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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征金川，究竟用银多少，以往无人涉及。乾隆帝于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曾惊呼：“两年之间，所用几及二千万。”［41］这个数字偏大一些。金川事平之后，参赞大臣、户部尚书舒赫德于十四年二月上疏，详言军费开支情况，其文如下：
“钦差户部尚书舒赫德奏称：川省旧管新收，共军需银七十七万二千九百余两，部拨及外省协济银八百七十九万一千一百余两，现存一百五十万三千余两。军兴以来，用司库及府厅州县酌留存贮银五十七万一千余两。查此项银以备地方紧要，不可久缺，应于存银照数拨还，尚余九十二万一千余两。现在应付回兵水陆船只夫马之需，又从前雇马雇夫运米及铁斤草料，价应找给，又出师官兵赏恤，均宜留备，查各省尚有奉拨未到银，应请将一百万两，留备前项支用。余银查川省本年领赋奉恩缓征，临边要地，炉藏各站，岁有供应，宁使多备无缺，应再拨银一百万两，以备岁需，计核少银四十五万两，请于就近湖广起解银，截拨足数。（从之）”［42］
按照舒赫德的奏报，截至十四年二月中，金川之役已用银八百六十三万二千余两，加上支付大军班师所需水陆运费及先前欠付的脚价等费，又是一百万两，则共用军费九百六十三万余两。
如果再加上瞻对之役的一百余万两银，则军费多达一千一百万两。
用兵金川的过程中，清军两次失败，伤亡惨重。前面曾说过讷亲、张广泗所统之四万余名兵士，因战死和重伤遣返，只剩下二万四千九百余名，减员八分之三。四川提督岳钟琪奏报张广泗等损失之具体情形说：每打一碉一寨，大者官兵带伤不下数百名，小者不下百数十名，军营现存官兵，“每百名中（带伤者）竟有数十，且有身带四五处伤不等者”。［43］经略大学士傅恒在前往金川途中，“见陕西、云南受伤遣回之兵，敝衣垢面，几无人色”。［44］
由于供应军需，转运粮饷，民力十分疲惫，尤以川省为甚。停战之后，乾隆帝降旨：川省军兴，“一切供亿输輓，有资民力”，令川督将运米州县分等具报，听候施恩，并将十三年、十四年地丁钱粮缓征。四川总督策楞于十四年四月遵旨上奏后，帝于五月初八日下谕：列为一等的茂州等十四州县，“地居冲要，差务殷繁，承办米夫最多”，加恩镯免一年钱粮。列在二等的温江等四十三州县厅，办米出夫亦多，仅次于茂州，有的州县或派出口站夫，或当北路孔道，“差务亦重”，免一年钱粮十分之七。列为三等、四等的乐山、隆昌等七十五州县，或出夫而不办米，或粮由舟运，“人力稍省”，分别免一年钱粮的十分之五或十分之三。［45］此时四川省有州、厅、县一百四十三，而上述因出夫运米镯免钱粮的州、县、厅却为一百三十二，占全省州、县、厅总数百分之九十二，可见金川之战使四川民力亏损之严重。
乾隆十年七月至十一年四月的瞻对之战，使历任尚书、总督、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等要职的国舅爷一等公庆复，坐贻误军机律，革职削爵，勒令自尽；署四川提督李质粹被处以死刑。十二年六月至十四年二月的一征金川，使势倾朝野的乾隆帝之第一宠臣、首辅、领班军机大臣、一等果毅公、经略讷亲，被削爵问罪，丧命于其祖遏必隆的宝刀之下；因治苗疆平苗变而平步青云超升总督、副将军，被帝赞为“在督抚中娴习军旅者”无出其右的川陕总督张广泗，以失误军机“有心误国”罪，立即处斩。
乾隆帝付出了如此重大的代价，又得到了什么？当然，也不是一无所获。其一，不管怎样，大金川土司莎罗奔总算是“稽首请降”了，还具了甘结，遵守六条，金川地区保持了十几年比较安定的局面。其二，逃匿多时的下瞻对首领班滚，慑于军威，“悔罪投诚”，率领弟兄、土目、头人，“出界跪迎”四川总督策楞派往晓谕的官员，“誓死明心”，“亲身率众归诚”，并表示立即“约束番众禁做夹坝，遇有差使，倍竭报效”。其亲戚土目，“亦各同声欢庆，如获更生”。［46］瞻对之役的未竟之事，也算得到了解决，这一地区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和平与安宁。其三，降服苍旺，将杂谷土司改土归流。乾隆十七年八月下旬至九月初，以杂谷土司苍旺攻打邻界之梭磨、卓克基土司，不遵官府调处，又“私造铁炮，潜蓄逆谋”，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发兵四千，前往征剿，半个月内擒获苍旺，降服“番寨”一百余寨，招抚藏民四万余人，将这延袤二千余里的大土司改主归流，设立理番厅。此事虽在打金川之后，但显然与岳钟琪起为提督，执掌四川兵权，以及其两次攻取金川碉卡，劝降莎罗奔，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可以将此列为用兵金川的成效之一。
至于所谓莎罗奔之“跪降”及其六条条约，倒很难作为“武功”的依据，或者说得更准确、更明白一些，它反而是表明乾隆帝用兵金川之误及其并未成功的有力证据。莎罗奔之“跪降”一事，很有文章。乾隆帝援引傅恒、岳钟琪的奏疏，说莎罗奔多次求降，情切辞恳，但是他们却在“求降”之事的三个重要关节上含糊其辞。一是虽然莎罗奔与其侄郎卡确曾一再和清军联系，要求停兵议和（即傅恒等人说的求降），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俩坚决拒绝清朝要其自缚到营面议的要求，只是屡遣头人来见，本人从不前往清军大营。二是莎罗奔之所以能于十四年二月初五日至卡撒傅恒军营外设坛除道，很重要的原因是岳钟琪的劝降。
堂堂天朝的大将军四川提督岳钟琪，竟然仅仅率领四、五十名随员，就纡尊降贵，亲临小小土司寒舍，反复劝导，而且肯定讲述了清政府宽待莎罗奔的方针及“跪降”的具体安排。先有岳的大驾光临及其保证，才有二月初五日莎罗奔、郎卡等人至军营的“跪降”。三是莎罗奔仅仅是率众跪迎，并未自缚其身“肉袒羊牵”，而且傅恒宣布帝旨“示以德威，宥之不死”，当即遣返回家，没有施加任何凌辱和处罚。如果考虑到，莎罗奔原本是经帝批准袭承其兄之职的一个小小安抚使，是清帝所辖之微不足道的一位“番酋”，连清政府中的七品芝麻官到来，他都要率众跪迎，那么，这次二月初五的“跪降”，便没有什么特殊性了，便不是因战败而跪迎将军、经略。
与此相类似的，是所谓莎罗奔的“呈献甘结，遵依六事”，即不侵邻“番”、退还占地、勤勉当差、献擒凶首、送还俘获、交献枪炮。这与其说是莎罗奔战败而签的投降条约，倒不如说是友和协议和例行公文。莎罗奔是清帝“属番”，他作为清政府统辖之下的一个安抚使，本来就应遵守清朝国法，不得侵扰邻“番”抢掠汉民，不许侵占其他土司之地，更不得对抗官军，杀伤将弁士卒，夺取枪炮，如果违令则要依法严惩，直至抄家问斩，踏平全境。这次的两年之战，莎罗奔先后击杀了总兵任举、副将张兴、参将买国良、游击孟臣等将领多人，杀伤官兵上万，还夺取了许多枪炮，犯下了“十恶不赦”的灭门大罪，可是，六条之中，莎罗奔只是退地、还人、当差、献炮而已，交了一个马邦头人朗多阿朗，作为“起祸之原”“误犯天兵的凶首”，而他这位指挥“番民”万人侵邻、占地、掠人、夺炮、数败官军的大土司，却安然无恙，既不问罪，又不受罚，还不挨骂，不受羞辱，照样稳坐安抚使的金交椅，统辖五百里的大金川，这六条怎能成为清军获胜建立武功的根据。看看用兵初期乾隆帝关于此战的目的、要求的谕旨，更可使人们明了所谓平定金川之武功的真情。十二年三月十九日，他下谕决定征讨金川时讲道：此番进剿，“务令逆酋授首，铲绝根株，以期永靖边陲”。［47］擒斩莎罗奔，诛其弟兄叔侄子孙，铲除再起变乱的根源，就是乾隆帝用兵金川的主要目的。这一方针，此后多次在谕旨中继续宣扬和强调。七月二十七日，他对大学士、川陕总督庆复呈述副将马良柱解沃日土司之围、小金川投诚、莎罗奔退守的“捷奏”，批示说：此乃小小取胜，与去岁进攻瞻对相似。“蠢兹小丑，大兵压境，未尝不畏威慑服”，究难保其日后之不复肆横，置之化外，仍不免劳师动众，岂为一劳永逸之计”。［48］十月十六日，他谕告军机大臣：四川巡抚纪山报称莎罗奔遣人求降，因其未亲赴军营，不准。川陕总督张广泗亦曾奏述莎罗奔及其兄就日吉父子“屡遣番目乞降，断难允行”。张之“所见极是。逆蛮反复狡狯，即使面缚归诚，尚难保其日后不复肆横。况此番官兵云集，正当犁庭扫穴，痛绝根株，一劳永逸，断无以纳款受降，草率了局之理。著传谕张广泗，务将莎罗奔擒获，明正典刑”。［49］在这里，他再次明白宣布：必擒莎罗奔，犁庭扫穴，不许纳降，哪怕“番酋”面缚归诚，也不允其请。十二月十九日，因张广泗奏称，莎罗奔托土司汪结“恳请招安”，已坚拒其请，告以“该酋罪大恶极，更非瞻对可比，此番用兵，务期剿除凶逆，不灭不已”。今岁不能，至明岁，明岁不能，至后岁，决不似瞻对烧毁罢兵。他盛赞其处理得当，批示说：“好。
明告之，甚是。看此，朕实庆用卿之得人也。勉之，虽迟何妨。”［50］过了九天，十二月二十八日，他令军机大臣传谕张广泗，命其“擒执逆酋”，“拿解京师献俘，明正典刑”。［51］
类似谕旨，还有不少，毋需赘引。问题最清楚不过了，乾隆帝的此次出兵，是为了踏平大金川，生擒莎罗奔，彻底制服这一地区，决不是“纳降了局”，即使莎罗奔“面缚求降”，也不罢休。将此和十四年二月初五日傅恒所奏的“平定金川”大捷相对照，其名胜实败的真情便不言可喻了。
总的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