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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一手制造的，所加之罪，大多缺乏根据，基本上难以成立。雍正帝给允禩定上大罪四十款、允禟二十八款、允禵十四款。归纳起来，这些罪状大致是三个方面，一系对皇父圣祖玄烨不孝，欲谋争夺嗣位立为太子，因而遭到圣祖多次严厉斥责甚至欲处死允禩、允禵。二为对新君雍正帝不恭。三是骄横敛财。这些罪状都没有说服力，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姑以所谓第一大罪来看，如果康熙帝真把允禩等人当作忤逆不孝之子，那么许多问题就无法解释。比如，以允禩而论，他在康熙三十七年被父皇封为贝勒，四十七年九月署内务府总管。同月，允禩虽因大哥允□向皇父奏举自己为太子而被圣祖锁拿，随即革爵，但十一月帝命满汉文武大臣推荐皇太子人选时，康熙帝的亲舅舅一等公佟国维，大学士马齐，孝昭仁皇后之兄领侍卫内大臣、理藩院尚书、一等公阿灵阿，康熙帝之亲表弟领侍卫内大臣、一等公鄂伦岱，以及户部尚书王鸿绪、礼部侍郎揆叙等人，均主立刚被削爵的闲散宗室皇八子，与参加会议的各大臣“暗通消息”，最后一致推荐允禩。尽管圣祖不赞同此议，但仍命复其贝勒爵，并在召见诸皇子和大臣时指出，“诸臣奏称其贤”。［6］此后允禩因事被父皇几次申斥，但爵位照旧保持。如果允禩真的犯了忤逆大罪，圣祖怎能不重惩他？他怎能受到满汉大臣的一致推荐？
再就允禵而言，这位被世宗指为遭父厌恶甚至拔刀欲杀的“昏庸狂妄”之“孽子”，却深受父皇宠爱。康熙四十八年允禵封贝子，五十七年任抚远大将军，统领大军征讨准噶尔部。圣祖特命允禵用正黄旗的纛，“照依王纛式样”来往文书称“大将军王”，当其离京时还举行了隆重的出征仪式。一直到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他仍率出征大军坐镇西北。当时不少大臣认为允禵受圣祖如此重任，是表明他将被立为皇太子。这与世宗所述，完全两样。
其他罪款，情况与此类似。可见，允禩、允禵等人被雍正帝扣上的那些大罪，实难成立。
第二，雍正帝对允禩等人的处治，太野蛮，太残酷，史无前例。他不仅对允禩等人肆意辱驾，革爵拘禁，甚至将允禩、允禟阴谋杀害，称之为“冥诛”，还黜其宗籍，另改名字，称允禩为阿其那、允禟为塞思黑。虽然阿奇那与塞思黑不是传说所谓猪、狗的意思，但确实是很难听的名词，塞思黑就是令人厌恶之意。堂堂至高无上的皇帝，竟不念骨肉之情，废除父皇所定的名讳，给同父所生的兄弟赐与卑贱名字，实为中外罕有。对于一母所生的亲兄弟允禵，雍正帝也不轻饶。尽管允禵调兵遣将，驱逐于准噶尔在西藏的军队，册立六世达赖，留兵驻守，增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统辖关系，立下了功勋，深受圣祖嘉奖，特撰《御制平定西藏碑文》，但雍正帝不言其功，反以为过，指责其浪费帑银贻误军机。他本欲将允禵加重惩处，但因亲母孝恭仁皇后坚决反对，据说以死相争，才未斩杀，而革其爵，与其子白起并拘禁于寿皇殿左右。
雍正帝对允禩等人的处治，在朝野中引起的反应十分强烈，被扣上“逼母”、“屠弟”之罪，政治上十分不利。乾隆帝对此案作了重大的修正。他当然不能全部推翻父皇的结论，而只能以“从宽”的形式进行新的处理。他在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八日下谕说，阿奇那、塞思黑的子孙是圣祖的支派，如俱削除宗籍，则与庶民无异。他将此事推到当时王大臣身上，说是他们的再三要求，不是世宗的本意。他责令八旗王公和满汉文武大臣确议具奏，不久决定，将二人的子孙给与红带，恢复宗籍，收入玉牒。同月二十四日，他又下谕说：允□、允禵已被拘禁数年，现欲酌量宽宥，令总理事务王大臣、宗人府、九卿会议具奏，随即释放，并于乾隆二年四月下谕，封赐二人为辅国公，以示“笃厚宗支之意”。后来允□死时，用贝子品级祭葬，允禵连升四级，晋为恂郡王。［7］
乾隆帝对所谓允禩集团的成员延信、苏努等人，也采取了宽大的政策。延信是雍正帝之伯祖父肃武亲王豪格之孙、温良郡王猛峨的第三子，初封奉国将军，后任都统、平逆将军，摄抚远大将军事。他率军进入西藏，赶走了准部士卒，立下大功，康熙帝盛赞其功，下诏说：平逆将军延信领满洲、蒙古、绿旗各军，“经自古未辟之道，烟瘴恶溪，人迹罕见。身临绝域”，“勇略可嘉”，封辅国公。对于这个有功于国、同一曾祖的弟兄，世宗因其与允禩、允禵相好，而定上二十条罪状，其中包括进藏之过数条，革职削爵拘禁，削宗籍。苏努的高祖父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乃广略贝勒褚英的曾孙，初袭父杠努文镇国公爵，后晋贝勒，亦因附随允禩被革爵黜宗室。二人的子孙俱连坐黜宗籍。乾隆帝命恢复他们子孙的宗籍，赏给红带子，收入玉牒。［8］
乾隆帝又宽待父皇所定年羹尧一案的株连人员。年羹尧原受世宗特宠，任至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封一等公，在康熙末年进军西藏、尤其是雍正元年、二年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的战争中，功勋卓著，对雍正帝的继位为帝和钳制皇十四弟允禵，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样一个有功于国，更有功于雍正帝的朝廷重臣，也被世宗定上九十二条罪状，革职削爵赐死籍没，其幕客邱鲁、汪景祺亦处死，亲属给宁古塔披甲为奴，并以冒滥军功为辞，将一批立功于西藏、青海的文武官员革去职衔。乾隆帝命吏部、兵部复查，将革职官员中的“才具可用”之人，保送吏部兵部，酌量录用，将汪景祺的兄弟及侄子从宁古塔放回，其族人牵连监禁者，悉予宽宥。
乾隆帝对皇父晚年崇信佛道、迷信祥瑞等错误做法，也予以纠正。雍正帝信奉佛教，年轻时就令人代他出家为“替僧”。他自比“和尚”、“野僧”，自命为“释主”（佛教教主），号称破尘居士、园明居士。他与章嘉胡土克图、迦陵性音等高僧交往密切，论说佛法，还曾于雍正十一年在宫中举行法会，亲自收了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平郡王福彭、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左都御史张照、文觉禅师元信觉鸿、妙正真人娄近垣、与皇子宝亲王弘历、和亲王弘昼等八俗五僧一道共十四人为门徒。他把道士贾士芳、张太虚、王定乾等人养在宫苑，修炼丹药，医治疾病。不少僧道利用皇上宠幸，横行于地方，招摇生事。乾隆帝一即位，就采取措施，改变这种不良风尚。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即世宗去世后的第二天，弘历就命都统莽鹄立传谕，将张太虚等道士驱回原籍，斥责他们“平时不安本分，狂妄乖张，惑世欺民，有干法纪”，并严厉警告他们今后要安分守法，不得“在外招摇煽惑”，否则，必严行拘拿审问，立即正法。［9］九月初六日，他即位后的第三天，下谕指责不肖僧徒“借佛祖儿孙之名，以为取利邀名之具，好诈盗伪，无所不为”，令礼部传旨，谕告曾在内廷行走的僧人，不得“招摇不法”，不得夸耀世宗时所受恩遇和教诲，违则必按国法佛法加倍治罪。［10］过了半个月，他宣布实行度牒制，裁汰僧道。他下谕说：“近日缁流太杂，品类混淆”，各省僧徒“真心出家修道者，百无一二”，佛法日衰，因此颁发度牒，情愿出家之人，必须领有度牒，才能“披剃”。不久，又降旨取缔“房头应付僧”与“火居道士”。后又规定，领到度牒之僧，每人只准收生徒一名。直到乾隆四年，因各省领牒者达三十余万，合师徒计六十余万人，又再次谕告各省总督巡抚，命他们体会皇上“渐次裁减”僧道之意，设法使僧道日渐减少。［11］
雍正帝酷爱讲求祥瑞，臣僚迎合帝意，频繁奏报嘉禾、瑞麟等吉祥景象，诸如一茎十五穗，万蚕同织瑞茧一幅，牛产毓麒麟，凤凰出现，甘露普降，五星联珠，黄河水清，五色卿云，等等，一而再，再而三，名目繁多，祯祥万千，用以表明大清天下是一派升平吉祥景象。乾隆帝十分厌恶这种自欺欺人的拙劣做法，一即位就谕示总理事务王火臣，令其传谕各省总督、巡抚、将军、提督、总兵官等，今后“凡庆云、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许陈奏”。［12］
雍正帝为了鼓励农民积极生产，特创老农制，责令州县官每年或三年在每乡择选一二个勤劳朴实没有过失的老农，赐予八品顶带，“以劝民稼穑”，豪猾好民乘机贿嘱钻营，谋充此位，大耍威风，甚至有的自称“左堂”，传呼农民，横行乡里，乾隆帝批准了云南巡抚张允随的建议，取消了这一制度。同时，还废除了“钱粮总吏”、“提牢典吏”，使他们不能借此科索民财侵没官赋欺压狱犯。［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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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4，页3。
［2］《清高宗实录》卷14，页21。
［3］《清高宗实录》卷4，页30，卷14，页22。
［4］《清高宗实录》卷4，页37，卷7，页19，卷23，页16。
［5］《清高宗实录》卷23，页16…21；《清史稿》卷294《王士俊传》、卷303《史贻直传》。
［6］《清圣祖实录》卷234，页23、24，卷235，页2、5、18…28。
［7］《清高宗实录》卷5，页31，卷41，页14。
［8］《清圣祖实录》卷289，页16；《清世宗实录》卷64，页8…11。
［9］《清高宗实录》卷1，页19…21。
［10］《清高宗实录》卷2，页18。
［11］《清高宗实录》卷3，页19，卷6，页9，卷94，页4。
［12］《清高宗实录》卷2，页44。
［13］《清高宗实录》卷22，页25。
征剿黔苗 坚持改土归流
第三节 征剿黔苗 坚持改土归流
一、古州苗变 黔省大震
乾隆皇帝弘历于宣读父皇令其继位的遗诏后的第三天，雍正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