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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黄寺系为迎接西藏黄教领袖达赖五世于1652年进京朝见顺治皇帝所建，故又名达赖庙，从此西藏来京官员和喇嘛都喜欢住在这里，相当于西藏驻京办事处了。有清二百多年在京都修建的喇嘛塔，一点不比元朝少。譬如前面所说的北海白塔，即是顺治年间的创举。北海在清代属皇家禁苑，顺治皇帝特意把喇嘛塔盖在了自己的后花园里。但这种充满异域情调的宗教建筑（中国喇嘛塔的造型系由尼泊尔传入）出现在北海，一点也不显得突兀，反而多多少少有某种纪念意味，北海早在元朝时就是忽必烈的宫寝，而忽必烈曾亲自下令在辽永安寺遗址建造了大白塔。北海的白塔，是在模仿前者的王者之气，抑或是渴望恢复元大都的辉煌？甚至连北海塔下新建的寺院，也一样叫永安塔。清代的这座白塔，仿佛元代那座白塔的另一个化身，不仅是宗教精神方面的因袭，而且象征着文治武功的重振。
十方塔院内融法师塔
北京的塔，并非只有喇嘛塔一种。同样是在元代，也建造过其他式样的佛塔，今西四南大街丁字路口西南侧砖塔胡同的那座元万松老人塔可以为证，那是座七级密檐式青灰色八角形砖塔。昌平县北部银山的原古延圣寺基址附近，有七座金、元时代的舍利塔，也都是密檐式砖石结构。当地还流传着“银山佛塔数不清”的说法，因为除了这五座金塔、两座元塔外，山巅坡谷还散布着大小数十座佛塔，大都是明塔、清塔，其中有喇嘛塔，也有楼阁式砖塔。可见自元代以后，已非喇嘛塔的一统天下。“银山铁壁”是燕京八景之一，其历朝积累的塔林令游客嗟叹。时光流逝，而宝塔长存。
郊通州北城的通惠河畔，有一燃灯佛舍利塔，算是塔中的老人了。传说系南北朝北周宇文氏创建，中经唐尉迟敬德维修。近年来经考古鉴定发现，那其实是座辽塔。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曾被震圮，只剩下基座。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在原基座上修复了塔身与顶，为砖木结构，密檐实心，八角形，共13层，高约48米，围足44米。乾隆皇帝下江南归来，坐在运河的龙舟上，发现此塔的影子居然能倒映在相隔数百米的运河水面上，无比惊叹，写下了“郡城塔影落波尖”的诗句。
云居寺北塔
京金代以前的古塔，有的倒塌了，有的被拆毁了，已所剩无几。崇文门外原有一座建于金大定年间的弥陀塔，明景泰二年（1451年）更名为法藏寺塔。这座高十丈、共七层的空心塔，可供游客顺着楼梯攀爬。站在顶层，可以直视无碍地望见香山。可惜坚守到20世纪60年代末，这座苟延残喘的古塔还是被拆除了，因其岌岌可危，布满裂痕，而且像比萨斜塔一样站不直了。房山云居寺令人钦敬之处，不仅在于它珍藏着历时千余年的隋唐石刻经，还在于其拥有北塔，在这座八角笋形的唐代舍利塔四角，又各有小唐塔一座，分别建于唐睿宗景云二年、太极元年（710年、712年），和唐玄宗开元十年、十五年（722年、727年）。抚摸着冰凉的砖塔，令人有梦回唐朝之感。它是有福的，居然像唐诗一样流传下来了，它战胜了时间！与北塔相对，原来还有一座南塔，系建于辽代天庆七年（1117年）的压经塔。只是北塔尚存，南塔却不幸地毁于劫乱。
建筑学家梁思成是很反对对古塔的破坏的。西长安街上，原有金代庆寿寺双塔，非常漂亮，可惜解放后扩路时还是将其拆除了。梁思成对此感到无比痛心：“对北京这个历史留下来的杰作，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它是封建社会的精华，它完整地反映了封建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像龙须沟这样的地区当然必须改造，但是比如像西长安街上金代庆寿寺双塔，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拆掉？为什么不能把它保留下来作为一个街心小绿地看一看？”双塔的消失，在他心中就如同老北京的两根肋骨被抽掉了。
如今的北京，还剩下多少座古塔呢？还剩下多少根老骨头呢？
林语堂认为在中国所有的寺庙建筑群中，宝塔是至关重要的部分：“事实上，最古老的寺庙惟一保存下来的部分通常就是宝塔。它就像一个花瓶，孤零零矗立在那里，完全依赖线条与形态的安排来体现其造型之美。在西方城市中，教堂的尖顶为人们提供了陆上标志；在中国的风景中，宝塔起着与之异曲同工的作用。”也亏他能想得出来，把宝塔比喻为东方的花瓶。只是这花瓶的存在并不是插花之用，而是为了供奉圣徒的遗骨，抑或收藏佛经（通常压在塔基的地宫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与西方教堂的尖顶具有同样的神圣性与号召力。“塔是中国风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是一种高阁式建筑，底宽顶窄，但与阁不同的是，它不用于居处，而用于表现佛学思想。”当然，外来的佛教思想有时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传统宗教的影响，因而产生了那种经过变形与修饰的楼阁式佛塔或密檐式佛塔，有着纯属装饰性的不透光的窗户，悬挂在翘檐下的风铃，圆形、六角形或八角形等多种形状。林语堂觉得这种类型的佛塔有两个绝好的代表：北京西北角位于郊区的五塔寺和西山附近的碧云寺，尤其后者，“是同类建筑中最为完美的”，共13层高，登上塔顶便可远眺北京城。
在林语堂眼中，北京的塔要么像东方的花瓶，要么像西洋的酒瓶。总之，这种宗教建筑带有器皿的性质，是一种被放大了的富于审美趣味的器皿，一种神圣的仪仗。
第三部分T：太监 Taijian
太监是天子脚下的牺牲品
说起太监，人们就会想到魏忠贤、李莲英这些反面人物，紫禁城使他们出名了，至今仍臭名远扬。其实太监本身也是不幸的，是封建时代的牺牲品，帝王们阴暗的心理导致了太监生理上的残缺。说到底，这一群群畸形的男人出现，还是为了满足宫廷的需要，道貌岸然的皇帝才是摧残人性的真正的刽子手。某些宦官受到器重后，便小人得势般地忘乎所以了，其实他们爬升的地位再高，仍然是皇帝的耳目和家奴。大多数太监却最能体会到伴君如伴虎的恐怖，稍有不慎，必将受皮肉之苦，而且极可能丢掉卿卿性命。譬如慈禧虽然捧红了一个李莲英，但是她勒令杖毙的太监，也是个很大的数目。在她老人家眼中，太监的性命不见得比脚下的蚂蚁重要多少。
明清两代，太监的数量及影响不亚于汉唐，尤其在明朝，达到一万人，另有九千名宫女。如此看来，紫禁城简直相当于一座小城镇的人口了，为侍候一位皇帝，居然要动用如此巨大的人力。换句话说，一个男人当皇帝了，就要剥夺一万个男人做男人的资格，皇帝够自私的。即使出了魏忠贤之流祸乱天下的宦官，也是皇帝活该，他本人首先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谁叫他倚仗太监为臂膀的？清朝汲取前明的教训，对宦官的势力加以压制，再没有哪位太监执掌过兵权，基本上不让太监干预政治。嘉庆以前，太监的人数还多一点，以后逐渐减少，大致保持在两千人左右（包括圆明园、升平署等处的）。到了晚清，宫内及外围各处的太监加起来也只有一千五多人。太监少了，活却没少，每年入宫担任杂役的“苏拉”有近万人次，改为请临时工了。这倒是明智的，反正太监也干不了太多的粗活，不过就是看看门、打打更、做做饭、打扫打扫卫生。
明朝皇帝重用太监。永乐年间设立的皇家特务机构东厂，就交由宦官掌管，皇上倒也够放心的。成化十三年（1477年），又增设规模更大的西厂，由大太监汪直直接控制。太监成了特务头子。人们所说的“明朝三大害”，即指厂、卫（锦衣卫）与宦官。武宗正德初年，宦官刘瑾居然控制了朝政，利用东西厂监控文武大臣，京城一片白色恐怖。若干年后，东西厂交到了魏忠贤手中，有过之而无不及。魏忠贤本是个厨师，因为会给熹宗做饭，讨得了欢心。后来又跟熹宗的奶妈客氏相勾结，遂青云直上，权势日炽，居然敢以“九千岁”自居。他的权力大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仅天启三年（1623年），他就假传圣旨，先后害死了选侍赵氏、张裕妃、冯贵人等数位嫔妃，甚至对张皇后也暗下过毒手。他甚至将元代建造的香山碧云寺选为坟址，大兴土木。明亡以后，有大臣惊叹于这位前朝太监坟墓的建筑规模，向康熙反映：“臣过香山碧云寺，见魏忠贤所营坟墓：碑石峥嵘、隧道深闷。翁仲簪朝冠而环列，羊虎接驼马以森罗。制作规模，仿佛陵寝。”其豪华程度居然能与帝王陵抗衡，可见魏忠贤独搅大权时的赫赫地位。只是魏忠贤再无福躺进自掘的华丽坟墓里，下一位皇帝（崇祯）上台后，立即将其逐出朝廷，他在流放的途中上吊自杀，死后仍被五马分尸，并枭首示众。给自己预留了尊贵的陵园的人，居然连一具完整的尸体都未能保全。
一个老太监
清代的大太监安德海，虽受慈禧宠爱而权倾一时，同样也不得善终。他倚仗太后撑腰，竟敢得罪恭亲王。恭亲王密令山东巡抚丁宝桢以“违制出宫”的罪名，将巡行到其辖区内的安公公就地正法—先斩后奏，令慈禧太后也无可奈何。
他的继任李莲英就学聪明了，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间耍两面派，左右逢源，一直做到了大总管。他本是梳头房太监，因为会给慈禧设计发型而备受青睐，最后成了紫禁城的大管家。按道理，太监的最高官阶是四品宫殿监督领侍，李莲英却被破格提拔为二品大总管，算是破了先帝们的规矩，可见他深受慈禧太后之器重。史料里有记载：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月初一日，上交黄单，奉朱笔，储秀宫三品花翎总管李莲英，赏加二品“顶戴”。李莲英懂得见好就收的道理，年纪大了，就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