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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台湾大学堂“一读者”先生派了专差，送来一封简单的信，问曰：“请赐释个体是什么？个人是什么？二者似应为一。如分，如何分？”跟此信先后来信的还有十几位一先生和一位李云先生。但愿台湾大学堂的一先生只不过借用台湾大学堂的信纸信封，而不是真的大学生，不幸而真的是大学生，也千万别是政治系的，不幸又是政治系的，甚至楣运当头，更是政治系的教习老爷，那就要糟啦。
柏杨先生晕晕忽忽，说个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不同，简直有点林语堂先生那种“大胆求证”的作风，未免嗓门太尖。盖近代中国人一旦搞点学院派的玩艺，必须有大批洋字出笼，像尾巴夹在门缝里一样，夹在句子当中，以表“字字有来历”，而示学问大得可怕。至于该洋字是辛辛苦苦查字典查出来的，或是向别人结结巴巴打听出来的，或是照着别人大作上比葫芦画瓢画下来的，恐怕连他自己都弄不清。只不过现在是猪八戒时代啦，非拋出洋字，不足以唬有识之徒。而有些人也偏偏吃这一套，一见洋字就好象柏杨先生见了银子，浑身都会服贴。至于该洋字引用得对不对，批注得错不错，则顾不得矣，只要一楞一楞被唬住就行。如果有位朋友写了半天还没有拋出洋字，那才真是“纵有西江水，难洗满面羞”，比头顶绿帽，还要无颜见江东父老。
所以，不谈个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则已，要谈就得在每个主义下猛夹洋字，才能教读者老爷心服口服，可惜我老人家埋头苦查了半天英汉字典，都没查出来名堂，也曾向两位在大学堂教英文的教习打过电话，一位曰：“老哥，你真是天才儿童，越来越聪明，乱发明主义起来啦，啥叫个体主义，没听说过。”另一位倒彷佛听说过，告诉了一个很长的孑孓文，我当时写到一张纸条上，以备“顺手拈来”，不料被小孙女擦了屁股，再打电话去时，他阁下已出了国，所以想充充壳子都充不成。希望读者老爷千万别用西崽眼乱瞅，认为我老人家露了原形，并没两斧头。等该教习阁下回国之后，我的洋字可多啦。
既然无法“洋已有之”，我老人家只好自己动手，发明来历。夫个人主义似乎是民主政治思想，和民主政治实践上最小单位，这单位就是自然人。所以凡是硫磺虫，对个人主义，往往不共戴天。个体主义似乎是伦理思想和伦理实践的单位，这单位可能是一个自然人，也可是一小撮有血缘关系的自然人──家，更扩大到可能是一小撮有经济利害关系的自然人──族。世界上好象只有中国有“灭门”，以及“灭三族”、“灭九族”的残酷刑法，但这种刑法却有它的理论根据，那就是，表面上看起来血流成河，杀了几千几万，实际上不过杀了一个个体。
第四部分 所谓结拜兄弟37．窝里斗
袁晴晖先生伸手就揭底牌：“忠臣受害之惨”和“小民受祸之烈”，其心情沉重，可透穿纸背，不知道其它国家的忠臣──那些夷狄之邦的爱国志士，有没有像中国被杀得这么多，和杀得这么苦也。若卫鞅先生焉，最是倒霉，惨死之后，不但得不到一点同情，还要受到儒家的抨击，不敢归罪于专制制度，反而讥嘲他“作法自毙”。若李斯先生焉，全家被绑赴刑场。若韩信先生焉，没有他就没有汉王朝，结果灭了三族。若崔浩先生焉，被装到囚车里，放到十字街口，恁人朝他脸上身上撒尿，同样的也没有一个人同情，佛家朋友反而讥讽他受了乱拆寺院之报。若杨继盛先生焉，只不过写文章写得真诚恳切一点，被打得流脓几碗，死在监狱。若檀道济先生焉，一家大小，杀了个净光。若熊廷弼先生焉，若袁崇焕先生焉，游街示众之后，仍鸡犬不留。若岳飞先生焉，其结局人人皆知。若年羹尧先生焉，被罚到杭州看城门，侮辱了个够，仍逃不了男女老幼，跪到柴市口挨刀。若方孝孺先生焉，灭了十族。若铁铉先生焉，妻子女儿被发给教坊当妓女，人人得而嫖之。若公孙无忌先生焉，倒毙在蛮荒。若柳亚夫先生焉，活活在监狱里饿死。若屈原先生焉，活活在汩罗江淹死。若文种先生焉，为国家复兴，累得吐血，结果被逼自己抹了脖子。若王安石先生焉，被强大的酱蛆群，一口咬定他是人类中最大的奸慝。若张居正先生焉，即令死啦，也留下后患，合家被兵丁团团围住，饿死的饿死，放逐的放逐。
──这不过是临时想起来的一些人物罢啦，如真的请考据癖朋友出面，恐怕能考据出一部大辞典。嗟夫，张献忠先生有《七杀诗》，历史上当权家伙也有《七杀诗》，诗曰：“老子养人如养狗，你偏教俺不舒服，杀杀杀杀杀杀杀。”吾友李卓吾先生曰：“忠臣可为而不可为，清官可为而不可为。”不是他反对人当忠臣当清官，而是跟袁晴晖先生一样，对忠臣和清官的遭遇，以及对促成他们发生那种遭遇的因素，感到心如刀割。呜呼，历史推演到今天这种样子，岂英才全被杀光，或全被逼死的报应欤？
袁先生第二封信曰：
“读《势利眼主义》，这正是中华民族落后堕落的写照，不免又感慨万千，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幸灾乐祸，自私自利，自古已然，中国历史乃一部官场斗争史，故乱多治少。”
──我老人家又要插嘴啦，夫一部二十五史，不过一部官场斗争史，也就是一部官挤官史，和官斗官史。从头到尾，累牍连篇，不是你挤我，就是我挤你，不是你斗我，就是我斗你，除了动刀动枪，还动谗动谄。中国人最大的悲哀，在于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得用到窝里斗上。孙观汉先生在《关怀与爱心》（《菜园怀台杂思》）的后记上曰：“在国外居住过，而又曾回国做过事的人，大家可能都同意，认为一个有才能的人，在国外做起事来，成就可能比在国内高，换句话说，同一件事，在国内做起来，需要有更高的人才。”
这段话十分委婉，但很显然的，孙先生已经指出问题的核心：在国内做事，受不完挤和斗，受不尽酱缸蛆的谗言和讪语。
袁晴晖先生续曰：
“中国文化最大的错误是走错了路，就是用高官厚禄、黄金美女，引诱人去读书，使人以阿谀奉承、升官发财，去图功名富贵。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最精彩的古训。以致产生了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无耻乡愿。像娄师德之唾面自干，冯道的五朝长乐老，是其显著者也。而魏阉忠贤，竟有十万人上书请为其立生祠配孔子，尤为历史丑剧，这都是文化走错了路的结果。我自幼年时代起，即受到长辈这种古训矣，这种古训铸成了一个虚荣势利，作伪不诚的陈年大酱缸。大家久受熏陶，久而不闻其臭，甚至反而自我陶醉。哀莫大于心死，在邪说流行的今天，更令人怵目惊心，不胜感慨也。”
──袁先生说中国文化最大的错误是走错了路，一针见血，（请瓦罐朋友钧鉴，这一针如受不了，不妨咬咬牙，千万别再雷鸣啦，如何？）韩愈先生在一千年前就指出这条错路，但这条错路却是知识分子能走的唯一的路，于是乎只有当官才是正途。凡是不能当官的事不干，凡是影响升官的话不说，要干也只干能帮助他当官的事，要说也只说能帮助他升官的话。主子虽换，原则不变。此冯道先生所以兴隆，而文天祥先生所以身陷囹圄，终于杀头也。（文天祥先生既不识时务于前，又不开窍于后，不走正路，反而把富贵功名，拋于一旦，真是可惜呀可惜。）
今天看了孙观汉先生的《菜园里的心痕》（《菜园怀台续思》），谈到经济部长李国鼎先生，李先生对这种走错了的路，称之为“旧观念”。
孙观汉先生认为“旧观念”和“酱缸”名异实同。柏杨先生想，它们似乎只一部份相同，旧观念中也有好的，在旧观念下产生的行为，也有和日月并明的。只有酱缸蛆观念，即令它是新的，也是堕落的，恶毒的也。
李国鼎先生指出在“旧观念”中，一直到今天，人们还瞧不起做生意，认为做正当生意赚钱是丢人的。呜呼，这跟文化走到岔道上有关，盖我们的文化本来是走在光明大道上的，却被长期的封建政体和儒家学派圣人们，群策群力，连推带打，活生生的塞到酱缸里。大家最初还叽哇乱叫，后来酱成了酱缸蛆，不要说叫啦，连哼的声音都归于沉寂。孟轲先生的学说便是：“何必曰利，唯有仁义而已。”的，这位不曰利的祖师爷，为千万个酱缸蛆制下了仁义的假面具，明明害了杨梅大疮，鼻子都烂塌啦，却把面具一戴，喊曰：“都来看呀，俺好漂亮呀！”
第四部分 所谓结拜兄弟38．谋利有啥不对
在表面镇静而心里奇痒的状态之下，儒家朋友对商人充满了轻视、嫉妒、愤怒。一提起商人，就是“奸商”。奸商当然多得是，但公务员中也有坏蛋，却从没有听说过有“奸官”的（不过，“赃官”一词倒层出不穷）。夫商人以正当而合法的手段赚了钱，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就有人眼红。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却他妈的高贵得不得了，人人翘起大拇指称赞他“有办法”。李国鼎先生怎不感叹旧观念，袁晴晖先生怎不觉得文化走到错路上乎？
一位中国文化学院夜间部的学生，向柏杨先生谈到他的教习傅宗懋先生。傅先生讲课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不仅口才好，而且有深度，日前他在该院这学期最后一节课时，曾对儒家的那种“正其谊不谋其利”学说，誓死反对。傅先生鼓励学生用正当合法的手段赚钱，“谋利”不是一种耻辱，谈钱谈利也不是一种耻辱。恰恰相反的，那是一种光荣。儒家那种口不言利，口不言钱，但心里却塞满了钱和利的畸形观念，必须纠正过来，社会民生，才能蒸蒸日上。
那位学生转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