉我，看完这本书之后，周末就不用发愁去哪玩儿了，有可能就会按这本书所指示的，在北京城中找一个或几个地方玩儿。我希望这本书首先产生一个抛砖引玉的效果，不论是北京的建筑、规划、新老北京的对比、光荣、或者遗憾，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从北京延伸到其他的城市，那么这样的话这个话题就大了。
赵维：这本书确实让我激动，我翻开第一页，就被吸引住了。这个书给我的感觉是轻松有趣的，很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的节奏与方式。“A TO Z”是一个非常好的框架，将来这个框架可以放好多好多的东西，你们可以分成不同城市的系列。从这一点上看，汤总和您的团队确实是很了不起的。
关于书，我有一点建议，如果里面加一些资料性的导引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比如谈到一个景点的时候，如果能够提供很详细的诸如门票价格、景点联系电话、导游情况等等，会更有实用性。到时候，来北京旅游的人带上这本书就不用带别的书了，所以说我觉得这本书可以再深化再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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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志刚：赵老师把我要说的话都说了。这书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大手笔，这第一本书人文色彩是很浓的，刚才赵维老师说了，在“A TO Z”这个框架之下，有很多想法都可以实现。比如南京、西安等城市系列，甚至可以延伸到其它领域。还有，这本书的另一个价值在于文笔，它把人文和地理等方方面面结合起来了，这是很难得的。
王 军：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匆匆翻了翻，觉得很好，作者写得很细。
如今我们看北京的历史，整体上缺乏一种空间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问题。西欧的史学家有一个空间的概念，而我们没有，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也没有，我本人也是，我后来大学毕业到新华社，反观这问题，发现从小学习的教科书中没有这种概念的传输，是非常大一个损失。很多物质空间我们都不知道，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找鲁迅故居，我当时去那儿找的时候，我问一个中学生我说你知道《阿Q正传》吗，这个房子和阿Q有什么关系？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就是因为做这种事儿的人太少了。
北京城现在被拆得差不多了，我们这代人能够看到的已经不多了，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收集这些史料哪怕是给后人一个交代，都是极有意义的。
长期以来，我们对北京城的研究，说实在的做得根本不够。我曾经看到法国的一个历史学家，当我看到她的研究之后，为我们自己的研究感到无地自容。人家拿着《乾隆京城全图》，很虔诚地把钟鼓楼地区的小寺庙都找到了，有的寺庙没了，但是碑还趟在那儿，就是这样，她也不放过。
据清华大学已故教授赵正之和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的研究，元大都还在。它的南城墙在现在长安街的位置，长安街以北的街巷胡同规规整整，这些是什么时代形成的？上世纪50年代末的时候，赵正之教授通过文献研究，认为明朝初年改建北京城时，只是动了宫城，其余的城市街区依然如旧，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大规模的改建，所以元大都的街巷胡同保存至今。60年代，徐苹芳先生又通过考古勘探的方式，证实了赵正之所言。所以，元大都到现在还活着，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可惜当我们知道的时候，北京城已变成这个样子了。元大都是中国第一个用街巷制规划建设的城市，唐代及唐以前的中国城市为里坊制，进入城市看到的都是坊墙，看不到清明上河图的景象，清明上河图的景象出现在宋代，因为宋代对唐代的城市进行了一次改建，将坊墙拆除了，这样大家就可以沿街做买卖了。而元大都就是第一次用这种街巷制作了全新的规划，这些形成于13世纪的街巷在今天还为我们使用着，是值得我们引为骄傲的。
元大都时期的这些街巷胡同到今天合不合用？我是有资格说这个问题的，因为我在胡同里住了十多年。胡同为什么能够在闹中取静？为什么宜于居住？就是因为里面没有安排商业。但是，你要买东西又非常方便，因为你只需走到胡同尽端的大街，那里尽是商业，而几百米长的胡同又是很好的步行距离。从大街走进胡同，再走进四合院，是一个从开放的城市空间，向个人私密空间逐渐递进的过程，居民这样走回家理直气壮，而小偷这样走进去，可能最后连偷东西的勇气都没有了。作为住宅，四合院有很好的私密性，而胡同里的小寺庙又是邻里交往的场所，这些地方好比是社区的穴位，穴位活了，大家相互见面的机会多了，就会有一种社区的安全感，社区同时也就有了活力。而这些东西，正是今天北京的城市规划需要借鉴的，这就是元大都这个城市给我们留下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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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个城市几百年来还形成了一种自然生长的秩序，即以院落为单位进行房地产权的自由买卖，这样就自然地形成了城市的多样性，而多样性正是一个城市最为重要的品质。正是因为产权是私有的，正是有了产权与市场的互动，几百年来，不用政府抓危改，到上世纪50年代，北京旧城内的危房率只有5％，整个城市的房屋质量是健康的。可是，在后来的和平建设时期，北京旧城内的危房率到1990年却上升至50％，这是十分罕见的事情，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关键是把产权与市场的机制弄坏了，一是产权被弄得不清不楚，出现了经租、标准租这种事情，大量合法的私房遭到不合法的侵占；二是大量将私房充公，公家无力维修又背上一个大包袱；三是几十年来对旧城就是一个拆字，拆迁又是强制性的，弄得谁也不敢买，谁也不敢修四合院，谁说它能不危破吗？我注意到，目前对房改房也出现了强拆的势头，如果继续下去，房改房也将出现类似四合院的问题，最终也被弄成不可交易的资产，也是谁也不敢买，谁也不敢修，必然衰败，到那时，又是一拆了之，引发的社会矛盾将是全方位的。
目前拆北京旧城又是说危房太多了，老百姓生活太惨了。这是实情，没必要回避。关键是要提出安全的策略。现在的房改加危改的拆迁政策，老百姓回迁得交将近二十万元，拿钱走人也就是十几万元，而这些人又多是低收入者，北京的房价又这么高。这样的危改只会增加社会矛盾。而对房主与房客的拆迁政策又差不多，许多房客单位分了房还不走，政府也没有去查过，他们倒是强烈要求危改，因为到时候就可以拿钱走人，因此这样的危改伤害的又多是产权人的权益。拆迁说到底是一种产权交易的事情，开发商要搞建设，应该先通过公平的市场化方式，先把人家的产权都拿过来再说，再进行建设的立项、审批，而现在的做法则是未与产权人协商，就把人家的产权给规划了，搞得大家对自己的房产都没有了信心，不敢去修缮、爱护、经营，其结果是整个城市活力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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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出，拆迁拉动了房地产业的发展，因为拆迁一年可吃掉北京商品房销售面积的三分之一，而房地产投资又占了整个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一半多。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观点，因为它掩盖了这种增长方式背后贫富差距拉大的事实，以及社会矛盾迅速增长所造成的社会危机。因此，必须寻找一种全新的思路，解决当前的危房问题。应该向历史学习，修复产权与市场的关系，将合法的产权真正还给合法的产权人，把《宪法》的要求落到实处，不得在商业性项目中进行强拆，必须实现公平的市场交易。只有这样，才能够找到一条既能节省政府财力，避免激化社会矛盾，又能发挥产权人的力量，有效解决危房问题的道路，这是历史与现实给我们的启示。而对那些公房大杂院怎么办？完全可以进行房改，政府确应作适当投入，迁走部分人口，因为这些多是低收入者，政府完全应该帮助他们体面地生活，可以通过多建设廉租房的方式加以解决，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