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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桂与新任四川总督阿尔泰、提督岳钟璜遵照皇上谕旨，反复筹画以九土司攻大金川之策，并于二十九年九月初联名上折，呈述九土司情形及有关措施。阿桂等奏：“郎卡所恃，不过地险碉坚，然合计众土司之力，较金川多至数倍，若果奋力攻击，必可成功，是以番攻番，实为镇静办理之善策”。九土司内，巴旺、革布什咱地小兵单，只可藉以牵制一面。沃日不与金川接壤，又兵少力弱。杂谷之梭磨、松冈、卓克基三部，地势隔绝，与金川只有一路相当，颇难进攻。党坝本系杂谷土舍，于乾隆二十四年始分设土司，地小力微，逼近金川，屡被金川欺凌，难以自立。“惟绰斯甲布番部，其地势兵力堪称金酋劲敌，且与金川连界之处甚多，进攻颇易”。如果绰斯甲布与党坝各自努力，加上小金川人丁，“则金酋小丑实有可图”。但进攻必须持之以久，方可使金川疲惫，必须对九土司酌予赏恤，“以鼓其奋往”，拟运官茶于打箭炉、松潘两处变卖，“所获余息，暂为夷务赏项之费”，于明岁各部土兵进攻金川时，“量给口食之费，并照现定赏格，或割获首级耳记，及阵亡带伤者，均予赏恤”。如此，“庶各部番兵，可期得力，数年可望成功”。乾隆帝阅过此折后，同意其议。［7］
过了两个多月，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四川总督阿尔泰、提督岳钟璜奏报九土司进攻金川情形说：遵旨指示机宜，“令臣等会给九土司谕稿，委员分发”。今据各委员察称：亲抵各土司，“传示檄谕，且驾驭鼓励，量为稿赏，该土司、土舍、头目人等俱感激踊跃，或奋欲剿掠，以冀复仇，或亟图攻取，思除后患”。各委员目睹小金川、党坝、三杂谷、绰斯甲布等土司，派拨头人土兵，分路进赴金川地，明击暗攻，并将攻劫抢掠情形，禀报前来。现已飞饬绰斯甲布、革布什咱、巴旺等土司，各于要隘添兵防守，设伏巡警，如有金川兵到，即奋力剿杀。［8］
第二月，乾隆三十年正月初，阿尔泰等又奏：“绰斯甲布等九土司会攻金川，节次得胜，宜乘机鼓励”，现筹办银一万两，以备赏用。乾隆帝批示：“如所议行。”［9］
虽然皇上、饮差大臣、总督、提督都把制服大金川的希望寄托于九土司，九土司也一再表示要出力效劳，但九土司中，弱者居多，且大都与金川沾亲带故，心力不齐，故持续数年，无甚实效。郎卡于三十年十二月发兵攻打党坝、巴旺二土司，烧毁寨房，击杀人丁，掠夺人口，使九土司“惊惶失措”，合攻之策难以继续进行。乾隆帝得悉此情后，于三十一年三月初四日下谕，再次强调执行“以蛮攻蛮”之策。他说：金川攻占党坝额碉、巴旺卡卡，抢奋碉卡，“该处土司未免惊惶失措”。金川虽在诸土司中稍为强横，若九土司果能齐心协力，联络声援，不难夺卡进攻，“捣其巢穴，自属以蛮攻蛮之善策”。“但恐土司等因连次挫衄，心存畏沮，遂尔闻风辄怖，裹足不前，致金蛮益得肆其猖獗，究于番地有碍”。著该总督、提督详察机宜，“或于攻剿之时，量增赏恤以励其心，或于驻防处所，酌助军声以壮其气，俾土司兵目有所恃而不恐，立效自当较易”。阿尔泰、岳钟璜遵旨回奏：各土司中，松冈、梭磨、卓克基、沃日距金川远，革布什咱兵少，只可随众攻守。“绰斯甲布、小金川地势兵力堪与金川为敌，因郎卡未大挫衄，观望不前”，党坝、巴旺贫懦，人丁甚少，且金川据险下攻则易，党坝、巴旺仰攻则难，现拟派土练兵分赴党坝、巴旺，助其军声，量增赏恤，并谕绰斯甲布、小金川等土司，“进攻获胜，不但可分其地，兼除伊等子孙之害。总使金蛮分头抵御，党坝、巴旺即可乘虚而入”。［10］
皇上圣旨，固然可以震惊臣僚，但金川并不因此而罢干戈，九土司也未转为协力进剿，“以番攻番”之术不灵。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乾隆帝为此事再谕军机大臣：“九土司会攻金蛮一事，相持已将数载，尚无就绪”。兹询岳钟璜，亦无善策，惟奏称党坝力弱兵单，难以抵御金川，沃日等土司“大率意存观望，不为策应”，“绰斯甲布又与金酋迹涉姻党，不无首鼠两端。看来土司等性多狡猾，以蛮攻蛮之计，似难责效”。岳钟璜等并称如金川悔罪，退出额碉，恳请施恩宽有金川，等语。“所奏未得此事要领”。著传谕九土司齐心奋力进剿，如九土司畏缩不前，被金川占据，则当特发大兵，捣平金川，并将九土司地方“概行收取，改土归流，以永靖蛮服”。［11］
尽管乾隆帝多次下谕指授办理金川要领，督促实行“以蛮攻蛮”之策，但九土司并不齐心，合攻之法无效。眼见此情，四川总督阿尔泰不仅没有找出症结之所在，练兵备粮，勇于进取，反而因循苟且，企图招抚金川，草率了结。阿尔泰与提督岳钟璜于乾隆三十一年九月初上奏说：奉旨出口查办郎卡之事，于八月二十八日起程，行抵杂谷脑口外，郎卡差大头人当噶尔拉等来迎，禀称愿退还占地碉卡，恳求赏给新印，赏还自藏返川的七名金川喇嘛，允许郎卡与绰斯甲布联姻。臣等当亲至其地，“示以咸稜，晓以利害，如果感悔输诚”，即饬委员督令郎卡退还各处碉卡，划清界址，各安住牧。郎卡既与各土司同听约束，可以允许其差人赴省贸易，给予自藏返川的七名喇嘛，明春发给金川土司印信。乾隆帝览折后，下谕斥责阿尔泰“有将就了事之意”。［12］
阿尔泰、岳钟璜没有接到帝旨，继续前行，到达金川康八达，“郎卡率领土舍头人，环跪叩首，畏罪输诚，情愿将所占额碉山梁并先后所抢各土司人口退还，各安住牧，不敢再出滋扰”。阿尔泰、岳钟璜当即面许其承袭新印，及给还喇嘛人口，“验办完毕”。不久，阿尔泰又从郎卡之请，允许郎卡以女配与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子僧格桑。［13］
阿尔泰这样办理，是十分错误的，使金川与九土司之间的关系及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此之前，尽管九土司不能齐心协力进攻大金川，但总还算是与其保持着敌对的关系，还不时出兵向其进攻，可是，从阿尔泰这祥办理以后，九土司之间松懈的联合，便完全瓦解了，不敢再与大金川相抗，而且小金川也自九土司中分离出来，与大金川合谋共事，从而使大金川土司郎卡及其子索诺木等更加放手兼并邻地扩大势力，屡生衅端。魏源在《圣武记》卷七《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中就此评论说：“初，九土司中巴旺、丹坝（即党坝）皆弹丸，非金川敌，其明正、瓦寺亦形势阻隔，其兵力堪敌金川而地相偪者，莫如绰斯甲布与小金川。阿尔泰不知离其党与，反听释仇结约，由是两金川狼狈为奸，诸小司皆不敢抗，而边衅棘矣！”
三、钦派官兵征剿两金川
四川总督阿尔泰虽然反复推敲，精心编造，巧饰言辞，将苟且招抚大金川之事蒙混上奏，也得到了皇上的批准，但乾隆帝在批允之时，已看出此举欠妥，将贻后患，可是由于正在用兵缅甸，难以分身，而“以番攻番”之策又无效果，故不得不姑从其请。尽管处于这样的形势之下，乾隆帝仍然对阿尔泰给予了严厉的斥责。三十一年十月初八日，他在批准阿尔泰之奏的谕中讲道：阿尔泰、岳钟璜办理郎卡之折，“未免存将就了事之见。金酋与众土司互相仇杀，并未干犯内地，原无庸声罪致讨，且其事亦不值一办，特因九土司各怀观望，不能齐心并力，共剿金酋，则以蛮攻蛮之策，难以复行，是以谕令该督提等亲赴该处，明白晓谕各土司，俾其咸知鼓励，合群力以自相捍御，使金蛮不敢侵扰邻封，如土司等游移两端，致为金蛮蚕食，或潜相党附，则并土司之地收剿之，改土归流，永靖边徼”。乃阿尔泰竟允许其领取承袭新印，予以了结。“既已允其所恳，自不便复有改移，此时亦只可将错就错，以完此案矣。但该督提如此办理，究未妥善，不知蛮性反复靡常，现在姑为此乞恩倖免之计，果能保其永远不复更滋事端耶？”“此奏姑从所请办理，但该督提等迁就苟安，实未能体朕原谕大旨”。［14］当他在三个月后看到阿尔泰奏称允准郎卡以女配与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子僧格桑的折子时，立即感到不安，批示说：“此又伏一衅端矣。当留心，不可隐讳。”［15］
乾隆帝之判断和预见，是十分正确的，他所担心之事很快就出现了，不但大金川土司滋生事端，小金川土舍僧格桑也在闹事。原来大金川土司郎卡病故，其子索诺木继为土司，小金川土司泽旺老病，其子僧格桑实掌土司事务。僧格桑以沃什土司人少势弱，欲图兼并其地，藉口沃什土司色达克拉咒诅自己及父亲泽旺，以致父子患病，而率兵进攻，沃什土司抵挡不住，求官府保护。四川总督阿尔泰、提督董天弼于乾隆三十五年兰月、四月两次上折，奏称小金川与沃什土司“争地起衅，用兵相攻”，僧格桑与“多事头人怂恿生事”，明正、革布什咱土司劝阻无效，遂派官前往弹压。僧格桑遵谕停兵，但要求“应照蛮礼，打伤人口，罚赔命价，，要沃什交出三寨，“准小金川耕获作抵”。［16］寻因僧格桑“托词观望”，不退侵占沃什之地，不撤进攻之兵，色达克拉请求官府发兵攻剿，僧格桑复围攻其官寨，并派人防守官兵进剿小路。阿尔泰、董天弼一面亲往查办，派将官督各土司进攻僧格桑，一面向朝廷奏报，乾隆帝于三十五年闰五月十九日下谕，赞其办理尚属正确，命速行具奏剿办情形。［17］
过了一个半月，三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