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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皇上志灭金川贮候捷音之时，急报接连而至。六月十六日，温福、阿桂于五月末发出的奏折到京，言及金川侵扰粮站。
第二日阿桂之折又到，奏称六月初二日得悉，底木达于初一夜间失陷，喇嘛寺粮台被占。二十三日参赞大臣海兰察紧急奏折到京，言及初十日木果木大营失陷，温福阵亡，已带满兵突围，于十二日退至美诺，四川总督刘秉恬亦由登春奔回，正会同博清额、伍岱、和隆武商议固守及开通将军阿桂后路。
乾隆帝获悉木果木惨败后，当日（六月二十三日）连下五道谕旨，又于第二日下达七道上谕，部署紧急对策。这十二道谕旨主要讲了五个问题。其一，添派满兵。“温福等失事，皆为绿旗兵所误。去年春，朕已派定健锐等营精兵数千备调，因温福、一阿桂奏，以京兵较绿旗兵费几数倍，朕为其说所游移，遂尔中止”。今事已如此，悔亦无及，现选派健锐、火器营兵各一千、黑龙江兵一千、吉林兵一千、伊犁厄鲁特兵一千，前往军营，照例厚给赏赐。其二，增遣将官。色布腾巴勒珠尔复为固伦额驸，仍戴宝石顶、三眼孔雀领，授为参赞大臣，富德著由三等侍卫授为头等侍卫、领队大臣，并派出乾清门侍卫保宁、伊达里、纳木扎、珠尔格德等人前往。其三，指授方略。此时海兰察已与刘秉恬、富勒浑（署四川总督，率贵州兵）会合一处，“惟当示以镇静”，将美诺至明郭宗一带办理周密，其余各紧要处，须开通者迅速开通，“应剿杀者尽力剿杀，总须占住小金川、沃克什地方，整顿兵众，鼓励士气，以期另办”。阿桂知悉木果木情形，自必统领大兵撤回，“只须阿桂与海兰察等会合，大局即定”。宜喜一路，留参赞大臣舒常带兵驻守，副将军丰升额即由该处径往阿桂军营。其四，缓征钱粮。川省官兵经过州县，钱粮缓征二年，京兵、陕甘兵经过州县，钱粮分别缓征五分至八分。其五，惩奖士卒。“温福军营绿旗兵尽皆溃散，实堪发指，若不将倡首及附和者正法多人，军律安在！”必须严办。其随从海兰察、伍岱剿敌之兵，亦系绿营，尚知奋勉打仗，即应赏赐以示鼓励，或赏一分盐菜银，或赐半月饷银，对土兵土练亦一体赏赐。［7］温福一路失败以后，乾隆帝把希望寄托在阿桂身上，于六月二十四日下谕说，据阿桂奏：“现在派兵防守，杀贼多人，并设法将叛逆降番羁其头人，歼其丑类，剿清后路军营，军心稳定”，储备充裕，铅药敷用。阿桂所办，“甚合机宜，实为嘉慰”，著即授阿桂为定边将军，另整规模，俟京兵到齐后，另筹进剿，“务须扫荡贼巢，擒歼两逆，以雪愤恨而申威令”。［8］
乾隆帝极为担心阿桂一路的安危，恐其被金川截断后路全军覆没，多次下谕指出，“此时最要之事，惟在阿桂从军营回至美诺”，“惟接阿桂，最为紧要”，催促海兰察开通阿桂的后路予以接应，要求阿桂尽快撤退至美诺。［9］他的担心是有根据的，阿桂处境确实危险。木果木清军惨败之讯，鼓舞了大小金川人斗志，纷纷出击，已降之小金川人亦欲起而响应。绿营兵本来就懦弱怯战，现在得知将军战死，更易动荡不安，如不及时采取得力措施，绿营兵必狼狈溃散，那时阿桂就将落到与温福一样丧命的下场，木果木之败的情景又将出现。更使乾隆帝不安的是，海兰察等抵挡不住金川的进攻，被迫从美诺撤出，后退至很远的日诺屯驻，更难以接应阿桂了。
在这万分险恶的紧急关头，副将军阿桂采取了严守防地、清除内应、断绝河南河北大小金川人丁之间的联系等紧急措施。阿桂一闻底木达失掐，便“料其必有小金川番人为内应，即察各寨头人内之迹涉可疑者，羁留营中，不令回寨”，又于当噶尔拉至章谷后路一带，“将小金川精壮男番歼灭，碉寨尽行烧毁”，并派兵在达乌、翁古尔垄等处防剿，其僧格宗至当噶尔拉之必经之路，的色木则，令奎林、崔文杰堵剿，扑杀多人，添兵防护纳围粮站，征剿河以南之拉约寨，“痛加剿戮，焚烧寨落”，又尽收皮船，使河南、河北大小金川兵丁不能往来接应，从而清除了隐患，切断了大金川的内应，稳定了军心，防御严密，累败敌兵。［10］因此，尽管海兰察一路官兵已经撤退，“丰升额一路现又分拨官兵护粮防后，亦不能竭力西攻，所有贼番力量全注于当噶尔拉（即阿桂军）一路”，但阿桂仍然信心十足，向帝奏称：“当噶尔拉一路，军粮火药尚为充裕，惟有悉力筹办，即贼匪百出侵扰，臣等鼓励众心，亦尚能坚守两三月”。
大金川土司索诺木见阿桂防守严密，难以进攻，又想让清军尽早退出大金川，遂多次遣派头人到军营禀称，“我金川系大皇帝家旧土司，如今官兵百姓等，我金川一点不敢侵扰”“（索诺木）分付两金川人众，凡阿将军处出来兵丁百姓，断不可稍有伤损”，希望清军退出。［11］阿桂因“当噶尔拉后路险仄绵长，如翁古尔垄、策尔丹色木等处，悬崖鸟道，只需数十人据截，虽有多兵，不能冲过。即如木果木一路官兵二万有余，德尔森保一经失事，即不足恃，皆因后路一断，兵卒等慌张溃乱所致”，故“将计就计”，立允其请，于六月二十五日陆续撤兵，分拨于思纽、得里、翁古尔垄、阿仰、卡了、邦科、约咱、索布章谷等处，他自己亲带滇兵一千六百名断后，于七月初一日撤出，在翁古尔垄、思纽扼要地方暂为存驻。大金川守信，未予截击。撤出之时，阿桂见沿途各隘，皆有忠于清帝之土兵“驻守接应，始知巴旺、布拉革底土司已将得力头人尽数派出，并攒集土司把守后路，其明正土司及革布什咱土司，亦各尚知报效，不肯为贼番等所眩惑”。［12］
乾隆帝于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收到阿桂全师而出退驻翁古尔垄的奏折，非常高兴，立谕军机大臣：“连日盼望阿桂军营信息，甚为悬切，因屡谕富勒浑及富德等速往带兵接应”。今阿桂全师而出，“朕心稍慰”。阿桂此次办理，“事事妥协，甚属可嘉，已授为定边将军，统办进剿之事，实堪倚任，此外大臣等，亦罕有能出其右者，阿桂即当实力担承此事，不必稍存疑虑”。［13］
乾隆帝认为，阿桂安全回驻，使“大局已定”，从此便积极调兵遣将，“一俟兵力略振，即可收复小金川”，并进剿大金川。［14］金川之役即将进入新的阶段了。
三、用名将拨银七千万两 誓擒“二酋” 五天取美诺 八日尽据小金川
乾隆皇帝弘厉从三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获悉温福丧身于木果木起，至十月底，抓紧进行再征金川的准备工作。他主要作了三件事。其一，选任将帅。乾隆帝认为，木果木之败的主要原因是任帅用将失误。刚开始，他还以为温福的失事，是由于提督董天弼丢了底木达、头等侍卫德尔森保疏于防备，故对温福之死表示悼惜，赐封伯爵，待后知悉其种种过失贻误军机时，才深悔用其之误。他于三十八年七月初十日下谕，历数温福之错说：“温福军营，民散在前，兵溃在后，实系温福未能先事预防所致”，“温福之仓皇失算，其死乃由自取”。温福军营阵亡文武大小各员多至数十人，而将弁兵丁之未出者至三千余人，“此皆温福乖方偾事，以致折将损兵，使其身尚在，即当立正典刑，以申军纪，岂可复膺五等之封”，著革其伯爵。“朕之误任温福，又误信其不发劲旅，悔己无及，惟有引咎自责而已。”［15］
因此，这次他在任用将帅上特别慎重。经过多方考虑，他委任阿桂为定边将军，以丰升额、明亮为副将军，任富德、色布腾巴勒珠尔、海兰察为参赞大臣。乾隆帝特别多次强调“此事惟阿桂是仗”，“军营一应机宜，朕惟阿桂是倚”。［16］他又因检阅将军印谱时，发现定西将军印系顺治年间将军爱星阿征剿李定国时佩带，“成功甚速，最为吉祥”，故改授阿桂为定西将军，佩带此印。
其二，增派满汉兵丁。阿桂请增调京兵三千、吉林兵匹千、索伦兵三千、湖广兵五千、山西兵五千、云南兵二千，共二万三千名。乾隆帝认为，“温福等失事，皆为绿旗兵所误”，“总因营中无满洲兵可为倚恃，遂使绿营率惊溃无存，亦由温福等倡议不用京兵所误”，故增派北京健锐营满兵一千、火器营满兵一千、吉林满兵二千、黑龙江满兵索伦兵二千、西安驻防满兵一千、荆州驻防满兵一千、成都满兵五百，共八千五百名；又派伊犁厄鲁特兵一千，并增派湖广兵四千、云南兵二千、陕甘兵二千，共计满汉兵一万七千五百名，还有贵州等省已调之兵三千余名，加上过去所调成都驻防及各省兵三万九千名及川省官兵与屯土兵练，三十八年七月，清军总共有七万余名，后更陆续增至十万。［17］
其三，筹拨大量军需银两和枪炮弹药。乾隆帝决心剿灭金川，调拨巨量银两以供军需之用。至乾隆三十八年七月止，已拨银二千九百余万两，此时，每月需银一百余万两。八月两淮盐商奏捐四百万两，十月长芦、山东盐商呈捐九十万两，山西士绅捐银一百一十万两。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军需费用虽多，而现在再拨二三千万，库帑亦尚充盈。朕意惟在剿灭两金川，永除后患，断不靳惜多费。”他又谕令“川运开捐，约计可收千万”。此后朝廷继续解运银两，到四十一年二月平定金川时，共用七千余万两。［18］除军营自铸大炮以外，又解运军营冲天炮、劈山炮等炮及大批弹药，仅平定之日军营存贮未用完的生熟铁即将近六千万斤。
作好兵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准备后，乾隆帝便吩咐阿桂等统军进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