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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自由秀似是而非的新闻自由
“大多数的美国人都是好人，这一点我坚信不疑。”实施联合国对伊拉克人道主义救援计划的前任首席执行官丹尼斯·哈利迪这样说，“伊拉克并非都是由两千两百万萨达姆·侯塞因这样的人组成的，而是由两千两百万伊拉克人民组成的，包括每一个家庭的孩子们，以及孩子们的双亲。他们同样有希望、有梦想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和对未来的期盼。假如美国人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会惊恐地发现：美国空军正在以他们的名义残杀无辜的伊拉克平民。”
我对哈利迪的采访是在2002年3月，当时美国副总统切尼正在进行他的欧洲和中东之行，试图为总统布什的“伊拉克政权的更迭”计划寻求支持者。哈利迪认为，白宫的行为的确与道德和正义背道而驰，它公然地践踏国际法：首先是极力维护那个正在惩罚伊拉克平民的经济制裁，接着又在1991海湾战争之后，战机在伊拉克建立的“禁飞区”上空日夜巡逻，对伊拉克狂轰滥炸。哈利迪只想知道：“美国的民众都到哪里去了？他们为什么不对似乎正在进行疯狂犯罪的政府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利？为什么不对自己的政府进行必要的控制呢？”
在世界的很多地方，我经常听到外国人抱怨说美国人只为自己打算。尤其是在欧洲与其他一些地方这样的评价几乎一致。外国人认为，我们的民众都是善良和友好的，但是我们对于外面世界的看法却很单纯和幼稚，并且对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担任的角色漠不关心，这种做法显然非常自私。“9·11”之后，又过了几个星期，巴塞罗纳的一位名叫安娜的知识分子对我说：“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有美国朋友，但是我们还是希望美国的朋友能够多为他们的政府考虑一些问题，因为我们不得不容忍美国的政治。而我也非常了解，要做到这一点很艰难，尤其是在战争即将来临之际。”
假如外国人认识到，美国人民对于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是多么的孤陋寡闻，他们是否会更宽容我们一些呢？美国的新闻媒体，只是报道美国政府所谓的事实，美国人民又怎么可能对“反恐战争”形成自己的主见呢？“9·11”事件之后不久，白宫新闻发言人阿里·弗莱舍尔警告各个新闻媒体，要它们必须“谨慎发表评论”。弗莱舍尔几乎没有必要发出这样的警告，因为事实已经证明，美国各个媒体都急于充当政府信息的放大器的角色。美国最有影响的资深记者之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晚间新闻的大红大紫的主持人丹·拉瑟说：“乔治·布什是我们的总统……如果他想让我们排好队，只需要告诉我们集合的地点就行了。”
美国最大的政治笑话，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所谓自由的新闻界。令人惊讶的是，竟然有那么多人认真地对待这个笑话，包括在美国颇有影响的右翼少数派人物，事实上大约每4个投票者中就有1个右翼分子。美国人热衷于购买一本名为《偏见》的书，该书的作者是伯纳德·戈德堡。他试图用该书的内容来揭穿美国媒体的神话，该书是2002年上半年美国炙手可热的最畅销的一本书。自由新闻界的概念，是在30年前由里查德·尼克松灌输到国民意识中的。尼克松将越南战争的失利归咎于新闻界的自由，并且谴责新闻界将他拒绝承认的“三流盗窃”行为上升为水门事件丑闻。自那之后，这种自由新闻界的神话，一直充当着保守派和右翼力量的政治武器，他们急于阻拦对政府和企业巨头的批评性报道。从此，新闻记者和他们的上司就掉入了陷阱。他们总是责问自己：我们的报道是否太自由了？却从来不怀疑他们的报道是否太保守了。
外国人不一定清楚：在美国，“自由主义”就意味着倾向“左翼”，它的含义是反政府、反企业、反商业。美国的报纸、电视、广播、因特网，以及其他公共媒体对于现实的报道几乎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是反政府吗？美国新闻界关于政府的报道，大部分都重复政府的观点。你认真阅读一下任何一张报纸，仔细听听任何一段广播之后，你就会发现：报纸上长篇累牍刊载的都是总统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国防部长关于某个话题的观点，参议院或者众议院的多数党领袖是如何接受某一个提案等类似的宫廷新闻。或者，常常是这些政治人物之间对某个事情所产生的“争议”。争论是新闻叙述必不可少的内容。然而，这类有关观点争论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多，或者说已经成为战术性的争论游戏，而且越演越真。报纸很少报道华盛顿内部人物辩论的真实消息，也很少报道那些对他们的生存根基造成威胁的“坏消息”。或者说，他们的报道很少能够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事实分析。
已故的著名新闻记者詹姆士·雷斯顿承认：“我们在大多数时间里所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起了一个传送带的作用。”雷斯顿作为记者在华盛顿为《纽约时报》工作了几十年。诚然，媒体及时详细地报道政府的官方观点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所有的报道都千篇一律，充斥着官方言论，其结果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人们的误解。实际上，公众最终得到的信息虽然算不上谎言，但是也近似于谎言。譬如，新闻媒体反复报道，布什政府声称正在采取特别的措施，以避免阿富汗战争中平民的伤亡。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并且在事实得到了完全澄清之后，才能看到与其主题内容相反的新闻报道。因此，阿富汗战争的新闻报道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没有伤害几个无辜的平民。而千真万确的事实是，平民死亡的数据很可能高于“9·11”死亡人口的数据。
谢天谢地，美国的新闻界并不是属于国有性质的，或者受到国家控制。但是，我们的新闻界确实对政府的态度很友好。也就是说，我们的新闻界支持现行的政治体系和该体系的基本设想和权利关系，支持这些权利机构制定的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而这些政策很少是属于自由主义的。
我发现，无论是美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认为，美国有这样一个对政府十分友好的新闻界，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人们以为，自由观念已经深深地渗透了美国人的生活。他们设想：在复杂的生活中，人们很自然地要经常交流他们各自的政治观点和丰富多彩的社会信息。新闻自由毕竟已经写入我们美国的《权利和自由法案》的第一个修正案。可惜的是，在当今的美国，这种自由更多地存在于理论之中，并没有落实在实践上。一位英国新闻记者曾经对我说过：“我总是对于你们美国人的行为感到吃惊。在英国，尽管我们对诽谤罪的法律界定非常严格，我们还是刊登了许多研究性的报道。你们美国人拥有了世界上所有的自由理念，然而你们却不去充分的利用它。”
有一位叫利布林的美国人，甚至写过一句关于新闻界的最经典的评语：“新闻界的自由仅属于那些拥有它的人。”当今的美国新闻界，被一小撮商业巨头和庞大的跨国公司紧紧地捏在手中，这些公司的老板都是人们无法想像的极端人物，既有惹事生非的左翼人士，甚至还有安分守己的自由主义者。这类人是不会轻易接受一切不合常规的观点的，他们也不会提供针对企业和政府要员进行严厉批评的消息报道的，更不会提供其他不利于稳定自己运营秩序的信息。他们的这种做法难道还有什么奇怪吗？
利布林认为，应当允许人们发表自己的看法，新闻界的作用在于检查和平衡已经确立的权利。他所担心的是，50年以来，媒体的所有权正逐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为在过去，大多数的美国主要城市中，至少有一些相互竞争性的报纸。他认为，当今的情况是，大多数城市都被一两家报纸所垄断。十多家企业控制了美国50％的传媒市场，譬如报纸、广播和电视台，还有杂志、书籍和音乐，以及电影、因特网。这些大公司中，包括通用电气公司（年收入为1299亿美元）拥有3家新闻网络和13个广播电台；索尼公司（年收入为538亿美元）是电影和音乐的制造商；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年收入为660亿美元）是美国最大的电缆供应商；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2002年收入660亿美元）其财产包括《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头条新闻》、《时代》；华特·迪士尼公司（年收入为254亿美元）拥有美国广播公司（ABC）电视和广播网络与60家广播站；贝塔斯曼公司（年收入为165亿美元）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书籍的出版商；新闻公司（年收入为116美元）拥有狐狸电视网、26个广播站，以及《纽约邮报》。
跨国公司的这个阵容，与自由的新闻界又有什么联系呢？作为世界上一些最大的企业，他们基本上不会反对商业行为及其商业机构，而是商业机构真正的支柱。他们当中有三家公司是外国控股：索尼、贝塔斯曼和新闻公司。作为跨国公司，他们的经营目标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尽量多地占领可赢利的世界市场，而且没有哪个市场能够比美国市场更富有。总而言之，这一小部分控制美国媒体系统的全球“大托拉斯”，对当今美国传媒市场虎视眈眈，就好比一个大象，正对着森林发出了挑战一样的嚎叫。
要组织新闻，企业不得不雇佣新闻记者。对电视来说，新闻记者的角色就好比演员。自由新闻界认为，这些雇员制度存在着一些自身的问题。他们的上司却断言：就是因为这些记者的偏见，导致新闻出现了偏差。这话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但是你要记住，记者永远是对他们的上司负责的，而他们的上司要对更高一级上司负责。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