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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办事让人放心。」
「你办事，我放心。」
「他跟一个大人没什么区别。」
……
感谢生活，以至于等白石头长大以后，这种概念和评价还在持续延续着。这时白石头就又想起了３０年前的提前接车。因为花爪妗妗的娘家爹腿根上的一洼老鼠疮，谁知道就提前成就了一个人呢。──这年麦收的时候，白石头就有了在村里大出风头的机会。３０年后在村庄的历史上再一次演变成了民间传说。３０年后白石头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你可以屎壳郎戴眼镜充大眼灯了──的时候，故乡还围着他说起了他童年的趣事呢。这时那些昔日超拔过他虽然在这之前也曾将屎盆子一股脑扣到他头上的成年人现在个个患了痴呆症的老者都记起了自己的超拔而忘记了之前的屎盆子，夸张地捋着自己的山羊胡子说：
「三岁知老，早就看出白石头是个能成气候的人。」
「当年１１岁的时候，就和牛长顺到三十里坡接过煤车。」
「不是１１岁，是１０岁。」
「不是１０岁，是８岁，８岁就到过三矿见过老马和他的饭盒了。」
虽然白石头到现在还没有见过老马，听村里人说老马现在也早已因为肝硬化不在人世了，但是成年的白石头，又突然像童年一样想念起远方的老马。他在世界上和谁肝胆相照呢？也就是一个从来没有谋过面的老马了。──当１９６９年夏天焦麦炸豆的时候，正是白石头超拔人生的概念在村里横行的时候，由于超拔概念的横行，于是历史再一次给他提供了超拔自我的机会。这时他就再一次地不是他而是别人了。一而再再而三地超升也就奠定了他３０年后衣锦还乡的人生基础。当时人们正在村庄的四周──南地、北地、西地和东地收割麦子，一排一排随风起伏的麦子是多么地茂密啊──以至３０年后，每当白石头听到「丰收的喜讯到处传」这句歌词时，就好象听到「北京城里的毛主席，虽然我们没有见过你」一样怦然心动。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第一次觉得，我们并没有跟毛主席生活在一个时代，虽然我们在时间上重叠过１８年──等待着人去收割。而一排排拉开架式在收割麦子的成年人，「唰」，「唰」，「唰唰」──男人们腰里都扎着蓝布带子，女人们头上都扎着花头巾，这时白石头就想起了他姥娘年轻时候的样子──当然也是民间传说了，老年的他姥娘也自豪地承认着这一点：
「我年轻的时候，三里长的麦趟子，割到头都不直腰！」
遥想当年，我的姥娘和我的姥爷──姥爷也不是一个浑浑噩噩虚度光阴的人，当年他是我们故乡驾驭牲口的明星，再难缠调皮哪怕你难缠得像某些妇女和男人一样的骡儿马，到了他老人家的鞭下，也得老老实实地拉着套儿按既定路线往前走──如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欧洲球星；俱乐部的老板，在买我姥娘和我姥爷的时候，还得考虑一下他们的脾气和转会费呢──一个优秀的家族，往往是有遗传性的，白石头又找到了另一个历史支点。１９６９年麦收季节，一开始我还杂在一群小流氓中，出演的还是一个跑龙套的配角，在一排排割麦子、铲麦子、搂麦子、捆麦子的大人背后──在历史的演出都已经过了半场快到终场的时候，才轮得着我们这群小流氓们登场呢──杂在一群小流氓中无精打采地戴着一顶草帽提着一个篮子捡麦穗。我们赞赏着成年人在前边割麦子的脚步，我们欣赏着大姑娘小媳妇撅起的丰满的圆圆的屁股，我们看他们说割起一地麦子就割起一地麦子，说搂起一地的麦子就搂起一地的麦子，我们看一捆麦子打了个滚接着就立起了个子。但是这一切都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只是跟着别人屁股后头捡别人留下的历史的渣滓──童年的自卑，再一次出现在我们心头。但转机恰恰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我们看到生产队长刘贺江聋舅舅在前边割着割着，突然直起了腰杆，打量着前方突然又皱起了眉头──历史花朵的开放和果实的采摘就在刘贺江聋舅舅的这一颦一笑之间──说：
「看来搂麦子的人手不够嘛！」
马上就有几个汉子和妇女接话：
「是不够哇队长！」
接着事情发展得就对我越来越有利了，刘贺江聋舅舅问： 「还有人手没有了呢？」
众汉子和妇女说： 「大家都在这里了，哪里还有人手？」
这时麻脸路之信表哥竟说──谢谢你路之信表哥，你也是我一生要等待的人呢──：
「捡麦子的孩子中不是有白石头吗？让他也来搂麦算了！」
刘贺江聋舅舅还有些怀疑： 「他还是一只小公鸡，他能行吗？」
但正在村庄和市面上流行的对我超拔的概念现在就帮了我的大忙，众人马上就想起了我辉煌的过去，于是马上有人提醒刘贺江： 「公鸡虽是公鸡，但他今年春上去三矿接过煤车呀！」
甚至还有人在反问： 「就是；刚才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
又有人下了判定： 「煤车都能接，更别说搂麦子了！」
我的聋舅舅刘贺江对三矿和煤车也是有感情的，一想到这一点，他马上就笑了──感谢你，三矿──看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也就在谈笑之间；刘贺江聋舅舅接着就痛快地拍了板──甚至还对自己有些反问呢：
「就是，我怎么没想起这一点呢？既然他以前到过三矿，可见他就不是小公鸡了，既然这样，不要让他捡麦穗了，让他过来搂麦子！」
于是，接车事件几个月后，我在众多小流氓仇恨和嫉妒的眼光之中，再一次从他们中间超拔出来和离开了他们。虽然搂起麦子比弯腰捡麦穗要累得多，但我在搂麦子的时候，却努力地保持着昂首阔步。──一天麦子搂下来，也把我累坏喽。３０年后白石头对乡亲们说。──但从此以后，搂麦子的优势，白石头保持了３０年。３０年中，白石头就有了超常规的发展。３０年后，老成持重，沈默如金──小刘儿像当年的小流氓一样怀揣着嫉妒对他的评价是：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当面一盆火，背后一把刀，世上的事情都让他做绝了──这历史的恶之源和恶之花是谁培养的呢？就是那个老鼠疮、花爪舅母和他普普通通的娘了。就是那个１９６９年的柏油路和自行车了，就是那个煤车和麦子了，就是那个三矿和老马了，就是那个饭盒和面条了，就是那两碗添了六次汤的杂碎和干粮了，就是那个饭铺老板拒绝添汤时说出的真理：
「这汤还是别添了。你不活，我还活呢。」
附录：
１９６９年下半年，我姥娘卖了７０斤黄豆，花４５块钱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自行车呈绿色──从当时颜色的特殊看，可能是邮局淘汰下来的。正因为它具有特殊的标志，就让我觉得它不是一辆普通的自行车。当我骑着它在新修的柏油路上飞行的时候，就感到特别的自尊──如果不是有特殊的关系，你能够买到邮局淘汰下来的东西吗？但它确确实实就是俺爹拿着俺姥娘卖豆的４８块钱，在集上卖旧货的市场──记得那是一个大坑──讨价还价用４５块钱给买下的。据俺爹将自行车推回来骄傲地说，一开始要六十块──卖自行车的也并不是一个邮局的人──最后还到５５块，还到５０块，这时俺爹用自己的狡猾搭上自己的尊严──一下将卖豆的４８块钱都从兜里掏了出来，还将自己夹袄的兜子底朝天地翻出来让人看和检查，其实他贴着腿裆的大裤衩子里还卷着另外的不是这次卖豆而是上次卖羊的８块钱呢──于是价钱就又降到了可边可沿的４８块。俺爹这时通红着眼睛握着卖自行车人的手知心的说：
「知道亏了大哥，可是身上再没有钱了。」
一下弄得卖自行车的人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他只好承认现实地说：
「那就只好这样了。」
但是到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时候──直到现在，我还佩服俺的爹爹，俺爹这时又出了一个夭蛾子，当他出卖了自己的尊严之后，接着又耍了一个很有限度的花招──他又从４８块钱里抽出三块钱，恬着脸在那里笑着说：
「跑了一天还没有吃饭，这三块钱，只好留着咱哥俩去喝杂碎汤了。」
看着对方要恼羞成怒，俺爹马上将自己作为人的一切荣誉和尊严全部一扫帚扫到底，说：
「我现在跟一个要饭的差不多了。」
对方苦恼地舔了舔舌头，没说出什么；又舔了舔，还是没说出什么。踌躇无措之后，只好在那里摇头苦笑。
「我今天出门没挑好日子。杂碎汤我不喝了，还是你自己去喝去罢！」
当然，当我一个人骑着这个讨价还价还牵涉到一个为爹的尊严和另一场杂碎汤最后还加上他战胜世界的洋洋自得花了４５块钱买下的绿色的邮局淘汰下来的自行车的时候，我还是将这一切买卖的过程人为地省略了，甚至更加恶毒地将自行车的特殊标志夸张和艺术化了──我骑在这车上，动不动就对人说：
「俺舅爷在邮局送信，这辆车是邮局淘汰下来让我骑的。舅爷有了新车，还留着这破车干什么呢？他说：『不是听说白石头会骑自行车了吗？这车就送给他骑吧！』」
……
１９６９年的那辆绿色自行车，记得它前边的轮子有些聋，骑起来四下撒欢；但是后边的轮子不聋。前边有挡泥板，后边光着屁股，而且没有座架。有时俺姥娘让我驮着粮食到镇上去磨面，我只好将一口袋粮食搭在前梁上。前边有闸，后边没闸，遇到情况要双脚着地，抑制它飞行的速度。这车子我从１９６９年骑到１９７３年。当我要出门远行的时候，我把他交给了我的大弟弟，后来我的大弟弟又把他交给了小弟弟──严格说起来，我们都是在这辆自行车上长大的。１９７８年，当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