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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初，我又偶然看到一幅过云楼旧藏、吴梅村所画的《南湖春雨图》。作为“画中九友”之一的吴梅村的画迹流传得极少，偶有所见也往往只是一二笺扇。象这样精心绘制的巨幛是极少见的。尤为难得的是在画幅上端梅村还亲手写下了原诗的全文，与传世吴诗颇有异字。诗后有记：“右《鸳湖曲》。壬辰三月下浣补此图。”壬辰是顺治九年（1652），当时他正住在嘉兴的万寿宫，编写《绥寇纪略》。《鸳湖曲》有“十年此地扁舟住”语，约略算来，梅村与吴昌时在鸳湖游宴大抵是在他改官南京国子监司业之后。下推十年，顺治庚寅梅村又来到嘉兴，以盟主身份参加了十郡大社。“连舟数百艘，集于嘉兴南湖。”（毛奇龄：《骆明府墓志》）可能就在这时写成了此诗。这一年清兵入桂林，瞿式耜和张同敞同时死难。后两年，梅村又来到鸳湖，补作此图。
《黄裳卷》 第一部分关于吴梅村（2）
转年春天，九郡人士在苏州虎丘举行声势浩大的大会。“慎交”、“同声”两社同“奉梅村先生为宗主”。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一些分散的社盟都表示了捐弃前嫌，统一步调的愿望。就在这年秋天，梅村“应召入都”了。“实非本愿，而士论多窃议之，未能谅其心也。”（王撰《自订年谱》）
一首《鸳湖曲》，一幅《南湖春雨图》，正好都创作于这段时期。当时南明的残余势力即将消灭，陈之遴正在北京得意，这时梅村并不曾心灰意冷，还卖力地主持在野社盟集团的大规模政治集会，这是为了什么呢？不到半年他应召出山了。难怪许多人都不能谅解，窃窃私议，因为他们确实隐约地感到是被利用、出卖了。
在这段不平常的日子里接连创作了这样的一首诗和一幅画，很难简单地说成是偶然触发了怀旧之情。在这十年中间，梅村的故人先后有许多人死去，其中绝大部分都死得远较吴昌时来得光彩，他们并不曾得到诗人一一的哀挽。可是偏偏不能忘情的却是身败名裂的故友，这又是为什么呢？梅村的七古歌行中不少激昂慷慨之作，表现的是浓郁的家国之感，表彰忠义、指斥奸邪，态度异常鲜明。如《圆圆曲》就是一个好例。但只有这首《鸳湖曲》和另一首《咏拙政园山茶花》，则是哀怨凄迷，低回宛转，好象有许多话都难以说出来似的。对这两诗所歌咏的对象，也绝无一字讥评，有的只是悲哀的忆念。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要想寻找这中间的隐曲，我以为只求助于正史、官书是无效的，也不能天真地完全相信作者本人的声述。听听同时人的不同意见是有好处的，它可以使我们头脑清醒。吴梅村是很会替自己辩解的。他写了不少诗词，作检讨、表心迹，但多半不彻底，有保留。即如赢得无数老实人同情的《病中有感》一词，一向都认作他的“绝笔”，《年谱》的作者也把它编在临终之顷。可是在谈迁的《北游录》的“纪闻上”中，就早已记下了此词（崔青蚓条）。《北游录》是谈迁在顺治十一年顷入都期间著作的汇集，有许多与梅村往还的记事。梅村有不少名篇都是他首先看到手稿后加以抄录的。如果《北游录》是可以信赖的著作，旧抄也没有错落舛误的话，那么这一阕《贺新郎》就不会如俗传那样是梅村的“绝笔”。中国人大抵都是相信“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看来这就是它的化为“绝笔”的原因。
山阴沈梅史撰《重麟玉册》，是一部大型的晚明人物传记。在《李暎碧传》后面有一条附记：“当时钱牧斋、吴梅村、龚芝麓、陈素庵、曹倦圃为江浙五不肖，皆蒙面灌将人也。”这是一条很重要的记事，记下的是当时有代表性的“公论”。也许有细心的考据家会指出，龚鼎孳是安徽人，不当列入江浙，不过不要紧，这并不妨碍这一情况的“基本属实”。
濠梁徐麟吉（日驭）有《黄园陪李银台公凯先生话吴梅村故事》七绝四首（康熙刻《北山诗钞》卷十一），其中的两首是：
太白承恩第一班，那知有诏放还山。沉香供奉无消息，自按霓裳教舞鬟。
讲幄晨趋近至尊，犀庭日表梦犹存。山中曾记山僧语，赢得袈裟满泪痕。
长洲陈叶筠廷望《含翠轩诗钞》有题《秣陵春乐府》四首，其前二首云：
凝碧池荒衰草深，开元词客动哀吟。鼎湖一去龙髯远，南内犹歌夜雨淋。
荆棘铜驼废寝园，澄心烟冷欲黄昏。春花秋月潺湲泪，怨入声声杜宇魂。
陈廷望的遗集是康熙中“孝慈堂”主人王闻远所刻。徐、陈都是清初人，和梅村没有什么交谊，他们本身也都是名姓不彰的人物，著作从来无人称引。他们的话是可以代表不存任何偏见的“公论”的，虽然比起“五不肖”来已经温婉得多了。可惜的是他们口中的“故事”我们已经无法听到，只化为难以捉摸的韵语，但感慨所寄，还是清楚的。
这情形到了清代中叶，就已起了相当的变化。在遗民故老中间传说着的“故事”逐渐泯灭，人物的形象也逐渐定型。这里举昭文孙原湘的《题吴梅村集》诗作例，在《天真阁集》中：
麦秀四月寒，著书只分老江干。龚生故里方持节，江令新朝已拜官。东海生桑春烂漫，西山采蕨兴阑珊。彦回不肯中书死，脱屣妻孥事本难。
幕府征书取次催，春风重上郭隗台。露霑天仗新池柳，花落宫衣旧井槐。故友半为袁粲死，内人犹识沈郎来。苦收金粉归诗笔，抵得兰成一赋哀。
《黄裳卷》 第一部分关于吴梅村（3）
孙原湘作了大量的诗，他的集子有一尺多厚。一般说来，见解还是明正通达的。如他写的《媚香楼歌》结尾说：“气节何论男与女，楼中如花霜可拒。君不见，天津二月桃花开，又见侯生应举来。”这样的见识，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难得的，好象比起今天的有些人也还要清醒些。不过到底时间隔得久了，真相逐渐模糊。他责怪吴梅村的只是不该作了“二臣”，但却将那原因主要归之于“幕府征书”。这样的意见一直到今天，还统治着许多人的头脑，正是又奇怪又不奇怪的事。
我曾经介绍过仁和王曾祥的一则《书梅村集后》，他说：“其出也，以陈海昌之援。既而陈以权败，遂置不任用。”王曾祥是厉樊榭、杭堇浦、吴尺凫、赵谷林的熟朋友，有深厚的文学、史学素养，熟于明清易代之际的乡里旧闻。他的这些话是不能忽视的。在我看来，怕要比官书里的官话以及梅村自己的有些话都更值得重视。同样的话，陈廷敬所撰梅村的《墓表》中也说起过，作为《墓表》，是经过家属的同意的，不可能是随意的猜测、诬陷。梅村有一篇《与子璟等疏》，是相当于遗嘱的文字。历数生平经历的重大事件和种种艰危困苦的处境，写得哀恻动人。结尾说：“岁月日更，儿子又小，恐无人识吾前事者，故书其大略，明吾为天下大苦人，俾诸儿知之而已。”此疏写于逝世前一月，可以说是他为自己的一生所作的“总结”。话虽如此，其实是写了给天下后世人看的，并不只是留给家属的遗言。在这里梅村回避了两件大事。其一是复社筹划周延儒再相，其二是他应召出山的真实情况。为什么要回避，原因也很清楚。因为这两次都是政治投机，而遭到了同样惨重的失败。要进行政治投机，那就绝不可能是个人的行动。这两次政治活动，所凭借的基本力量是复社，重要的关系人是吴昌时与陈之遴。梅村还写过一篇《复社纪事》，同样也是态度暧昧的，也不曾透露他自己在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在发表的当时就引来过计甫草的批评。王曾祥的另一节“书后”说：
人臣不幸，运遘阳九，事艰任巨，盖有刺心不足以自明，刎颈不足以称责者。若乃金门诸彦，兰台群英，靡柱石之倚，罔爪牙之托。而燕失故垒，欲傍谁飞；龙去鼎湖，相从不反。非志之易遂、节之易完者欤？梅村当英妙之年，陟清华之地。论所蒙被，可云渥矣。曾无独固，更事圣朝。所作诗文，颇多哀怨。感禾黍于秋风，述沧桑于世变。羁縻煎迫，重有所拂。然而失贞之妇，擗扌示故夫；二心之仆，号咷旧主。徒增戮笑，谁为信之！嗟呼，孤忠日月，已表层楼；故国衣冠，空怀死友。鲁连蹈海之辞，介子焚山之语，眂其生平，何相戾也。或言梅村老亲在堂，未宜引决。夫求生害仁，匪移孝之旨；见危授命，实教忠之义。苟其不然，隐黄冠于故乡，受缁衣于宿老，身脱维絷，色养晨夕。惜哉，梅村迹乍回而心染也。
王曾祥这些话，今天看来，可能过于陈腐了。但这也不好责怪生活在二百多年前的封建文士。在他们看来，民族气节与忠于皇帝原来就是一回事，忠君与爱国也是不能分开的。王曾祥对吴梅村的批判是严厉的，但也是实事求是的。在当时，吴梅村真的想保持自己的“名节”，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他作的是闲官，不为皇帝殉葬也不会受到苛求；去当和尚道士，也不是怎样困难的事，许多遗民都已这样做了。关键是梅村的言行不一，所以一切慷慨激昂的正面言辞，在明眼人看来就都成了笑柄。特别是最后提出的“心染”一点，我觉得确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王曾祥指出了吴梅村实在是个在政治上不甘寂寞的人物。
吴梅村是复社党魁张溥的入室弟子，其实两人年龄相差不过七岁，他一开始就是复社有威望的骨干成员，天如门下“十哲”之一。崇祯三年，与张溥、吴昌时同举乡试。四年又得会试第一、殿试一甲二名，成为周延儒的得意门生。在复社中的地位声望急遽升高，是五年虎丘大会中的风云人物。张溥与梅村同年成进士，授庶吉士。第二年，就回到家乡，全力经营社事，不再回到北京，把颇有“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