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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不写出“大人”的姓名。中国人非常讲究实际，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对自己的名字却满不在乎。像这样的民族实在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常常发现，他们的名字一会儿写成这样，一会儿又写成那样；我们看到名字，但并不知是谁，还要问一下。最使人弄不清的是，同一人常常有好几个不同的名字，他的原名，他的“号”，甚至还有科举考试注册时专用的名字。正因为如此，外国人常常把一个中国人误认为其他人，村子的名字更不确定，有时会有两，三个完全不同的名字，并不是一个比一个更“恰当”。如果一个名字有了别名，它们可以互相交替使用，在官方文件上用原名，在平时交谈中可用别名；甚至也可以把别名当做形容词，与原名一起组成一个复合名。
中国人缺乏类似于化学分子式那样绝对需要精确的教育，这是令人遗憾的。中国的第一代化学家也许会因为把“没几十个微粒”的某物与有“好几十个微粒”的另一物混在一起，而少了许多数字，造成预想不到的严重后果。中国人完全能够像其他民族一样学会对一切事物都非常精确——一甚至更加精确，因为他们有无限的耐心——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他们目前还不重视精确，他们还不知道精确是什么。如果这一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有两条推论：其一，在我们考查中国历史档案时，必须考虑到中国人漠视精确这一特性。我们采用中国人所提供的数字和数量很容易使我们自己受骗，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想精确。其二，对于中国人所提供的冠以“统计数字”以抬高其权威性的各种材料，必须留有很大的余地。整体并不大于部分之和，然而，中国人的统计数字却相反。当我们审查完中国人的一份“统计数字”后，就立刻会像一位聪明的苏格兰人拿着一部很现实的“不确定大法”对美国最高法院说：这里有“对案件的最终的猜测！”
第七章 易于误解
当外国人学了不少汉语并足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时，你首先发现的是中国人很有天赋。令你惊讶并感到痛苦的是，你所说的，别人听不懂。于是，你以更加的勤奋重新学习；几年后，你能够自信地与别人交谈各种复杂问题。但是，如果是与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交谈，尤其是与从未见过外国人的人交谈，你就会像最初说汉语时那样感到惊讶和痛苦。对方明显是听不懂，而且明显是不想听懂。他根本就没注意你在说什么，也不跟着谈话的思路，而只会打断你的话说：“你说的，我们听不懂。”他带着一种具有优越感的微笑，就像期待哑巴开口说话一样，好像是在说：“谁说能听懂你的话？你天生就不会讲中国话，这是你的不幸，但不是你的过错。可是，你应当承认你的无能。不要为难我们，因为你说的，我们听不懂。”在这种情况下，始终保持一种平静是不可能的，你自然要发火，说：“我此刻所说的，你懂吗？”“不”，他回答说，“我没听懂你所说的。”
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所讲的汉语，还有另一种情况，这就是即便他们听清楚你所说的语词，但由于没有注意到某些细节，所表达的意思还是没被搞懂，至少没有全部搞懂。比如，“外国人在中国”这个短语必须放在表达“在这种条件下”、“有条件地”，“根据这种条件”之类的一大堆短语之中。而中国人事实上并不用这类短语，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这与外国人大不相同。中国人也不用时态，不在乎时态，而外国人就一定要注意时态。
在中国，所要注意的问题中，最需要防止发生的问题是不要在钱上造成误会。当外国人要为所购买的商品付钱时（在中国人看来，这是外国人的主要职责），将来完成时态就像“军事急需品”。“你将来干完活之后，你就会得到钱。”但是，汉语中没有将来完成时态，或者说没有任何描述某事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时态。中国人只是简单他说：“干活，挣钱。”在他的心目中，后句是主要的，并且不受“时间关系”的限制。因此，他给外国人干活时，希望马上能拿到工钱，这样才能有饭“吃”，似乎如果不是偶尔遇到这个工作，他就会连一点吃的都没有。我们必须反复告诫的是，在中国做生意尤其要避免在钱上造成误会。谁收钱，什么时候收，收多少，是银锭还是铜钱；若是银锭，成色怎样，重量多少；若是铜钱，“一串”有多少个——诸如此类的细节，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可能说得太明白的。若是与营造商、经销商和船东签订合同，对方该做哪些事，要履行哪些条款，一开始就必须作大量准确的说明，否则就会一团糟。
“自作自受”，这在中国是太常见了，并不会引起多大的注意。一位船夫或车夫受雇于外国人，本该按照雇主的要求，但有时却断然拒绝履行合同。在这种场合，中国的车夫固执得就像他的一匹骡子。那匹骡子躺在泥泞之中随心所欲地洗泥土澡；车夫用鞭子抽打着骡子，直至精疲力尽，仍无济于事；而骡子却视鞭子抽打如苍蝇挠痒痒。看到这一情景，不禁使我们想起德昆西“对中国人的评论，他讽刺中国人”像骡子一样固执“。他的说法显然有些过头；其实，中国人并不像骡子那样固执，因为骡子不会改变它的脾气，而任性的车夫则不然。受雇的车夫虽然在半路上不听从他的雇主，甚至对于雇主明确警告要扣掉他的全部”酒钱“也不予理睬，但过了半天时间到达终点时，他却对自己在半路上的所作所为予以辩解，并且赔不是。旅行者与他的车夫，船夫立下一个字据，通常是明智之举，这样就不会因可能的误会而带来麻烦。
“有言在先”，这是中国人谨慎处世的至理名言。然而，事情往往是，即使费尽心思订立了字据，也还是会有出现误解的时候。在中国的外国人碰到这种情况时，无论你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都会发现钱是引起你烦恼的重要原因；至于对方是受过教育的学者还是一字不识的苦力，这几乎没有多大差别，所有中国人都有在误解中取得优势的天赋。他们就像腊月的北风钻进门缝，像河水流进船洞，迅速且不费劲。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为了适应需要在某些方面也独立地发展出这一中国人的天赋。就像古波斯人具有拉长弓和讲真话两种重要的技能一样，盎格鲁——撒克逊人具有对敌人和对朋友都同样诚实和公正的天性，对此，中国人不久就会有所觉察。对中国人来说，这些品质似乎就像犹太人曾有过的某种独特的习惯。犹太人在对台塔斯时期的罗马人采取军事行动时，无论形势多么紧迫，每隔6天都必定要暂停一次。就像犹太人的那种习惯对罗马人是有利的一样，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那种天性对中国人也是有利的。
1860年之前西方与中国人所进行的一个世纪的外交，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易于误解的习惯；在以后的年代里，这种习惯并没有消失。与中国的外交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力图对被完全误解的事进行解释的历史。无论如何，中国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外国人是遵守诺言的，尽管也有例外。而且同样非常相信外国人办事公正（尽管也有某些个人和国家恰恰相反）。但是，正是基于这两点，中国人有能力对付即使是最顽固的外国人，“你是这样说的”，“不，我不是这样说的”，“但我认为你是这样说的，我们都是这样理解的，就算我们都是傻瓜，请付钱，是你自己说过要给的”。这就是中国人与外国人千百次争论的实质，而百分之九十七的结果是外国人付了钱，中国人心里很清楚，外国人为了表现自己的诚实和公正是会给钱的。在以下的3个事例中可以看到，中国人如何利用其他手段达到目的，而且是三次有两次成功。“
有过体验的读者会发现每天都有大量各种误解的例子。你告诉一个苦力把院子里的杂草拔掉，而把开始抽芽的草皮留着，从而使你能够看到渴望已久的一片珍贵的草地；可是，这只粗心的牛拿着锄头把所有绿草都铲除了，使之成了荒地，还说这样才干净。他不”理解“你的意思。叫厨子到很远的菜市场去买一条鲤鱼和一只鸡；他没买鱼回来，却买了三只大鹅；他认为你就是这么吩咐的。他不”理解“你的意思。派送信人在收信之前把一包重要的信件送到法国领事馆；他回来说，法国领事馆不收该信件；原来他把信件送到了比利时领事馆，结果误了收信时间。他不”理解“你的意思。
笔者的一位朋友的亲身经历可以很好地说明，可怜的外国人是多么容易误解和被误解。这位朋友去拜访一家中国的银行，银行老板与他关系良好；当说到最近银行附近发生的一场灾难性的大火时，这位外国人为大火没有蔓延到银行而向老板表示庆贺。对此，这位老板立刻觉得尴尬，并生气地说：“这是什么话？这么说不好！”直到后来，我的朋友才发现，他的冒犯之处在于他的话可以被误解为：大火如果再近一点把银行烧了，那才是最不幸的。因此，尽管是表示庆贺，但也属犯忌。一位刚到京城不久的外国人看到一群骆驼，其中有只小骆驼，就对长期受雇于外国人的车夫说：“你回家时，告诉我的小孩，让他出来看这只小骆驼，他从来没看过，这一定会令他非常高兴。”车夫没有立即回答，像是在酝酿某个思想一样，过了一会儿才略有所思地说：“就算你要买那只骆驼，也不能抬举它，否则就是害它！”
笔者曾参加过一次有中国人参加的礼拜，布道者讲的是有关纳曼的事。他描述了叙利亚大将军来到埃利沙★门前并代表随从人员要求进见主人的情景。为了尽可能说得形象生动，布道者如演戏般地模仿叙利亚的仆人喊道：“门卫，开门；叙利亚将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