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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经过长期深思熟虑，制定了如此的制服金川的锦囊妙计，便静待蜀西早报捷音了。不料，十三年七月初十日，经略大学士、一等公讷亲与川映总督张广泗呈报官兵于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十六日腊岭、卡撒、党坝、甲索、乃赏、马奈、正地诸路攻战情形的四份急折，同时送到北京，奏称诸路进攻被阻，署重庆镇总兵任举、参将买国良阵亡，副将唐开中受伤，总兵治大雄患伤寒，“一时统领乏员”，已调原固原提督段起贤、副将胡大勇来军营，乞简发曾经保举的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十余员来川作战，并奏请督军筑碉，以己碉逼金川守兵之碉，“与敌共险。”［31］
讷亲、张广泗上述所谓前进遇阻等语，显系玩弄文字游戏，将其失败真情予以掩盖缩小，其实，这不是一般的遇阻，而是重大的失败。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兵丁大量伤亡。奏折没有谈到士兵伤亡情形，但是，这一问题相当严重。讷亲、张广泗于五月底至六月初发动进攻时，汉土官兵有四万余名，经过这次战争，及相继的几次小的进攻，除去死亡及伤病遣回者，到九月初只剩下汉土兵二万五千一百余名，减员八分之三。［32］可见伤亡之惨重！
其次，士气低落。两军相逢勇者胜。如果兵无斗志，哪怕有百万之众，亦如一群绵羊，任人宰割，一遇风声鹤唳，便会狼狈溃散，兵败如山倒。此时清军，刚遭大败，总兵战亡，副将重伤，经略束手无策，总督智穷才尽，因此士气异常低落，“士无斗志”，战辄奔逃，“一遇贼徒，辄鸟兽散，将领皆所不顾”。［33］闰七月二十七日，官兵三千余人，由卡撒攻喇底二道山梁，领兵的副将、游击，畏缩不前，督至沟口而止，带兵的守备等官又复落后，金川兵数十人从山梁呐喊冲下迎战，清兵“三千余众拥挤奔回，多有伤损”。三千余名士卒竟见敌兵数十名而“闻声远遁，自相蹂躏”。［34］确系罕见。乾隆帝闻此不胜愤怒，连说“殊为骇听”，“实出情理之外”。［35］
再次，筑碉株守，实为无策。讷亲，张广泗原来是制定十路并进的战略方针，以党坝、美卧、甲索、乃当、正地五路，攻勒乌围，以卡撒、腊岭、纳喇沟、纳贝山、马奈五路攻刮耳崖。莎罗奔住居勒乌围。岳钟琪早就主张从党坝进攻，因为，党坝至勒乌围不过五六十里，只要攻破党坝右边的康八达，“便可直捣巢穴”，而卡撒、腊岭中阻刮耳崖，即使打下刮耳崖，离勒乌围还有一百余里，道路险阻，又要耽误许多时间。这次讷亲、张广泗统率大军从腊岭进攻，惨遭失败，畏惧金川之战碉，攻一碉动辄死伤数十人乃至数百人，因此欲筑碉相逼，以碉攻碉。殊不知，这样一来，清军龟缩碉中，怎能前进，坐耗大量钱粮，天长日久，饷道堵塞，水源断绝，敌兵乘虚来击，必致全军覆没。因此乾隆帝痛斥讷亲、张广泗之谬议。这一在军史上实为罕见的攻敌之法之出现，正说明此时清军已陷入“智勇皆困”计穷策尽的绝境。
尽管乾隆帝相继下谕数十道，教诲、督促、斥责讷亲和张广泗，要他俩重整军威，克期破敌，可是毫无效果，二人除了连上奏疏辩解外，拿不出任何办法，军务毫无进展。乾隆帝十分恼怒，将二人革职削爵问罪，于十三年十二月斩张广泗，抄没其家，以遏必隆的遗刀，送往军前，勒令讷亲用其祖之刀自裁。
对于讷亲、张广泗用兵失败的原因，当时的将帅曾作过评述。四川提督岳钟琪于十三年六月任举阵亡之后，在七月下旬上奏，讲到这一问题，认为主要是川陕总督张广泗调度不当，如土兵怯懦，官兵守营放卡防台护粮用兵太多，以致真正用于进攻之兵太少，深感力单不足，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弟良尔吉私通其嫂阿扣，恐与大金川莎罗奔“暗通”。督臣不允己请，不增派兵归己，从党坝进攻，等等。乾隆帝对此深表赞同。
接替讷亲之任的经略大学士傅恒于十四年正月上疏，详言讷亲、张广泗之失误，时人皆以其言十分中肯，广为传述，现摘录如下。傅恒奏称：
“金川之事，臣到军以来，始知本末。当纪山进讨之始，惟马良柱转战直前，逾沃日，收小金川，直抵丹噶，其锋甚锐。其时张广泗若速济师策应，乘贼守备未周，殄灭尚易，乃坐失机会，宋宗璋逗留于杂谷，许应虎失机于的郊，致贼得尽据险要，增碉防御，七路、十路之兵无一路得进。及讷亲至军，未察情形，惟严切催战，任举败殁，挫锐气索，晏起偷安，将士不得一见，不听人言，军无斗志，一以军务委张广泗。广泗又听奸人所愚，惟恃以卡逼卡、以碉逼碉之法，无如贼碉层立，得不偿失，先后杀伤数千人，尚匿不实奏。臣查攻碉最为下策，枪炮惟及坚壁，于贼无伤。而（一碉）贼不过数人，从暗击明，枪不虚发。……又战碉锐立，高于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数日可成，随缺随补，顷刻立就。且人心坚固，至死不移，碉尽碎而不去，炮方过而人起。……攻一碉难于克一城，……得一碉辄伤数十百人。……
如此旷日持久、老师糜饷之策，而讷亲、张广泗尚以为得计，臣不解其何心也。”［36］
以上傅恒、岳钟琪对先前用兵失利的原因，主要归纳为四点：经略无谋胆小偷安，督臣指挥失宜，诸将逗留失机，金川地形险要，守兵拼死反击。这些都是事实，这样的分析，不能说不是正确的，但是，也不能说是十分深刻的。更主要、更起决定作用、更为根本的因素，他俩没有提到，或者说得准确一点，他俩是不敢涉及，没有胆量讲出来。这一因素就是乾隆帝的重大失误。
乾隆帝在用兵金川之事上，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判断欠妥，误认为可以轻易取胜，故而草率决定发军征讨；二是任人不当。乾隆帝只看到张广泗在平苗变、治苗疆过程中的杰出才干，没有想到其在金川之战中会如此无能。如果仅仅就此而论，倒还可以谅解，谁能担保对一个人的军事指挥能力的估计，可以永远正确。但是，在另一问题上，即张之性格、度量、作风上，乾隆帝却不该无所了解了。张广泗其人，得志之后，心胸狭窄，成见太深，贪功专权，桀骜不驯，骄横跋扈。岳钟琪久为四川提督，熟悉“番情”，“向为番众信服”，对莎罗奔还有厚恩。［37］如果张广泗能从其建言委以军权，充分发挥岳的作用，肯定会对军务大有俾益。可是，张广泗既因与岳曾有前隙，又嫉贤妒能，对岳钟琪处处提防，多方限制，使其才干未能发挥。更为严重的是，他对讷亲的抵制和谋害，使局面更为恶化。
乾隆帝原本以为委任讷亲为经略，“其威略足以慑服张广泅”，可以使官兵振奋，变怯为勇，张广泗能“专意征剿”，缓和其与诸将之矛盾，而加速出征之胜利，并可藉此抬高讷亲之声望，予以更大的恩宠，实为一举两得之妙计。不料，张广泗竟然蔑视圣旨，傲对讷亲，根本不与讷亲合作，千方百计拆讷亲的台。后来，乾隆帝以此作为张之一项大罪，多次下谕斥责张广泗“闻有讷亲经略之命，辄心怀观望，诸事推诿”，贻误了军机。［38］钦差大臣、署四川巡抚班第对此详奏说：
“查讷亲抵营时”，各路官兵俱已调齐，正可进攻，而张广泗迟回不进，犹驻美诺，经讷亲再四勒催，始来军营。但讷亲不能细察形势，督催过激，以致布置疏虞，任举、买国良相继阵亡，自此一切军务俱不敢主持，仍听张广泗调度。而张广泗遂无论事之大小，动云面奉经略指示，其实皆出张广泗之意，而讷亲不知也。张广泗之居心委卸，举动乖张，讷亲未尝不知，臣亦尝与言及。……”［39］
乾隆帝对讷亲的认识和委用，更为错误。讷亲本来是一位精明能干之人，青年得志，深受乾隆帝赏识，勤奋敏捷，颇有见识，时人称其“料事每与上（乾隆帝）合”。他身任多职，理事浩繁，审案勘河巡阅营伍，办理皆甚妥善。尤为难得的是，他“以清介持躬”，不贪财纳贿，不交结权贵，不与官员私交，“其门前惟巨獒终日缚扉侧，初无车马之迹”。人们因其“廉介自敕”，“不敢干以私”，怕碰钉子，遭其惩处。［40］这是一位治理国政的能臣，乾隆帝对其栽培陶养十几年，心血是没有白费的。但是，讷亲虽善治政，却不谙用兵，又因是名门之后，贵胄子弟，生性骄惯，怕劳畏死。谁知，乾隆帝竟将这位“素未莅师”的儒臣任为经略，使其肩负征剿大金川的重任，这样地弃其所长用其所短，当然会误国误军，也害了讷亲本人。
刚到金川，讷亲还是想有所作为的。他于十三年四月下旬得知此命即速回京师，短住一时便赶赴四川，六月初三日抵达大金川，立即发动进攻。史称其“锐意灭贼”，但“自恃其才，蔑视广泗，甫至军，限三日克刮耳崖。将士有谏者，动以军法从事，三军震惧，多有损伤。”［41］金川藏民的英勇反击，官兵的严重伤亡，使这位“意气骄溢”的宰相吓破了胆，处事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此就“锐挫气索”，不敢言战，由“蔑视广泗”转变为“不敢专攻，仍倚张广泗办贼”，每临战时，“避于帐房中”，“人皆笑之”。而张广泗则“轻讷亲不知兵而气凌己上，故以军事推让而实困之”。讷亲虽知张“居心委卸，举动乖张”，但“以军旅之事，素未谙练，倚仗张广泗，希图成功，是以明知其非，曲为徇隐”。这样一来，“将相不和，士皆解体”，“军威日损”，进攻焉能获胜。［42］由此可见，乾隆帝任帅不当，错用讷亲、张广泗，是造成清军进征金川失败的主要因素。这一点，他很快就认识到了，立即采取对策，遣派协办大学士傅恒代替讷亲，出任经略，准备向金川发动第二次大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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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