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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闻社1998年版，第77页。
发扬，以期毫无遗憾地贯彻圣战的目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中译本，第462页）与这些密令相配合的，是严厉的管制措施。归国士兵携带掠夺品，必须有部队长发给的许可证。日本军部在广岛县似岛设立检疫所，所有归国士兵必须经过以检疫为名的私人物品检查，方可登陆。在私人物品检查过程中，宪兵扣留一切记载战争暴行的文字资料。从战场上陆续回国的士兵也受到言论控制令的严厉约束，几乎没有人敢泄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日本军部迅速命令销毁所有有关侵略战争犯罪和暴行的档案资料，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文件则在重点销毁之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一案时，尽管怀疑没有日本军部和战地指挥官的策划和组织，不可能长时间地实施如此大规模的屠杀暴行，但是没有找到直接证据，最后只能“纵兵杀戮论”判处罪魁祸首松井石根死刑。
战后，尽管日本政府千方百计掩盖南京大屠杀的罪行，拒绝公布有关档案资料，使侵华日军策划和实施南京大屠杀等罪行长期被掩盖，日本右翼势力乘机歪曲历史，混淆视听，妄图为南京大屠杀翻案；但是，近年来一些罪证陆续面世，足以使南京大屠杀真相大白于天下。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新资料主要包括“加害方自供”和“中立方证言”这两方面当时形成的第一手资料。
“加害方自供”以日军军方文件《战斗详报》和参战官兵《阵中日记》等战时公私文书为主体。尽管战时军部采取了如此严厉的管制措施，还是有相当数量的战时公私文书，躲过检查，留在士兵手中。日军士兵东史郎的《阵中日记》（见图3）是因为患病住院，单独回国，没有经过似岛检疫所，直接登陆，而留在手中；日军士兵增田六助、上羽武一郎等人的《阵中日记》是因为写得非常简略，检疫所的宪兵认为问题不大而退给他们；日军士兵北山与的《阵中日记》是因为收藏在机关枪中队的公用行李里而避免检查的；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一大队第四中队《阵中日志》（见图4）是放在被大本营以特别命令从前线召唤回国的将校的行李里而保留下来的；等等。日军下级官兵能够将记载南京大屠杀暴行图3日军士兵东史郎的《阵中日记》；东史郎提供。
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一大队第四中队《阵中日志》；采自下里正树《被隐瞒的联队史——二十联队下级士兵所看到的南京事件真相》，日本青木书店1987年版。
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1937年12月13日的《阵中日记》，记述了“到处都是俘虏，数量之大难以处理。因采取大体不留俘虏的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采自〔日〕秦郁彦著《南京事件》，日本中央公论社1986年版。的《阵中日记》、《手记》以及部队的《阵中日志》、《战斗详报》保存下来，实属不易。这些“加害方自供”披露了南京大屠杀真相，有许多是屠杀以后毁尸灭迹，一直不为世人所知的极其残暴的情节。更为重要的是，“加害方自供”道出了侵华日军战地最高指挥官如何下达“屠杀令”，日军各部队如何执行“屠杀令”，日军官兵进行杀烧淫掠时的心态等凶手方面的黑幕。这些都是当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千方百计寻觅而没有得到的。
属于“加害方自供”的还有侵华日军高级军官的《日记》、《自传》，其中有意无意地记录了实施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也有日军官兵以真名或假名发表的《亲历记》、《手记》，是对自己所犯罪行的反省和忏悔；等等。
第一部分参考书目（2）
在“加害方自供”里，日军官兵的认罪供词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地区，参加对日作战，击溃盘踞在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抓到一批日军俘虏，押回苏联，关在战犯管理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这批战犯引渡回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设立中国军事法庭予以审判。这批日本战犯之中，有几个人参与了南京大屠杀，他们在笔供中交代了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的重要情节，包括日军最高战地指挥官、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下达的“屠杀令”。
日军少佐太田寿男笔供，供述日军在长江边毁尸灭迹的罪行；藏中央档案馆。
日本驻华使馆外交档案是“加害方自供”的重要内容，当时日本驻华大使同日本外务省及各领事馆的往来机密文电，成为日本政府了解和纵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据。图7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发给驻北平参事官森岛的电报，暴露了日本政府完全了解日军在南京的杀烧淫掠等暴行，纯属蓄意纵容。
满铁档案中的有关档案资料也是“加害方自供”的重要内容，满铁记者随日军进入南京，拍摄了许多照片，满铁特务班也进入南京，协助日军实施血腥屠杀，并且形成机密报告，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据。
“中立方证言”在揭示南京大屠杀真相方面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除了当时形成并且随后公布的南京国际安全区档案等重要资料以外，最近发掘的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收藏的美国在华传教士文献，是外籍人士见证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资料，其中贝德士、魏特琳、费吴生、史迈士、威尔逊、马吉等人的日记、书信具有重要价值，往往两三个人同时见证同一件日军暴行。日军南京特务机关宣抚班提交的《报告》，记述日军以搜捕“败残兵”为名屠杀中国军俘虏和平民的暴行；采自满铁秘档，藏辽宁省档案馆。德国外交档案中的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资料也是“中立方证言”的重要内容，作为日本同盟国的德国，其驻南京大使馆外交人员在给本国政府秘密报告中反映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内容，构成无可辩驳的中立方证言。而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的日记公诸于世，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见证。
美国公开日本战时外交档案，其中关于日本外务大臣给日本驻美大使的机密电报，也揭示了日本政府了解和纵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据。
以往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考证，往往重视文字资料而忽视照片和电影资料。当时实地拍摄的照片和电影资料有着文字资料无法比拟的作用，尤其将照片和电影资料同文字资料互相印证，则对揭示南京大屠杀真相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藏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
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日本随军记者的战地照片，当时日本军部允许发表，是为了炫耀赫赫武功，并没预料到会成为屠杀罪行的真实记录，尤其可以同“加害方自供”互相印证。还有一批战时禁止发表的战地照片，如日本每日新闻社随军记者拍摄的战地照片和文字说明，每日新闻社都收藏起来，每一年的“不许可”照片都能装订一大本。在日本宣布投降的时候，每日新闻社接到军部命令：“可当作战争见证的资料，必须全部销毁！”（李抗和主编：《血泪抗日五十年摄影全集》第4册，乡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3页）摄影部主任高田正雄拒绝这一命令，将随军记者拍摄的战地照片藏在大阪总社的仓库里，才得以保存下来。这些照片陆续面世，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佐证。
日本每日新闻社随军记者拍摄的战地照片；采自李抗和主编：《血泪抗日五十年摄影全集》第4册，乡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13页。
日军官兵也自行拍摄了许多屠杀中国军俘虏和平民的照片。一个日本兵拍下了16幅日军暴行照片后，拿到南京金陵照相馆冲印，在该照相馆工作的罗锦加印了一套，装订成册加以秘藏，后来又由其学友吴璇保存下来。抗日战争胜利后，该相册呈交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证。
是罗锦加印的日军自行拍摄的屠杀暴行像册；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社摄影部将所搜集到的日军官兵自己拍摄的屠杀现场照片数十帧装订成册，提交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作为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证。是日本兵拍下了的16幅照片中的一幅：刽子手的刀锋挥过，中国军俘虏的脖子已断，脑袋还没有落地的瞬间；在围观的日军官兵中有三个人正举着相机在拍照；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中央社摄影部将搜集到的日军官兵自己拍摄的屠杀现场照片装订成册；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当时留在南京的传教士、教师、医生、记者、商人等外籍人士，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了许多日军屠杀暴行的照片。其中，美籍传教士马吉在千方百计保护国际安全区难民的同时，拍摄了大量的摄影镜头，随后编辑成纪实影片《南京暴行纪实》，每组摄影画面都配有时间、地点、内容等背景解说文字，形象真实地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实态。
第一部分参考书目（3）
中央社摄影部搜集的日军官兵自己拍摄的屠杀现场照片中的一幅，日军士兵将中国平民作为活靶子，练习刺杀；日军军官为了让新兵“练胆”，也经常命令新兵将中国军俘虏或平民当做活靶子刺杀；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国电影资料部门收藏的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资料以及中国档案部门收藏的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图片资料，尤其是从日军俘虏那里缴获的屠杀暴行照片，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据。
正因为有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