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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株连守法
中国人有个典型的特征，可以用“负责”一词来概括，西方很少有一个词能像这个词那样重要，那样具有丰富的意义。在西方，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社会是个人的集合体。而在中国，社会却是由家庭，村落或宗族等构成，这些通常又是一致的。中国有千千万万个村子，每个村子的居民都源于同一个祖宗，同姓一个姓，共享一块热土。他们搬到现在居住的地方，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的一次政治变动，比如明朝灭亡，甚至在明朝建立的时候。在这样的村子里，堂兄弟几乎是最远的关系了，男性长辈，不是父亲，就是叔伯，或者什么“爷爷”。有时，一个小小的村子，竟会住着十一代人。他们并不像我们所想像的，寿数越高，辈份越高。中国人年龄很小就结婚，以后甚至到晚年还娶妻纳妾，一辈了不断地生孩子，结果就造成了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如果不特别询问或仔细注意名字中表明辈份的字，实在难以分辨出谁是晚辈，谁是长辈。一个年近七旬的老翁会叫一个三十岁的男人“爷爷”。所有的堂兄弟之间都可以互称“兄弟”，假如外国人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坚持要搞清楚，问他们到底是不是“自家兄弟”，回答经常很有意味：他们是“自家的堂兄弟”。笔者曾经这样问过，那人几乎毫不犹豫地说：“嗯，当然，你可以称他们为自家兄弟。”
这些都是中国人社会团结的具体表现。正是这种团结决定了中国富有责任心。父亲要对儿子负责，不单在儿子“成年”之前，而且永远负责。儿子也永远对父亲负责，俗话说：父债子还。兄长要对弟弟的一切负责，“家长”一一通常是长辈中年龄最大的男人一一要对整个家庭或家族负责。不过，这些责任会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风俗习惯不同无关紧要，个人是重要的。这一点，理论上很难论述清楚。在一个显赫的大家庭里，尽管有很多知书达理的人，也有一些是当地的头面人物，或科班出身的，但“族长”却可能是个头脑糊涂的老头，大字不识一个，甚至一辈子连离家十里远的地方都没去过。
家庭中兄长对弟弟或年长者对年幼者的影响，最直接，也最绝对。这与我们所提倡的自由势如水火。弟弟就像个仆人，整天盼望改变自己的地位，而哥哥偏不许他这样做。弟弟想买件棉衣，哥哥认为太贵，不给钱。笔者正在写这本书时，又接到一个报告：一个中国人，手头上有些罕见的古币，有个外国人很想买。为防止钱主不愿卖——在中国，一个人手里有另一个人想要的东西，情况常常如此——中间人就建议，送些西洋糖果和小玩艺儿给钱主的叔叔，让他对钱主施加压力，最后迫使钱主把古币卖掉。
有这样一个滑稽的故事，一位从西方国家来的旅行者，途中遇到一个长着长长白胡子的老人，在伤心地哭泣。旅行者感到很意外，就停下来问老人，为什么哭泣。老人告诉他，自己刚被父亲用鞭子抽了一顿。“你的父亲在哪儿？”旅行者问他，“那儿。”老人指着前面。旅行者便顺着老人指的方向往前走，又遇到了一个胡子更长更白的老人，“那是你的儿子吗？”旅行者问，“是的。”“你用鞭子抽他了？”“是的。”“你为什么要打他呢？”“因为他对爷爷无礼。如果他再这样，我还会再用鞭子抽他。”假如将这个故事的背景换成中国，这可就不是一个滑稽故事了。
家庭成员应该彼此负责，邻里之间也应这样。不管他们是否有亲属关系，都不该例外，因为住处相邻嘛。中国人认为善良与邪恶会传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母三迁就是为了找个理想的邻居。而接受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共和思想的人，对谁是他的邻居毫不在乎，在城里某个地方住上一年，他甚至还不知道隔壁邻居的名字。不过在中国，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倘若有人犯了罪，其邻居也逃不脱干系，犯了类似英国法律说的“包庇罪”。因为他们知道罪犯的企图，却不向政府报告。说“我不知道”，丝毫不起作用。你是他的邻居，就应该知道。
对杀死父母案子的处理，很能说明中国人的负责观念。在“孝悌为先”一章里，我们提到过，这类罪犯一般是疯子。如不自杀，就应该心甘情愿地接受凌迟之刑。几年前，北京《邸报》上的一份奏折中，中部某省的总督报告，他在处理一件杀死父母案时，命人推倒了罪犯邻居的房子，因为他们没有给罪犯良好的道德影响，以令其改邪归正。一般的中国人可能认为，这种处理方式合情合理有时，某地方有人犯了罪，除了对人进行惩罚外，还要拆毁一段城墙，或者修正一下城墙的样式，比如，将方角改成圆角，把城门换个地方，甚至干脆封死。要是一个地方老发生犯罪，据说该城就要被夷为平地，在别的地方另建新城，不过，这种事，我们还未遇到过。
村子里，地位比普通老百姓略高的称地保，管一个或几个村子，职责也十分繁杂，不过，总的来说，是充当沟通地方政府与百姓的媒介，地保经常会陷入麻烦中。任何一种纠葛都会给他带来麻烦。假如遇到一个吹毛求疵的地方官，有时甚至会因为没有汇报他不可能知道的事情而被打得血肉模糊。
地位比地保再高的是县官。在百姓眼里，他们是中国最重要的官吏。在百姓面前，他们是老虎；在上级面前，他们又是老鼠。一个县官至少要处理六大方面的事务，他既是民事、刑事司法官，又是行政司法官、验尸官、财政长官和税务官。一个官员要处理这么多事务，当然不能细致入微，明察秋毫。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说，这都是超负荷的，使得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处理好。况且，很多县官只一门心思想着如何捞油水，对任何公务都不感兴趣。因为公务繁多，彼此又不协调，即使县官有良心，也难免犯不少错误。一些事情处理失当，他总是难逃其咎。大部分县官要依靠师爷或随从来帮助处理日常事务，与所有中国官员一样，县官总被想像为对辖区内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也能随时防患于未然。为做到这一点，每个城市或乡村中，每十户划为一甲，每甲设保甲长。每户门前挂有一个小牌子，上面注明户主姓名和该户人口数目。这种户藉制度，有点像古代撒克逊人十户区或百户区制，它有利于确立责任区，某个保甲区内一旦出现可疑的陌生人物，第一个发现的就迅速报告保甲长，保甲长立刻报告地保，地保再报告给县官，县官马上采取措施，“严密搜捕，严厉惩处”，这种简易的保安措施，使所有的地方犯罪，还未发生就被发觉了。这不是靠陌生人长相可疑，而是靠住户固定。这一制度还使良好的民风代代相传。
显然，这一措施只有在住户固定的地区方能奏效。然而，即使在中国这样人口最为固定的国家，保甲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个法律上的假定。有时，在一个城市，以前从未见过门前挂牌子，可突然有一大，每户门上都挂上了。这就说明县官来了，他想加强这方面的管理。有些地方，只有冬天才挂上，因为冬天最危险，坏人最多。不过，据我们所知，该措施只是昔日的经验，现在徒具形式而已。实际上，也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连续走几个月，几千里路，沿途挂牌子的住居，不足百分之一。
前面可能说过，中国的保甲制度和所谓的人口调查紧密联系在一起。假如每户的门牌一直都准确地标明该户的人口数目；假如每个地保都有一份其辖区内人口的清单；假如每个县官都准确地将这些清单上的数字汇总——对整个帝国人口的准确统计就会非常容易，只要将这些一连中的数字加起来就行了。可惜，这些都是“假如”，而事实上，几乎没有一个可以实现。门牌根本不存在。当某个地方官偶尔需要人口总数时，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完全依赖的众多地保，都不能保证提供一个准确的数字，他们对此都毫无兴趣，因为人口调查没油水可捞。因此，对中国人口的准确统计，只能从想像中虚构了。即使在文明程度较高的西方国家，人们也总是把人口调查与税收联系起来。在中国，它更是令人们疑神疑鬼。如果各地不能持久投入地实行保甲制度，就绝对不可能准确地统计出人口的数目。
地方官犯点小罪，可能平安无事，也可能遇到大麻烦。即便如此，只要找有势力的朋友说说情，或者明智点，花些银子，也就完事了。就算丢了乌纱帽，也会把原因归结为他的辖区内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事。在中国，这现象极为普遍。
接下来有必要阐述一下官僚阶层是如何实行责任制度的。在翻译过来的北京《邸报》中，这样的例子每期都层出不穷。几年前就曾披露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值班的士兵偷了自己看守的大约三十箱子弹，卖给了一个做罐筒盒的。后者认为那些子弹是部队多余的次品。案发后，士兵被打了一百大板，流放边疆服苦役；负责仓库的小官，虽然允许交钱赎罪，减轻处罚，仍被打了八十大板，革去官职；买主因考虑是出于不知情，免于处罚，不过按常规，打了四十小板；管理这些士兵的连长，因为“纵容”犯罪，也被撤职，听候审判，但这家伙很聪明，及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