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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假者的核心就是出售，由此“像真的那样”就成了首要甚至惟一的标尺。劣质奶粉的成本中，相当大的比例其实是包装袋，比如卖5块钱的劣质奶粉，它的袋子可能就要2块。而正规奶粉生产成本中包装袋的绝对价格要高于此，但在整个奶粉价格中所占比例则低于劣质奶粉。临沂市质量监督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分析说，“打假奶粉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打掉假货的包装袋生产线，因为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
“印刷技术和资金是苍南一些企业制假的两大生产要素。也许这是温州模式中负面影响的大体现。市场究竟应该大到哪里？政府究竟应该小到哪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一位研究员发问。
我国奶业自1998年持续高速增长，到2003年底我国奶牛存栏已突破800万头，牛奶总产量突破1700万吨，人均奶类消费接近14公斤，均比上年增长20％以上。有业内人士戏说道，中国牛的增长速度世界第一。
然而，一些劣质奶源仍然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了市场，这也给一部分制假者以利益机会。甚至有人用“南北分工、优势互补、利益共享”来概括伪劣奶粉的产销原则，而大多数伪劣产品却倾销到了农村，特别是中原农村。
“打假打源头固然重要，但打假的核心其实在于流通环节，特别是批发市场上的打假，而这一环节上治理的困难在于涉及到生产、销售等方的地方利益。这也是我们难做工作的主要方面。”临沂市质量监督局那位官员直言。
营养改善立法的出台契机？
4月23日上午，一名叫魏中礼的男子在电话里失声痛哭。他是石家庄三鹿集团安徽业务经理，接他电话的是三鹿集团广告部马女士。
“安徽当地媒体错把我们的名字列到不合格奶粉名单上了，而那是假冒我们品牌的伪劣奶粉啊！但很多商场都把我们的奶粉下架了。魏中礼为这事几天没睡觉，多冤枉啊！”马女士激动地对记者说。很快，三鹿集团收到阜阳卫生监督所的证明材料，说名单上为假冒三鹿产品。
“（伪劣奶粉）蛋白质含量有的低于1％，按国家标准，0～12个月婴儿食用的奶粉，蛋白质含量必须达到10％以上。那是什么奶粉！除了名字叫奶粉二字，和奶粉行业根本没有关系。这一事件对我们整个行业真是灾难！”三鹿集团生产中心副主任张广对记者说。
4月26日，三鹿集团有关人士向记者透露，这次因检查失误而将三鹿列上黑名单，至少给三鹿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0万元人民币，间接损失更是无法估计。
河北省奶业协会秘书长贾树刚告诉记者，这次劣质奶粉检查，除了查到应占10％以上的蛋白质普遍不达标以外，其余那90％的物质到底有没有致病物质，谁都不知道。
“那90％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现在我们谁也不清楚。”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安全系主任何计国也说。贾树刚还表示，婴幼儿的肝、肾功能都较弱，很多金属离子如果超标将可能引发多种疾病。
“事实上营养问题，不只存在于婴儿奶粉中，也存于成人及老人奶粉中，只是那些新生儿的抵抗力差，所以严重后果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上海奶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乳品加工委员会主任顾佳升对记者说。
“发生这事是不应该的。”何计国认为，我们国家目前还缺乏一个应对突发事件的食品安全检测的快速反应队伍。
“中国目前急需一部营养改善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吴永宁主任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我国过去的食品安全执法主要是针对有毒有害物质的执法，至于含量够不够，更多认为是质量问题，因此缺乏强制性。但婴儿食品是一种特殊食品，与健康密切相关，应该由卫生部门管理。现在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有食品营养法，而我们国家却没有。这是非常紧迫的事。”
记者获悉，对于营养立法问题，中国营养学会和相关部门已经呼吁多年，业内人士认为，阜阳伪劣奶粉事件，至少给营养改善法的出台，提供了一个很好契机。
第一章 隐蔽的真相第17节 伪劣奶粉流通链（3）
缺失的链条
临沂市兰山区七德村坐落在北上临沂的必经之路上，沿着道路两边是四五家小门面。
“你问的供销社早就没了，要么倒闭要么给私人承包了。”4月26日晚，当地一个门市老板对记者说，“几家老板的进货渠道各不相同，你摸不准啊！奶粉大多是从华丰市场进的，我们进好的，你如果要劣质的以前也能进来。”
这几天当地卫生部门利用查劣质奶粉的机会也对小店铺进行了一次全面督导。记者获得的一份卫生监督建议书是写给一个村里小超市的。单是监督意见就列了八条。如，须取得卫生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从业人员需健康体检后上岗、设防鼠板、各类食品建立索证制度，建档登记等等。这些规矩让这家小店老板颇为头疼。
有一种算法，国内每年婴幼儿奶粉市场需求就达30万吨。而我国现在一年的婴幼儿奶粉产量仅8～10万吨。特别是我国目前农村奶类消费水平极低，人均消费水平只有城镇的约1／10，中国农村乳品市场基本是一个空白。
上海光明乳业集团副总张华富告诉记者，光明打农村市场主要是通过经销商，只有合格的经销商才能销售光明奶。我们对经销商有评价，需要他们的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经营场所证明，还要有多年经销食品的信誉和一定的资金。这样经过公司评审后才能成为我们的经销商，才出奶粉给他，他再分销到农村去。
张华富说，农村需要的奶粉就是从经销商直接发到供销社，但光明奶粉的经销商在农村并不多。全国供销社经过几十年发展形成的48．8万个经营网点，成了农村发展现代流通方式最大、最丰富的组织资源。但改革开放后，供销社普遍经历了一场“供、销之变”。
山东省供销社主任白志刚曾在一份调研报告中说，乡镇一级的竞争很激烈，这些年我们的组织和网络遭到了较严重的削弱，而在村一级有空间，村级应该是农村商品流通网络的末梢，日用品和生产资料的连锁配送最终要延伸到这里。
在产权多元化，社有企业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供销社希望发展成长一批合作经济组织，但面对广阔的农村和千万种商品，此举不易。
“我们现在还没有摆脱城乡二元经济，可以明显地看到两个不同的市场。假奶粉、假化肥、假农药在农村重新抬头，并不是独立的个案，它说明我们在这个市场上没有规范的主体。当然这个主体可以是民营，也可以是国有的。但规范和扶持这一渠道的责任应该是政府提供的，这也是乡村最基本的公共产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一位研究员这样评价。
善待孩子！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目前已有一些城市和周边地区，要求对五岁以内的孩子每年必须有四次体检。主要是检查有无先天性疾病、发育是否正常，特别是营养情况。
但这一做法在大多数中西部边远农村却显得有些奢侈。
“我们这些地方是劳动力大量输出的地区，据我们调查，一般的适龄青年在家结婚、生产一两年即又回到城里打工，而多数孩子从小就只有爷爷奶奶的照料，加上贫穷，营养很难跟上。”河南省卫生厅一位官员在电话里对记者说，“但不管怎么样，他们都需要基本的保障，买不到好的或者没有钱买好的，当然只能选伪劣的，总比没有好吧？！”
与食品安全息息相关的是政府的监管。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科技部食品安全重大事项首席科学家陈君石，曾在一次和外国客人的见面中，这样介绍去年机构改革后食品安全领域的各部门分工：国家质检总局、农业部、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卫生部都有食品安全的管理内容，新成立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在上述各部门之间起协调作用。不同部门在食品安全领域的管理工作内容各有侧重，但也存在交叉和重复管理的现象。鉴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这种情况在短期内还难以改变。
“食品这块，现在这些部门各管各的，没有交叉点。所以当一个产品从一个城市流向另一个城市时，表面上都在管，而出了事又谁都不去管了。去年成立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基本上是把这些部门分散的职能给统一起来了。”一位奶制品业内人士说。
但在具体管理上，仍有许多业内人认为食品安全问题远远超越了卫生范畴，一个环节时常多个部门插手，体制错综复杂。
北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直言道：“FDA其实缺乏有效的权力，它的职能只有协调。像阜阳这个事件，FDA也就只到省一级，而在阜阳根本就没有FDA的机构，你让它怎么协调？！”
记者截稿时致电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协调司司长赵晓鸣，他表示伪劣奶粉的事正在调查，现在调查人员还没有回来，所以具体事情对外还不好说。
＇附录＇
2001年左右曾经出现假冒伪劣奶粉较严重的地区的名单（以严重程度为序，并不一定代表现在的情况）：
1．河南：郑州、周口、商丘、新乡、开封、南阳、安阳
2．安徽：阜阳、蚌埠、芜湖、安庆
3．辽宁：沈阳、营口、盘锦
4．江苏：淮阴、盐城、连云港、徐州
5．山东：临沂、滕州、济宁
6．湖南：长沙、岳阳、常德
7．山西：运城
8．河北：石家庄、廊坊、邢台、唐山
9．江西：赣州、南昌、九江
记者/田毅王凤君山东、河北、内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