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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臣子就懒散起来，反是皇帝和少数几人热心，大多数人都好象少了建功立业的心思，这点在那些偏安之朝若说还不明显，在统一的中原王朝就显得十分的明显，那些臣子当得知皇帝要远征某国，肯定会纷纷劝谏。
有一种意见说，这是儒家思想在作祟，正是这些儒家大臣们不欲进取，不喜欢征伐才会反对的，更有甚者，将日后中国没有扩张，没有赶上地理大发现，殖民热潮的事都归咎于儒家思想了。
这实在冤枉的很，主张和平的那是墨家，这儒家可从来不是什么和平主义者，鼻祖孔夫子就是带过兵的人物，后代孟子荀子等大师对于战争也并非是排斥，而是主张战争的目的必须是仁义为本或者说正义。所谓出师要有名，无名之师是不能出的，当然，这要打仗，理由总是能找到的，就好象近代西方那位说的“律师总是能找到的”一样。何况三国及其各代乱世，恩怨交织，要为他们之间的征伐找名义太容易了。
实际上，要是儒家是主张和平不主张征伐，那当初汉武帝也不会独尊儒术了，儒家在中国两千多年占据着统治地位，要真是那些和平主义者当家，中国这么大的疆土莫非是靠嘴皮子说来的？
儒家这么多年的存在，并不是偶然的，诸多的儒家信徒，都能文能武，王阳明的例子不用多说了，八股做的好未必打仗就不行了。只是在后人眼里，自动把那些武将和儒生排除开来，而只想到文人甚至只想到那些腐儒，把他们等同与儒家信徒了。
而且，即便是那些反对皇帝征伐的大臣们，当初就有很多立了战功的，而且也不光是儒生，也有许多将军。
那，他们是为了什么而反对呢，这其中原因就很多了，有军事上的，认为准备不足，比如邓艾就这意见，也有认为内部有问题的，比如前秦诸臣，也有些确实是派系斗争，生怕那些人立功了，比如东晋反对桓温北伐的。
这么多原因自然不可能一一详说，本章就主要说一个原因，经济原因。
是的，经济原因，这又要说到一个常见的错误印象，就是好象中国古代不讲经济，只谈仁义道德，这自然不可能，没有经济民生，种族如何繁衍，国家如何生存。若是细心，便可从史书中寻到许多讲古代经济的事，其中很大程度上涉及了制度变幻，国家兴亡，变法等事，如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就是因为宋朝朝政危机导致，王安石乃是宋朝儒家著名的大学者，他的变法主要内容便是经济民生，真正的儒家或者说中国古代官员们对于经济问题可说关注甚深。
而那些官员大臣之所以反对出外征伐的一大原因，就是他们觉得不划算！
为什么不划算呢，我们之前有说到游牧民族对中原的骚扰长期不止，这其中有很多原因，最重要的一点便是中原觉得太不划算，怎么个不划算呢？在当时来说，中原王朝已经把能开拓的土地都开拓光了，起初是中原，后来是南方，基本上是把适于农耕的土地都开发完了，再向东是大海，向南是丛林，向北向西是草原戈壁，已经不适应开拓的要求，或者说，占下来也无用，开发的代价太大。
就好比说北方草原，要把其开发为农田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一方面要面对恶劣的地理环境，另一方面要面对随时都可能会来抢掠的游牧民族，真要把他们开发成如中原一样，至少要花几百年，几代人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才行。姑且不说有谁花几百年来实施这个计划，单就要迁徙以百万为百万的人口并让他们存活下来对于帝国的财政就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事。搞的不好就会造成流民，民变，改朝换代，秦朝和隋朝都干过如此的事，姑且不说目的如何，下场谁都见到了。
所以说尽管解决游牧民族的根本方案就是将草原变为农田，但是这种花费太过于巨大，相比之，就连劳师远征都显得廉价了。当然，劳师远征的费用也大，而且关键是劳师远征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那些草原丛林夺下来也没用。占了下来，只怕还要花费无数的人力物力到这个无底洞，所谓事倍功半在这件事上最为明显，于是，更加廉价符合经济的做法就被提上了日程。小规模屯田，保留一定数量边防军，修长城防御，加上偶尔的扫荡出征，这种方式比之占领那一大块草原丛林要经济得多了。
在帝国的官员们看来，不是要制造什么大功业，而只是要用最经济的手段管理帝国，这样一来，我们就很容易明白那些反对征伐的官员心理了，在他们的心里，征伐是和金钱划等号的，假如征伐能获得大利，比如说穷国打富国，那自然不须说，失败了固然倒霉，成功了可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而富国打穷国就不一样了，失败了不用说了，成功了好处也不大。
开拓疆土，这固然是丰功伟绩，但是在现实的官员看来，疆土也分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就好象现在的美国，富国强国，但是假如一个既没有战略意义也没有经济价值的穷国跑过去哭着要求加入，那美国政府也不会同意。当年的中原王朝也一样，这疆土也分三六九等，中原和日后的江南这些开发了的土地，那是黄金宝地，一分也不能少，为了这些土地，动多少刀兵也行。南方那些未开发完全但是还可以适宜耕作的土地嘛，要了也可以，但是不要嘛，关系也不大。至于北方草原戈壁，南方丛林，要来干吗？种田又不能种，也没什么特别的出产，维护的费用又高的可怕，如此鸡肋，只需要遥控在手，不使其威胁自己，作为藩属便可。这些藩属就算上门求自己内附，也要仔细考虑考虑，更不用说征伐了。
三国时代，魏晋自然是占了当时的黄金宝地，蜀汉和东吴则占的一般，翻开地图就可以看到，当时蜀汉东吴真正适宜耕作居住的也就是长江流域这一块，其他的大部分地区都是蛮荒之地，即便是那些已经开发的土地也远比不上中原，这一情况到了东晋也没有大的改善。（江南的开发这点可以看出开发的代价，江南其实基础不错，比更南方的土地算是开发的不错了，但是也要花费几百年的时间才赶上中原，尤其这还是因为北方战乱，流民大量涌入的情况下，假如没有这样的情况，要纯粹让一个政权来完成这样的开发，在古代是几乎不可能的，实际上美洲的真正开发也只是在工业革命之后，移民大量涌入，再加上黄金的魅力造成的。）
所以在南陈灭亡之前的很长一段南北分裂时间，实际上南攻北反倒比北攻南更加积极，这其中除了军事等其他因素，和这个经济因素也大有干系，南方乃是穷地，开发程度远比不上中原，自然时时刻刻想着回去，（这其中还有收复故土的因素。）而北方占了中原这块黄金宝地，喜不自禁，自然是先把这地护住为上，尤其是那些北方游牧民族刚刚从草原到得中原这花花世界，享受都来不及，前几代随着惯性还动着南征的心思，后几代就只想着保这黄金宝地不失了。
当然，南北的差距终究比不上中原和边缘蛮荒地带的差距，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已经扩张到当时技术条件下的地理极限，在当时的中国来说，当真算得上是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无所不缺了，无论是边缘的那些小国甚或遥远的西方国家，都没有中国渴望的物品，至多有些奢侈品的输入而已，而世界却渴望着中国的物产，在世界贸易这个环节上，中国带有极其优越的地位，在鸦片输入之前，世界的金银纷纷向中国聚集，那时的中国是绝对的富国。既然是富国，中国自然不会想对那些边远的小国穷国去掠夺，去征服，去殖民，因为没有这种欲望，也没这种必要。反倒是西方国家，因为缺少资源，穷则思变，带着对财富的欲望，借着航海去抢掠，去征服，去殖民，进而借着技术革命的东风站到了世界的前端。
穷与富，有时的转变也在瞬息之间，尤其是当用来作为最后手段的征伐武器也失效时，更是如此。
正文 第一百一十六章 蜀汉的最后一战（上）
三国随章侃第一百一十六章蜀汉的最后一战（上）
（演义第一百十六回钟会分兵汉中道武侯显圣定军山）
公元262年，司马昭力排众议，决定征伐蜀汉。在当时，诸多朝臣多反对冒然攻打蜀汉，即便征西将军，与蜀汉多年征战的邓艾，也屡次上表提出异议，反对此时攻打蜀汉。邓艾乃当时名将，多年统领西线曹魏之军与姜维作战，为天下之名将，司马昭攻打蜀汉一定得依赖他不可，而他的倾向对于这次战役举足轻重。
邓艾的反对除了他上表中已经提到的内容确实反对攻打蜀汉外，很可能与他并非此次战役的主将有关，当时，司马昭是选择了他的亲信，支持他此次攻伐计划的司隶校尉钟会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若是如此，邓艾便要在钟会指挥之下。然而从日后邓艾在战役中的表现看，他很不愿意在钟会麾下作战，试图自己带军。为此，司马昭派遣主簿师纂为邓艾司马，并解释司马昭的意图，这其中便有可能说明了日后攻打蜀汉的战役部署，并对邓艾进行拉拢，（日后攻打蜀汉一战，邓艾自领一路，有着极大的自主权。）此外，师纂此行很可能不单有拉拢解释的意思，更有若邓艾再行劝阻，就剥夺其兵权，令其回京的意思。所谓恩威并施。邓艾随后便表示支持司马昭的征伐计划，邓艾的转变对于这次战役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司马昭这次攻打蜀汉并非纯粹是以蜀汉为目的，而是统一天下的第一步而已，在司马昭一次对于群臣的解释中便可以看出。
“自定寿春已来，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虏。略计取吴，作战船，通水道，当用千余万功，此十万人百数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湿，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后，在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虞定虢，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