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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睦尔撒纳遵旨于十九年十一月初赶到热河，详细呈述了准部大乱、达瓦齐失德寡助的情形，并提出了进军的最好时间。
先前阿睦尔撒纳于七月初进入边卡时，也许由于战败之后十分气愤，急欲报仇和返回故部，因而向定边左副将军策楞建议：“现在准噶尔内乱，人心离散，黄教颓废，若乘此机会，领兵前进，先将包沁扎哈沁人等收服，兵威远扬”，准部人员来降，即行收纳，又可接应与己同来而落后于途中之人。到了避暑山庄后，他提出最好于明年春天出征。原达瓦齐的勇将玛木特降清后，亦提出同样建议。［15］
乾隆帝根据阿睦尔撒纳等人的奏述和建言，考虑到形势已与半年前有了较大的变化，便修改了作战方略，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作了重大的改变。一是将出师的时间提前，由原定二十年秋改为春季进兵，后并具体规定于二月出发。二是大量减少满、蒙、汉兵丁，由原来以满兵为主辅以索伦、巴尔虎和蒙古兵，酌用绿旗，将三车凌的杜尔伯特兵当向导，改为以厄鲁特兵为主，即以阿睦尔撒纳、讷默库、班珠尔、三车凌率领的厄鲁特的辉特部、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士兵为主。
阿睦尔撒纳、班珠尔、讷默库带兵五千余名于七月进入边卡时，即奏准于属下人内派兵二千三百余名从征，乾隆帝因而命减少三千五百名喀尔喀兵，留其看守游牧，只征调二千五百名。随后，由于“新降厄鲁特等（即阿睦尔撒纳等人属下），咸愿出力报效”，清廷陆续减兵，原来的一万绿旗兵减为六千，宣大两镇的炮手兵一千尽行裁去。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福建藤牌兵“精悍灵便”，奏请派往西北征剿准部，乾隆帝批示说：“朕此次即满兵亦不多用，仍以新归顺之厄鲁特攻厄鲁特耳。”［16］
在“以新归顺之厄鲁特攻厄鲁特”（简称为“以准攻准”）的方针指导下，乾隆帝采取了新的战术，即主要依靠前锋（亦称“哨探兵”）来进行战争，征服准部。他于十九年十二月宣布，北路任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西路任永常为定西将军、萨喇尔为定边右副将军，郡王讷默库、班珠尔为北路参赞大臣，亲王车凌、郡王车凌乌巴什、贝勒车凌孟克为西路参赞大臣。西路派兵一万六千名，其中，选“先进精锐兵五千”，计有车凌、车凌乌巴什的杜尔伯特兵二千、察哈尔兵一千、涼庄满兵一千，再派阿拉善蒙古兵五百、宁夏满兵一千，共五千五百名，如战马不敷，则裁兵五百。乾隆帝令将这支军队交萨喇尔率领，迅速前进，命定西将军永常带领少数部队，在后缓慢尾行，不得急驰。北路前队（亦称“哨探兵”）六千，由阿睦尔撒纳统率，主要是其来归的部下，定北将军班第带少数兵丁，距前队十日路程逐渐前行。［17］由于定西将军永常于二十年三月初九日即带绿旗兵与“回兵”（维族士卒）出发，欲与前队会合，乾隆帝非常生气，连降多诏，严厉斥责永常办事“一味草率，其急欲进兵”，是欲与萨喇尔争功，实属谬误，勒令其立即返回肃州，办理陆续来到肃州的兵丁所需的粮饷马驼，待“全行妥协“后，才“尾行前进”。［18］
乾隆帝解释为什么要屡降谕旨令班第和永常缓行的原因时说：因为阿睦尔撤纳是“准噶尔人众知名之人，令伊带哨探兵前行，人多认识，于收服准夷人众较易”。如将军、副将军“合并一处”，“则众人惟知有将军，不复更知有副将军，转置阿睦尔撒纳于无用之地，不足以展其所长，殊于军行无益”。［19］
这固然是一种原因，但乾隆帝之所以这样安排，肯定还有更深刻的因素，那就是把整个征服达瓦齐、统一准部的重担全部加在阿睦尔撒纳以及其他大台吉、大宰桑（如萨喇尔）的身上，彻底实行“以准攻准”政策，让厄鲁特人自相厮杀，清军将帅却远离战场数百里，安然观战，不冒士卒伤亡或战败的危险，而一旦前锋得胜，直下伊犁，当然要归功于清军，归功于朝廷。这就是为什么乾隆帝指责永常“急欲进兵”的真实原因。可是，乾隆帝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种精心安排，竟犯了重大错误，严重危害了统一准部的伟大事业，为阿睦尔撒纳以后的叛乱提供了良好条件。
三、三月下伊犁 全准“归顺”
乾隆二十年正月初十日，乾隆帝根据西、北两路军营将军、副将军班第、永常、阿睦尔撤纳、萨喇尔连续寄来的奏疏，谕告军机天臣说：“看来准噶尔内乱，计穷力竭，我兵神速，即可成功”，令“即拣选精兵数千，于二月中旬奋勇深入”。［20］
遵照帝旨，西北两路军立即行动起来。北路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领前队兵六千名，于二月十二日出发，定北将军班第带领察哈尔兵一千五百名于三月初八日出巴颜珠尔克边卡前往。西路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尔领兵五千余名，于二月二十五日出发。在此前后，达瓦齐不顾清军征剿的危险，“终日饮酒，事务皆废”，遣军往擒额琳沁，兵败而回，哈萨克军来攻，“行文各处备兵，兵皆未到”，许多部落被哈萨克兵抢夺。属下人员，以其自为“台吉以来，无一日安宁”，而“人人嗟怨”。因此，一听到清朝大皇帝发军来剿，准噶尔、和硕特、辉特、杜尔伯特等部的台吉、宰桑和部众，纷纷脱离达瓦齐的统治，争向大军投降。二月中下句两路副将军率兵出发以后，进展异常迅速，“各部落望风崩角”，“所至台吉、宰桑，或数百户，或千余户，携酮酪，献羊马，络绎道左”，竞相来归。［21］乾隆帝命视其人口多少、势力强弱、影响大小，从优封赏，妥善安排。额林哈毕尔噶的宰桑阿巴噶斯、乌勒木济、哈丹三人率部向阿睦尔撒纳降顺，又奉命领兵从征，乾隆帝以其系“旧日大宰桑之子孙”，今日“诚心归顺”，封授三人为散秩大臣，赏给孔雀翎，将其部众专编一支，仍归三人管辖。［22］布噜古特的诺海奇齐等三十余台吉和业克明安辉特的扎博勒登台吉率部向西路萨喇尔副将军投降。准噶尔大台吉噶勒藏多尔济跪听大皇帝谕其来归的敕旨后，奏称与达瓦齐势力相等，“不相侵犯”，拒绝其让己备兵一万的命令，“今闻恩旨，愿率属归诚”，后并带兵从征，乾隆帝以其系大台吉，“所属之人甚众”，命萨喇尔、三车凌携旨前往奖谕，封其为绰罗斯汗（即准噶尔汗）。［23］这样一来，各部台吉、宰桑，更是来归恐后，因此，大军“师行数千里，无一人抗颜行者”，仅仅两个多月，就打到伊犁。［24］
乾隆二十年五月十九日，定边左副将军、亲王阿睦尔撒纳奏章至京，言及大军于五月初二日进入伊犁，“达瓦齐逋窜游魂，可计日就缚”。乾隆帝十分高兴，立即下谕，再次讲述征讨准部的必要，数说满洲王公大臣“意存畏缩”，“懦怯乖张”，强调要遵循“独运乾纲，主持振作”的家法，谕令群臣要“竭心协志”，“奋发有为”，并大赏功臣，赐阿睦尔撒纳亲王双俸（一般称其为双亲王），其护卫官员增加一倍，加赏豹尾枪四杆，其子封为世子。班第、萨喇尔俱晋封一等公，赏四团龙补服、金黄绦朝珠。玛木特晋三等公，赏二龙团补服。车凌赏亲王双俸，所属护卫官员增添一倍。车凌乌巴什、班珠尔、讷默库俱由郡王晋为亲王，车凌孟克贝勒晋郡王。其余官员兵丁依次议叙赏赐。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独赞用兵，与帝“协心赞画”，加恩再授一等公。六月初一日，以平定准噶尔告祭太庙，初七日加上皇太后徽号、颁恩诏，庆贺平准。十三日“回部”霍集斯伯克诱擒达瓦齐，押送于清军。［25］至此，厄鲁特四部已全部纳入清朝版图，乾隆帝取得了又一辉煌胜利。
关于厄鲁特今后的安排，乾隆帝遵循百年以来行之有效的祖制，采取了对待漠南蒙古和漠北喀尔喀四部一样的办法，欲将他们编立四部，分设四汗，实行扎萨克制度。明代前期，漠西厄鲁特蒙古分为四部，即准噶尔部、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和土尔扈特部。土尔扈特部于明末远徙俄国，而强大的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浑台吉和多和沁、博硕克图汗噶尔丹、浑台吉策妄阿拉布坦及其子噶尔丹策零等人，则一直是四部的总汗，其他三部的大小台吉皆须听命于准部之主。乾隆帝认为四部统一于一人之下，总汗势力过分强大，是造成几十年来干戈频起、西北不安的主要因素，必须改变这种局面。因此，他很早就提出要“众建以分其势”，要将“四卫拉特”“议编四部，分设四汗”。大军正式出征之前，乾隆帝具体指定了四汗的人选。他谕告军机大臣说：“准噶尔平定之后，联意将四卫拉特封为四汗，俾各管其属，封车凌为杜尔伯特汗、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班珠尔为和硕特汗。”［26］至于准噶尔汗，因尚无合适的人选，他只原则规定要由其旧汗之家族中的大台吉担任。
对于厄鲁特四部，皆按照内扎萨克、喀尔喀四部之例，实行扎萨克制度，编立旗分佐领，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