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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忍受痛苦不仅靠毅力，而且靠耐心，而后者往往要困难得多。一位双目失明的中国人问外国医生，他的视力能否恢复，并且还干脆地说，如果不能恢复，他就不再为治眼操心了。当医生告诉他无能为力时，这个人回答说：“这下可心安了。”这并不是我们所谓的无可奈何，更不是绝望，而只是一种能使我们“忍受痛苦”的品格。我们把焦虑看做是现代生活的祸根，侵蚀刀刃的铁锈。而中国人却具有不着急的天性，这对于完全有理由着急的整个民族来说，的确是桩好事。地大物博的国家遭受着周期性的干旱、水灾，以及由此引起的饥荒，诸如打官司这样的社会麻烦事以及因某种不确定因素而造成的更令人担忧的灾难，困扰着成千上万的人，但结果却完全可能出乎观察者的意料之外。我们曾多次问一位被夺走了土地，房屋和妻子的中国人，以后会怎样，他总是回答：“再没有太平的日子嗲！”“那什么时候才有个头呢？”“谁知道？”“也许早，也许迟，但肯定麻烦不少。”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除了无限止地忍耐，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法子呢？
给外国人印象最深的也许是，那种不幸的灾难接踵而来时，中国人所表现的忍。外国人所最熟悉的那些中国省份，很少能幸免于水灾、旱灾和饥荒所造成的灾难，1877至1878年的那次令人恐怖的大饥荒，有几百万数不清的人遭难，这些往事今目击者久久无法忘怀。当时，由于黄河水泛滥，突然改道，给广大的地区造成了无法估量、难以想像的灾难。几个省份最好的地区都被破坏，肥沃的土地被冲毁，变成了一片黄沙地。几千座村庄消失了，死里逃生的灾民无家可归，四处流浪，陷于绝望。大批的人并非因自己的过错而突然家破人亡、陷于绝望，这对任何政府来说，都不是好对付的。自我保存是自然界的首要法则，那些无缘无故被迫陷入饥饿的人联合起来迫使有粮食的人拿出粮食分给饥饿的人们，难道还有比这更合情合理的吗？
在一些大城市，贫穷的受难者最为集中，确实有按某种方式发放救济，但是，救济相当有限，时限又短，并且不向灾民，即使是重灾民，提供任何药品，这也是事实。对于遭灾严重的那些人的以后生活，政府就没考虑那么多了。至于土地的开垦、房屋的重建、以及新环境下的重新生活，政府一概不管。百姓要求减免赋税，经常是得不到应允，除非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地方官表明根本就没东西可以用来抵交赋税。对于一个来自西方国家的外国人来说，“面包、面包，否则就流血”的革命口号是很熟悉的，但很难理解，为什么无家可归，饥饿绝望的难民宁可在被洪水和饥荒摧毁的地区流浪，而不愿意团结一致向当地官员要求救助。这些地方官确实无力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总能迫使他做一些事，而这也算是开个头，以便能迫使他做更多的事。如果他不能“安抚”百姓，他就应该下台，就让其他官员取代他的位子。但是，我们反复恳切地询问大饥荒时的中国人，为什么不采取那样的举动呢？回答肯定就是一个词：“不敢”。如果还要花费口舌，硬要说，一个人与其饿死，还不如起来造反被杀死，就算是非正义的也没有什么不好，那么回答仍然是“不敢，不敢”。
中国人之所以不采取这种做法大概有两个原因。他们是最讲实际的民族，凭着本能感觉到这样做是徒劳的，因此他们不可能进一步联合起来。但我们必须相信，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人可以有本事无限地忍下去。正是因为忍，在中国可以看到一种最压抑的情景：成千上万的人明明可以轻易地夺得多得装不下的粮食，但却偏偏要让自己，默默地饿死。中国人对此怪事已是习以为常，以致于无动于衷，就像身经百战的老兵无视战争的恐怖一样。那些遭受苦难的人们已经注定要一辈子面对苦难，挣扎在死亡线上。灾难降临时，他们只知道承受，像是不可避免、不可战胜的一样。如果他们有能力用独轮车推着家人到能够讨到饭的地方去，他们是会这样做的。如果一家人走散了无法在一起，他们会尽可能地各自寻找生路，直到灾害过后再团聚。如果得不到救济，灾民们就会成群结队地冒着严寒，沿路乞讨，行走千里，穿过好几个省，希望找到粮食收成较好、较需要苦力、较能生存的地方，如果洪水退去，外出乞讨的农民回到自己的家乡，当泥土还非常烂，耕畜无法耕犁的时候，在泥土中挖开长长的裂口，然后在这小小的缝隙中熟练地播下一些麦种；于是又重新上路，乞讨为生，直到收割时才回来。如果天公作美，他又会重新以种地为生，不再乞讨，但是他心里非常清楚，倾家荡产和挨饿仍然可能发生。
灵魂不灭的一个有力证据是，人的灵魂中最高级的才能在现世中根本没有合适的机会得以施展。如果这个论据确凿，那么，中国人这种无法匹敌的忍肯定有其更崇高的目的，而不仅仅是使他们去忍受生活的苦难和被活活饿死。如果适者生存是历史给予的忠告，那么，一个具有忍这种天赋的民族，加上强大的生命力，肯定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第十八章 知足常乐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人在忍受任何困难方面具有令人惊叹不己、不可思议的能力。这种能力或许可称为一种心理悖论。明明是处于毫无希望的境地，他们却没有表现出一种失望；更确切地说，他们似乎是在作无望的抗争，并且往往不是为了希望。19世纪末叶，大多数民族都有一种烦躁焦虑的特性，而据我们所观察，中国人并没有这样的特性。他们似乎并不打算去迎接“一个美好时代的到来”，甚至从没想过会有这样的时代。
但是，“忍”和“韧”这两个词根本不能涵盖中国人全部的美德。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他们往往能在不幸的环境中保持心灵的安宁和长期的精神愉快，我们可称之力“常乐”。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唤起人们对这种美德的注意；当然也可能会提出某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以帮助对这种美德的理解。
说中国人“知足”，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只是满足于已经获得的，而不希望获得更多更好。正如我们在论及中国人的因循守旧时已经看到，他们的知足最能表现在他们对待自己的政体上。他们从来也没想过要改变那种政体。这就是中国人的脾气，对此，我们毫不怀疑。就一般的意义而言，因循守旧并非为中国人所独有，所有民族都有这种现象，不过中国人较为典型而已，很显然，中国人的因循守旧观念充满着整个社会，世代相传，完全压制了人们对于命运安排的不满。他们当然会遇到灾难，但却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始终固守这种观点的人不可能会努力去推翻已建立的秩序，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身受的压力过于沉重了。中国的知识界实际上是思想和行动的领导者，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所不可比拟的。但是，中国的知识界却极力说服中国人，现存的体制是公认最好的。他们以史为鉴，旁征博引，以令人信服的实例告诫中国人，对他们的体制作任何改良都是行不通的。他们这种顽固不化的因循守旧正是这样慢慢地生长起来的。
中国人是一个相信命运的民族，对此还没有人完全认识到。在中国的经典中，有大量有关“天命”的论述。百姓之间也经常说到所谓“天意”。这种说法往往与我们所说的上帝无所不能极其相似。但在基本思想上还是有着根本的区别：对我们而言，“上帝”意味着一个任其观念中完全拥有并创造世界一切、能给我们带来关怀和预言的造物主；对中国人而言，“天”实际上指的是一个笼统的非人格的东西，而且还是完全说不清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命运。“好命”与“坏”，对中国人来说，其意思类似于儿童故事书中的“好神”与“坏神”。依据这些神秘的东西就能做成一切，或不能做成一切。
中国人的占卜、巫术、算命，其复杂的说法和做法是依据一种直线式的力的作用和相互作用。有数不清的中国人正是依据这种普遍实用的说法度日生活的。当然，在中国的不同地区，这种迷信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不尽相同，但它们却是真实地存在于人们的心目之中。中国人，无论是男人或是女人，都总爱说：“这是我的命。”尤其是那些运气不佳的人更是这样。相信命运的必然结果是走向绝望，或者失望；带着这种念头的人，尤其是中国人，只能像病人一样等待着最后的解脱，等待着时来运转。也许中国人并不像土耳其人那样始终相信命运，也许中国人的“命”不同于“真主之意”，但是，一个民族如果像中国人那样相信命运的存在，相信命运是事物的本质，是不可违抗的，那么就肯定不会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坚决抗争。
历史是以实例教人的哲学，这是希腊人长期以来的看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人自己的历史一直是他们的老师，正是吸取了历史教训，才使他们形成了因循守旧的尽最大可能地屈从而毫无怨言，而不愿花力气撞墙以表现出或多或少的顽强不屈，“不能医治的伤疯必须忍受”，这一古老的格言是他行事的依据。简而言之，中国人知道富该怎样，穷该怎样；最重要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他知道如何知足。
中国人的常乐，我们必须视之为一种民族特性，与他们的知足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所获得的幸福总是超过所期待的，与我们不同，他们总是尽量地自得其乐。普通的中国人没有过分的讲究。他们总是模范的客人。不管在什么地方吃饭，吃什么，他们都觉得够好的了。即使是为数众多的缺穿少吃的人，他们也始终保持不慌不忙，其样子显然会令我们感到惊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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