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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清高宗实录》卷574，页12、29；卷575，页1、2、3、15、36。
［32］《清高宗实录》卷574，页29。
［33］《清高宗实录》卷575，页19、20、21。
［34］《清商宗实录》卷575，页21、22、23。
［35］《清高宗实录》卷575，页24、25、26。
［36］《清高宗实录》卷574，页28；卷577，页35；卷582，页17；《啸亭杂录》卷6，《平定回部本末》。
［37］《清高宗实录》卷577，页34、36。
纠错再征 马到功成
第二节 纠错再征 马到功成
一、牢记前鉴 重兵征剿
定边将军兆惠等人的被困于黑水营，对清政府的统一回部，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威风凛凛的大将军，竟被“回人”围得水泄不通，几乎全军覆没，这对图创伟业的乾隆帝来说，是一切齿大辱。在这关系到帝君尊严和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乾隆帝表现得十分明智和非常果断。一方面他痛定思痛，认真分析战局，找出失败的主要原因——轻敌冒进，引咎自责，不诿过于将帅；另一方面，他排除庸臣因循保守、唾面自干的苟且之议，坚持一定要统一回部的正确立场，作了极大的努力。按时间顺序排列，他做了以下五件事。首先是改变轻视回军急于求成的想法。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即刚刚知晓兆惠被围之后的第二天，他谕告军机大臣：“看来办理回部，必须整齐兵力，于来年回人收获时再行进剿”，命将“铸成炮位及办造之物料、工人”，以及所有骆驼米面，速解前方，“多多益善”。［1］过了七天，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又谕示军机大臣：兆惠得到派去的四千健锐营、索伦、察哈尔兵的接济，如一时不能剿灭霍集占，则回到阿克苏，计其身边的四千兵，健锐营等四千兵，新遣的西安满兵二千，以及厄鲁特达什达瓦兵一千和绿旗兵四五千，共一万五六千名兵士，于明春齐集进剿。这样一来，在得知黑水营被围后的十天内，乾隆帝就果断地对先前轻敌冒进的错误决策作了自我否定，转而采取认真对待、谨慎从事、大军征剿的正确方针，从而对扭转战局夺取胜利奠定了基础。
其次，重赏有功官员兵丁。二十四年二月十八日，乾隆帝听到军营奏报黑水围解两军会合的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即下谕封赏有功人员，特封“迅速应援，屡败贼众”，“厥功懋著”的定边右副将军富德为一等伯，侍郎、一等公明瑞，副都统由屯、温布、鄂博什，总管端济布，护军统领努三，皆交部议叙，给与世职，二等侍卫瑚什等五人授为头等侍卫，三等侍卫福龄安等十八人授二等侍卫，侍读学士温福补授内阁学士。提督豆斌伤重身故，照旗员一品大臣例交部议叙，给与世职。游击衔荣保擢总兵。［2］这对慰抚将官，激励三军斗志，起了很大作用。
再次，驳斥阻碍用兵的浮论，晓示中外，坚持进征。也就是在这一天，针对“选懦无知之徒”主张“罢兵息事”的“首鼠两端之浮论”，乾隆帝特下坚持用兵平乱的谕旨，谕告中外说：
“……已传谕将军等，令于附近有城之处，酌量驻营，俟马匹调齐，乘春和膘力壮健，以需继进。特恐选懦无知之徒，闻尔时援师克捷解围，势同破竹，辄谓可以罢兵息事，则大不然。毋论逆酋前此辜恩反噬，害我王臣，难追天诛，即去冬官兵渡河进剿，辄敢悍然杭拒，稔恶更深。今虽全师整暇如故，而元凶罪大恶极，凡我大清国臣民，当无不人人切齿，使以一战得志，妄语洗甲韬戈，不但军纪国威难于中止，且于政体亦甚有关系。佳兵之戒，朕所深凛，而天讨有罪，自古无可逭之王章。且当我国家全盛时，兵力现俱充裕，又何不可执言声罪之理。……计其成功，迟亦不出夏秋间耳。若徇首鼠两端之浮论，姑息了事，朕实耻之，断断不可为也。可将此通谕中外知之。”［3］
过了两个多月，四月二十五日，在大军即将出发征回之前，乾隆帝又以阅读《圣祖实录》所载，康熙帝训斥臣僚惟图保身，贻误国事，反对平三藩、征准之例，下谕说：
“盖彼时臣工内，即有囿于己私惟图安逸之习气，故皇祖神谟独断，毅然办理，是以每遇用兵，罔不克捷。朕御极以来，曾屡降谕旨，力除此习，即如数年来，办理军务，大臣中不愿者居多，亦因朕指示督催，始能剿杀敌众，所向无前，阅时未久，即平定准噶尔。……著传谕八旗大臣官员等，嗣后各除便己求安之私意，惟知训练兵丁，务使技艺娴熟，不失满洲旧习，庶兵丁皆成劲旅，而风俗日以还淳，于国家之事大有裨益矣。”［4］
乾隆帝连降谕旨，斥责畏难俱战的庸碌之臣，坚主用兵，在思想上扫除了危害进军的障碍，为使三军奋勇前进，创造了良好条件。
又次，作好长期大举征剿的充分准备。乾隆帝谕令有关部门和官员，迅速调遣士卒，赶运粮草器械，筹拨军需银两。除了兆惠、富德所领八千余名满、蒙兵丁以外，增派绿旗兵一万，使军营有兵近两万名。二月初二日甘肃巡抚明德奏称，已办好运往军前之马二万三千余匹、牛四千余头、羊五万余只。不久，陕甘总督吴达善等又购买羊二十六万余只，可供大军二万名兵士七个月的食用。他拨国库存银供应军需，两淮盐商又捐银一百万两，长芦山东盐商捐银三十万两，以供“军需屯务”之用。有关部、省遵照帝旨，赶运大量枪支弹药刀枪箭矢。五月二十日乾隆帝根据前方送来“霍集占于叶尔羌附近耕种”的消息，又谕军机大臣：据此，霍集占等人“尚无远遁之意”，因为他们认为，我兵前去，“不过攻围数月，未能持久，俟撤兵便可无事”，著即传谕兆惠等于进兵之时，“加意备办攻城器具”，现在陕甘总督吴达善正在肃州造送攩牌，又铸造大炮，制作云梯等器械，“足以突阵冲坚”。运送前线的十一门大神威炮，“实为攻城利器”，锋镝甚锐。［5］
复次，乾隆帝谕令兆惠、富德收复和阗诸城。当正月十四日兆惠与富德会合解围时，乾隆帝就一再下谕，责令他们前往和阗，支援当地被围的清兵和鄂对伯克等人。和阗，乃汉朝时的于闻国，为新疆的西北地区，南接西藏，东界青海。和阗地区东西二千余里，南北一千余里。此时，和阗有六回城，维吾尔族有一万八千六百余户七万二千余人，“米粮甚多”，距叶尔羌很近，可以作为进攻霍集占的重要基地。兆惠于二十三年九月遣侍卫齐凌扎布与鄂对伯克往抚，和阗及其所属哈喇哈什、玉陇哈什、塔克、齐尔拉、克勒底雅等五城伯克阿什默特、阿布都哈里克等归顺，将六城大小伯克职名、户口、粮食、牲畜数目开单呈报，乾隆帝闻讯，下谕奖其“诚敬可嘉”，赏给二人三品职衔，戴孔雀翎，赐各伯克大荷包各一个。霍集占在围困兆惠的同时，曾遣少数士卒往取和阗，被齐凌扎布、鄂对率众伯克击退。解围后，霍集占派兵六百进攻，破克勒底雅城，额里齐、哈喇哈什二城兵少力弱，抵挡不住，十分危急。兆惠也许由于长期被困，人马皆乏，出围之后，亟需休整，因而与富德领军返回阿克苏，实际上，从叶尔羌到和阗，比到阿克苏将近近一半，其所以不去和阗，恐与其不愿立即再战有关。
乾隆帝对兆惠、富德此举，甚为不满，虽念其久被围困，未予惩处，但多次下谕指责其非。就在二十四年二月十八日大封富德等人的同一天，他谕军机大臣：和阗离叶尔羌颇近，霍集占攻和阗，齐凌扎布请兵往援，“看来和阗之得失，惟视我与贼到彼之先后，倘为贼所据，则我侍卫、官兵及伯克鄂对等，岂不可惜。且各城伯克所积资粮，皆为贼用，再行攻取，更属烦费”，将军、大臣应当会议发兵应援。立谕参赞大臣巴禄领兵数百前往驻扎。［6］过了九夭，二月二十七日兆惠、富德等将军、大臣的奏折送到了京师，兆惠等人说：应援和阗，自不可缓，但现在马力疲乏，先派瑚尔起等将领兵数百前往，沿途侦察，若和阗己失，则收兵等候，待机再进。乾隆帝看过此奏后，十分恼怒，谕责兆惠待人救出即行撤回是“不知愧奋”，不援和阗将为“霍集斯伯克所笑”，遣瑚尔起前往是“塞责而已”，愤怒宣布，“每念及此，殊增愤懑”，令领队大臣们据实奏报将军、参赞大臣在此事上各自的意见。又责令统率另一支军队的参赞大臣巴禄“明白回奏”为什么不去支援和阗。紧接着，乾隆帝连续下谕，斥责兆惠等人未即前援和阗之错，责令他们迅速带兵往援。兆惠、富德遵照帝旨，调遣军队，由富德亲自带领前去，途中闻已失二城，火速进军，击败回兵，收复了二城。［7］和阗六城归清所有，与阿克苏、乌什的清军联成一片，从北面、东面和东南面包围了大小和卓占据的叶尔羌和喀什噶尔，对即将发起的围歼霍集占弟兄的大战，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另一件大事，是重用回城伯克参与征抚，但又防其揽权生变。
乾隆帝从一开始用兵便采取了重用回部和卓、伯克的政策。因吐鲁番额敏和卓及哈密玉素布在平准战争中忠于朝廷立下功勋，故乾隆帝在征讨霍集占的过程中，对他们寄以重任，一再晋爵。二十二年五月霍集占起兵后，贝子额敏和卓于八月奏请于明年四月进兵，愿领所部，“从军自效”，帝奖其“奋勉可嘉”，命派兵一百名，“在前锋行走”，授其为领队大臣。二十三年正月哈密贝子玉素布呈请带回兵百名，“随营效力”，帝以其系“回部望族”，“情愿带兵效力”，“深可嘉奖”，允其所请，厚赐钱粮。同月在任命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时，他授额敏和卓为参赞大臣、玉素布为领队大臣，不久晋额敏和卓为贝勒，仍以参赞大臣职衔，“同将军等办理军务”，并因伊犁屯田驻兵，“关系甚重”，命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