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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糗也发生在前几天。
世足赛期间我在台北有场签书会，为了要穿帅一点，我应景地跑去买了件绿色的球衣，想说支持一下号称最强的巴西。但到了签书会当天，我才发现球衣上大刺刺的GMR三字，是“喀麦隆”的缩写——而不是巴西！不是巴西！喀麦隆号称非洲雄狮，但这届世足赛连基本的三十二强都没入围！
平平是绿色！怎么差这么多！
“我竟然买了一件连参赛资格都没有的国家球衣！”我虎目含泪。
回到东京，不，关西行。
旅程某夜我们在大阪问路，问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脚底按摩小姐。那小姐很亲切，为了帮助我们还陪走了十几分钟的路，并帮叫了计程车，那温柔的模样让粗通日语的阿和非常着迷，终日念念不忘。
到了旅行配额将磬，即将离开日本的那天，我们三人还有十几个小时可以消磨。我一直想去漫画城狂买模型，但阿和显然另有打算。
“我决定了，我们搭地铁去找那个按摩女孩！”
“阿和！你神经病！”
阿和说得斩钉截铁，于是我跟该边只好义气相陪。就这样，我们费尽千辛万苦到了当初问路的地点，找着了脚底按摩的店。不幸那朝思暮想的女孩正好换班，在门口笑笑跟阿和挥手说再见后，阿和便歪着头阵亡了。
后来帮阿和按摩的，是个男人。
回台湾后，阿和还手工制了一张卡片寄给她，大概是预约下一次的按摩时间吧。小田和正说：“爱情故事突然发生”，果然是日本老经验。
12 消费悲伤
大爱剧场人生旅程第一部曲“缘”终于落幕，说的是人缘超好的大学生阿拓车祸昏迷，数百人挤在大林慈济医院排班探望，最后回天乏术、捐赠眼角膜遗爱人间的真实故事。
戏剧播放期间，我的留言板里每天都有读者询问戏里头的作家九把刀是否我本人饰演（哈哈并不是，演员比我帅多啦！），以及好奇阿拓与我真实的相处情况（我曾用阿拓当作小说“等一个人咖啡”的主角），更多人则抱怨着这出戏前半段感人肺腑，后半段却被一堆慈济医院的置入性行销弄得哭笑不得。
我也觉得真是可惜，每天都准时收看的我，同样被“缘”后半段中不断出现的“我一定要挂到院长的号”、“院长慢跑，向上天祈祷”、“副院长慈祥巡诊”等硬塞进去的医院宣传戏弄得无法进入情绪，我都快起麻疹了。网路上原本盛开着感动，最后大家都快酱爆。
大爱台拍摄的每出戏都有非常好的立意，对社会的影响很好，但编剧想要教化人心的斧凿之深，让我觉得很可惜。一篇好的寓言其实只需要把故事讲好，所谓的寓意心神领会即可，而不是来个小故事大道理的讲习。若不得已非得讲习，点到为止最好，长篇大论则劳人心神，破坏正常的叙事结构。更坏的情况是，累赘的宣传与教化会让人生厌，出现不必要的反效果。我相信这绝非慈济的本意。
又说到过溢的表现手法，其实当初剧组在开拍前曾找阿拓家人及我一起访谈，尽责了解阿拓的生平及处事态度，但有个地方让我很不解。当夜剧组反覆询问拓爸拓妈是否受了慈济义工或医疗团队所影响，才会捐赠阿拓的眼角膜，拓妈率直回答没想这么多，只是觉得既然阿拓拔管后还可以捐眼角膜，那便捐吧，但剧组还是努力想问出如此单纯善良的答案中、可有让慈济医院着力之处。
结果戏拍出来了，还真的出现大量慈济团队循循善诱阿拓家人捐赠器官的过程，甚至出现戏中拓妈在知道阿拓器官衰竭后，说出“对不起，我现在只能捐出眼角膜。”如此让人错愕的经典“道歉”。原本阿拓家人抱持平常心捐赠器官，其实是很真实的善良，戏里弄得这么颠颠簸簸，我好错愕。
后来，我在书局里翻了翻“人生旅程”电视小说，发觉里面很多文字叙述极雷同阿拓姊姊在网路上发表的、对过世弟弟的思念与事件记录。后来阿拓家人约我聚会吃饭，我在餐桌上好奇问了这件事，才知道拓姊在未经告知其着作被“大量直接引用”的情况下，在录制大爱会客室时本着对慈济的信任，签下了制作单位递上来的同意书（此时书籍已出版），后来回家翻了书才知道自己的网路文章被切成段、然后近原封不动搬上书纸，拓姊因此后悔哭了好几天。我听了相当惊讶，也相当气馁。这算什么？如果好好跟拓姊说明想要节录她的创作，拓姊必然会欣然应允，一声不吭地这样乾坤大挪移拓姊对弟弟的思念，难道不是一种廉价的悲剧消费！一出众所期待、立意良善的戏拍出来了，却无法救赎亡者家属，离开拓家后，我的呼吸竟越来越粗重。
无别宗教信仰，慈济一向被认为是台湾“善的力量”最丰盛之处，然而慈济组织越来越庞大的此刻，必然会因为系统的复杂（如委外制作戏剧）出现怪象与弊端。在台湾，政客人人皆可喊打，骂起总统蓝绿都有胆子，但面对善的总本山慈济，批判的声音好像就萎缩了。我想社会必须保持不同的声音不断向其进言，督促更好，才能确保慈济的大爱真正长存。
14 鬼影幢幢的系馆地下室
大学一年级我过得挺寂寞。
由于没有机车代步，无法常跟同学一起冲车夜游， 交通大学位置偏僻，想要去热闹的清大夜市还得健行半小时，正妹的世界与我越来越远。
那时网路尚不发达，没有虚拟世界可以窝藏，我只好以破旧的图书馆为家，随意翻阅奇怪的人体知识（如，中国历代酷刑史）、怪诞的众家小说集、历史政治秘辛等，我照单全收。久而久之，便养成了我一下课就往图书馆钻的习惯。
除此之外，我也猛借电影录影带看。
交大图书馆好比少林寺的藏经阁，超难看的垃圾影片充斥其中，宝贝却也多的是，我杵着下巴鼻子几乎贴着电视，在快转烂片时随意寻找稍微可看的桥段、在快转好片小心翼翼避开让人不耐的情节，都是我的乐趣。我生平看到第一支完整的“A片”就是无意间借到的“感官世界”，导演是大岛渚，大约平均三分钟就可以看到一次性器官，可谓琳琅满目。我在昏暗的地下室视听中心震惊不已，后来还陆续借了三、四次。
后来写小说的时候，那段时期庞杂的阅读就成为一种内在的素养，快转各种电影的控制经验，也让我在写作时不断思考自己正在写的“字块”，是不是捆绑着太多赘字、太多其实没有人感兴趣的东西，然后试着删减回正道。
又说，交大的管理科学系系馆位在竹湖旁边，当其他系馆越盖越高的时候，管科系系馆毅然决然往下发展，以每年几公分的速度往下沉，沉沉沉沉……总有一天我回到交大，说不定只会在竹湖旁边看到系馆屋顶。
图书馆打烊后，我便转战系馆熬夜看借出来的杂书，一个人独享一间教室，很有知识份子舍我其谁的气氛。由于我平常鲜少碰教科书，所以碰到考试前夕，一口气念到天亮也不是稀奇的事。当时系馆的地下室很荒凉，是不断下沉的系馆里最接近地狱的地方，即使把灯全部打开，气氛还是很阴森，怕鬼的我绝对不靠近。
直到后来贪玩的学长搬了张撞球桌到系馆地下室，地下室才算有了点生气。有一次书念烦了，从没打过撞球的我终于受不了诱惑，蹑手蹑脚走到地下室摸索几杆。深夜无人，正合我意，我拿着球杆自顾研究着如何把球敲进洞里，成了排遣熬夜念书寂寥的活动。
我怕鬼的压力始终存在，也幻想着地下室里有个老是面对墙壁、一言不发的白衣女鬼（没办法，这种模样的女鬼恐怖得最经典）；矛盾的是，我又爱跟她说话……要知道，一人一鬼都闷不吭声的话，其实气氛会更糟糕。
“如果我这一球不进洞，我就看见鬼。”我冒着冷汗，手中的杆子发抖。
瞄准，出杆。
如果真的进，我会松了一口气，旋即提议：“如果下一球又进洞，你今天就不可以骚扰我。”然后再度屏气敲杆。
如果没有进，我会全身紧绷，看着空空荡荡、怪渍斑驳的墙角再度提议：“等等！这一杆先欠着，如果我等一下还是进不了球，你再出现不迟！”马上集中精神再试一次。
若还是持续没有进球、甚至是把球弹出桌子，我把杆子丢到桌上拔腿就逃，口中狂吼南无阿弥陀佛救救我。童年的制约如此跟我继续同在。
有一阵子我的敲杆越来越犀利，肯定是拜不想见鬼的压力所赐。
更重要的是，不管是图书馆还是地下室，那些经验也让我习惯了独处、爱上了独处、有时候非得独处不可。在疏离感越来越巨大的现代社会，能够享受独处却不感寂寞，是身为“一个人”最好的幸福吧。
15 非常爱念经的租屋房东
第一次考研究所没上，于是我大学硬念了第五年，一边写小说一边准备重考。家教学生的家长帮我在他们家对面租了“一整栋楼”，方便我住，也方便家教的小孩随时找得到我。
你也许会想，重考生怎么那么奢侈竟租了一整栋楼当临时住所？哈，那里透天三层楼，但是包水包电，竟然只要月租两千元，便宜到让人心慌，我当然一口答应。然而便宜有便宜的理由，房东是个出家人，经常参加进香团云游四海，而我就负责帮她看顾空荡荡的房子，防止宵小侵入。
而对两个家教学生来说，住在对面的我更是请教功课的方便存在，常常拿着钥匙自己进屋，在早上八点疯狂敲打我房间的门大吼：“柯老师！上课！我们要上课！”我睡眼惺忪起床，跌跌撞撞地用免费的超时家教开始我的一天。
一个人住在这么大的房子里，感觉自己是个王，为了证明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