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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花锦簇的天安门城楼
1988年1月，天安门城楼正式对中外游人开放，现实终于和历史保持了同样的高度。我们甚至可以站在历史的角度上俯瞰古老的广场，以及广场上永远年轻的人民，重温他们的苦难与幸福、屈辱与尊严。广场无言，最能唤起某种沧海桑田的感觉，怎么看都是刻骨铭心的风景。历史从这里回眸，现实从这里展望—中国的大视野！
第三部分T：天坛 Tiantan
皇穹宇
天坛是中国忧郁而漫长的农业文明的缩影，也是人类对气候与丰收的关系深信不疑，并且永远采取祈祷的姿态的见证。天、地、人的三重结构，完善了东方民族对冥冥之中的命运框架的猜测，而天则是权威中的权威，占据着神的位置，既作为大自然的主宰者，又担任着人类生存境况的最后仲裁。对天的信任，是无条件的，也是别无选择的。天坛的建筑风格以及洋溢于其中的肃穆的气氛，简直是庙宇中的庙宇，那里面的空旷实则供奉着一尊无形的神，一尊自然之神或众神之神。它的威信并未通过任何确切可感的具象来体现，因其已远远超出人类的想像力之外，但又无所不在。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尊严，也是这个世界上权力的顶点。
圆丘坛及其牌楼
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朝廷为了表示重视农业生产，建天坛于正阳门外，作为帝王祭天祈谷的场所。直至嘉靖年间，因蒙古部落多次越过长城突袭京师，影响了皇帝出城祭坛，而特意在南郊增筑外城，将天坛圈入安全区，可见天坛的重要。祭天，是中国古代最庄严的仪式，代表整个民族在虔诚祈祷，祈祷风调雨顺，祈祷国泰民安。
天坛占地约276万平方米，却是离神最近的一块净土，是神的庄园。在偌大的北京城里，恐怕只有天坛的尊贵堪与金碧辉煌的皇宫（紫禁城）相抗衡，这分别是对神与人的地位给予最高级敬重的两组建筑。而后者努力成为前者的化身；君权神授，人权隐含有天意。
天作为宇宙的君王、时空的主宰，借日月星辰、风雷云雨而显形。这是一张表情丰富的面孔，而更令人敬畏的是它变化多端的心情，它对人类生活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是农业—阳光与雨水是植物的灵魂。而农业在当时无疑是一个民族生存条件的基础，也是其精神状况的命脉。于是中国人把握天意的规律，发明了农历：一年四季，12个月，24节气。可以说，中国是最早破译时间奥秘的民族之一，这既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勇气。
圆丘坛俯瞰图
天坛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古代祭祀性建筑群，这是一种为了保护劳动而进行的劳动，这是以建筑的形式对时间的探索与表现。经历了漫长的膜拜天地的历史之后，人类终于迎来了“战天斗地”的心理解放时代，即使在既往的蒙昧岁月里，人的精神也是不朽的。以祈谷坛的祈年殿为例，它本身就是一幢时间的建筑，使时间具象化了。根据古人有关“天圆地方”、“天有九重”的原始认识，它被设计为圆形，建筑高度为九丈九。殿堂中央的四根大圆柱子代表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各司其职。殿内中层的12根柱子表示一年共有12个月，外层的12根柱子表示每天的12个时辰。殿顶建筑周长30丈，象征一个月有30天。将殿内中层与外层两排柱子相加，数目是24，代表一年春夏秋冬的24节气。祈年殿是一座象征性的建筑，更是一门象征的艺术。这是一块时间的纪念碑、建筑史上的纪念碑，它使数学与时间、建筑与时间获得了艺术化的对应。这里面包含有先民们对时间的理解与诗意的表达，堪称神话般的想像力。
祈年殿
祈年殿前的回音壁，想必听够了先民们对命运重复的呼唤，这一代又一代虔诚的嗓音，此起彼落、山鸣谷应，仿佛时刻企盼着丰收能从天而降，幸福能破壁而出。这自远古传递过来的声音，珍藏在墙壁的记忆里，又回响在今人的耳畔。这天、地、人之间的传声筒，这往事与现实之间的回音壁，像是一只巨大的耳朵，持之以恒地收集着人类善良的愿望，连一声叹息也不会遗漏。这是天空的耳朵，时间的耳朵，人类古老想像中神的耳朵。也许并不存在那一个倾听者，有独立意志与无穷法力的倾听者，但回音壁可以作证：呼唤从来就不曾中断过。或许祈祷本身，曾构成人类多灾多难的生涯中惟一有效的安慰，以及精神上最大的收获。祈祷的声音持续着、回荡着，说明人类从来就不曾丧失希望，即使在无助的黑暗中，仍然一往情深地呼唤着希望的曙光。这祈祷本身就是一种光明，穿透胸膛、穿透墙壁、穿透黑暗、穿透时间，像强大的力量穿透纸张。徘徊在天坛（今天的公园）那著名的回音壁前，你会觉得自己跟历史只有一墙之隔，甚至一纸之隔。这是天堂的隔壁，这是历史的邻居。
第三部分T：铁狮子胡同 Tieshizi Hutong
铁狮子胡同（现名张自忠路）是北京胡同中的元老，因有一对铁狮子而得名。这对铁狮子是元代成宗年间铸造的，明末，它们成了崇祯宠妃田贵妃之父田畹府第门前的镇宅之物，目睹过田畹爱妾陈圆圆的长袖善舞、迎来送往。为追求陈圆圆，吴三桂曾在铁狮子的眼前屡屡进出。后来，李自成的大将军刘宗敏又占据田府，拘禁了陈圆圆……这一切把眼花缭乱的铁狮子都搞迷糊了，弄不懂这些猛男美女在走马灯般地表演什么。可以说，铁狮子那铜铃般的眼球里，装进了一整部明朝灭亡的故事。这还仅仅是开始。很多年后，一个叫冯玉祥的将军发动政变，把此宅作为政敌曹锟的牢房。1924年，冯玉祥以国民军总司令身份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这里又辟作孙中山的行馆。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此逝世，并签字留下“总理遗嘱”、“致苏联遗书”、“家事遗嘱”等三份遗嘱。铁狮子胡同东口还有雍正第五子和亲王府，民国后先后成为北洋政府海军部及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在此门前发生过“三·一八”大惨案。日军侵占北平期间，这里是其华北驻屯军司令部。
沿着铁狮子胡同漫步，能看见墙上钉着的一系列“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仿佛穿梭于时空隧道之中。
这短短的一截胡同，包容着何其漫长且富于变幻的历史。
第三部分T：图书馆 Tushuguan
北京白石桥，有一座气势宏伟的建筑，这便是国家图书馆了。其前身是京师图书馆。
据著名学者史树青先生讲解：“京师图书馆是在宣统元年清政府废止科举制度后所设立，馆址在今地安门外什刹海广化寺。当时全部藏书不到十万册，其中包括国子监南学藏书、内阁大库藏书以及敦煌写经八千余卷。至民国四年六月，全部藏书迁移至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南学旧址。”馆内少数罕见善本可以推溯到南宋绢熙殿所藏书，恰在此时获得文津阁《四库全书》，如虎添翼，今非昔比。“民国十五年，租用北海公园内庆霄楼、悦心殿、静憩轩等处建筑。十七年成立北海图书馆，京师图书馆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民国十八年两馆合并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并选定北海西岸兴建馆舍。其地为元兴圣宫、明玉熙宫、清御马圈旧址。”就因为馆内藏有文津阁《四库全书》，其街也摇身一变，易名为文津街。“文津街馆全部建筑于民国二十年落成，同年七月一日，正式接待读者，公开阅览。”
京师图书馆，是位于北京白石桥的今国家图书馆（旧称“北图”）之前身，那套来自热河避暑山庄的《四库全书》，至今仍在白石桥安营扎寨。由此可见，书籍和古玩、玉玺、权杖、人心一样，是无价之宝，代代相传。书和帝王将相一起搬家，一起迁都。一座图书馆（譬如圆明园的文源阁）毁于天灾人祸，也和被焚之一炬的阿房宫一样损失惨重，令人扼腕叹息。书的命运就是历史，书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同时又可构成其内容。
位于文津街上的国立北平图书馆
圆明园文源阁，系乾隆下令仿照宁波范氏天一阁之格局建造的，是皇帝在御苑的藏书楼。可惜，英法联军点的一把火成了其最后的读者。北海金鳌玉桥西侧的文津街，今北京图书馆分馆门前，蹲踞着一对石狮，正是圆明园长春园大东门之遗物，该馆还收藏有华表两根，御碑数尊，及石象、铜仙鹤、蟠龙石刻台阶等，皆是从圆明园的灰烬里刨出来的。算是对文源阁的怀念。
似乎应该提一提北京大学图书馆。五四运动前后，馆址在沙滩红楼内（今五四大街29号），主任是李大钊。周作人等北大教授去红楼讲学，下课后常去图书馆主任室找李大钊谈今说古。1918年，有个叫毛泽东的新青年从湖南来，穿着灰布长衫，频频进出北大图书馆。在他担任助理管理员期间，不仅博览群书，而且孕育了最初的革命思想，就像卡尔·马克思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构思出《资本论》一样。几十年后，他微笑着回到北京，在中南海住下来，读书、写诗、批阅文件。据说，北京图书馆还专门为他办过一张特殊的借书证。
新中国成立后，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接待了无数读者，对几代人的成长产生过非同小可的影响。可由于面积有限、设备陈旧，加上置身于闹市，很难拓展，因而显得较局促。大约在1975年，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批准了北京图书馆扩建方案，作出“原始保留不动，在城外找一个地方，解决一劳永逸的问题”的决定。“1980年5月26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图书馆工作的同时，讨论了北京图书馆新馆建设，决定按原来周总理批准的方案，列入国家计划，由北京市负责筹建，并作为国家重点工程之一。1983年9月23日在北京西直门外白石桥新址举行了隆重的新馆奠基典礼，现已落成。”（引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