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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金川早先并未被清朝正式封为土司，其首领均附于小金川，成为小金川土司的土舍。康熙六十一年，嘉勒巴之庶孙色勒奔以金川土舍身份，带领部下随四川提督岳钟琪征讨西藏“羊峒番”，立下战功。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云贵总督高其倬因小金川强横，上奏说：四川土司多，“人广地众之处，理宜分立支派，互相钤束”。今小金川“实为强横”，而金川土舍色勒奔“曾出兵羊峒，著有勤劳”，“应请给以安抚司职衔，以分小金川土司之势”。雍正帝同意此议，授色勒奔为安抚司，从此大小金川才正式成为平行对等的两个土司，均受清政府辖束。雍正初，杂谷、大金川、沃日诸土司发生地界争端，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一等公年羹尧令大金川割美同等寨给与沃日，色勒奔弟兄不服，与沃日等土司仇杀不已，后年羹尧罢官，署川陕总督岳钟琪奏准，将美同等寨归还大金川。［2］
各土司仍然互相厮杀。乾隆四年七月，署四川巡抚、布政使方显上疏密奏：因“金川从来不受约束”，杂谷土司苍旺、梭磨土司勒儿恪等，“意欲纠众”攻击大小金川二土司。护理木坪土司王氏禀称，“各土司愿自备土兵餱粮，征服报效”。现已飞饬各官，前往化诲解散。［3］但未能收效，七月十四、十七、十九日，杂谷、梭磨、沃日等土司发兵攻小金川，大金川土司色勒奔亦于十四、十七、十八日，三次发兵，与革布什咱土司丹津罗尔布格斗。川陕总督鄂弥达一面上疏奏请委总兵一员，带汉兵二千名，征土兵二千名，“前往勒兵化诲”，一面飞饬道员王奕鸿、副将马化正前往解散。各土司遵官府化诲，于八月下旬撤兵回到自己的碉寨，“各安住牧”，听候裁处。［4］九月二十四日，瓦寺土司容忠，因恼怒三齐寨头人汪太，擅发土兵一千三百余名，欲渡河攻击该寨，署抚立派文武官员前往制止。土司之间的争斗愈益激烈。
对于四川这些土司，乾隆帝最初还是实行传统的管辖方式，没有采取改土归流的办法。乾隆四年十一月，署四川巡抚方显奏：杂谷、梭磨等土司，因与小金川互相争夺必色满地方而成仇恨，约集沃日等土司，联合发兵攻打小金川，本应“参处示警”，有的官员建议“乘机将金川参革，改土归流”。此议不当。因为，杂谷、梭磨有户口十余万，金川紧接杂谷，“户口不过数万”，长期以来，“杂谷素惮金川之强，金川则畏杂谷之众，彼此钳制，边境颇宁，固不可任其争竞，亦不必强其和协也”。况且，沿边多“生番”，留下这些土司，“可资捍卫”，防御“生番”的袭掠，遇有战事，调取土兵，他们“莫不如数遣发，著有微劳”，彼此争斗，并“未敢干扰内地”，官府遣人调停裁处，他们恭敬遵命，故对杂谷等土司，不予参究。对金川土司，亦不参革和改土归流，因为，实行改流，“非惟弹丸土司无裨尺寸，且所给印信号纸，一经追取，即成无管生番”，容易滋生事端，违背约束，那时又要颇费周折了。乾隆皇帝十分赞同方显的意见，批示说：“此见甚是”。［5］这一政策持续到乾隆十一年，因大金川土司作乱，才有所改变。
乾隆八年十一月初十日，清政府以己故大金川安抚司色勒奔之弟色勒奔细袭其兄之职。
这位色勒奔细，就是后来多次见诸于《清高宗实录》、震惊朝廷的著名的大金川首领莎罗奔。过去，《圣武记》、《清史稿》以及近人论著，皆把色勒奔细与其兄长色勒奔混为一谈，当作是一个人，因而把色勒奔之从征立功授职等事，加在色勒奔细（即莎罗奔）身上，这是十分错误的。莎罗奔骁勇多智，与兄长积极训练士卒，扩展辖地。早在乾隆二年，色勒奔就夺占了西边革布什咱土司的部分土地，革布什咱土司上告，官府断令大金川退还，色勒奔一直未交。乾隆九年，莎罗奔的女婿巴底安抚司纳旺所辖地区多灾疫，莎罗奔遣发人夫，运送物品，将为纳旺“赏赉百姓”，纳旺之叔巴底土舍汪扎担心大金川“乘机占夺”，遂调兵堵截防御，并向舅舅革布什咱土司求救，革布什咱土司带兵来援汪扎，与大金川之人“互相争杀”。川陕总督庆复、四川巡抚纪山、提督郑文焕相继遣官前往查询争执原因，令其各归本地，并上奏朝廷。乾隆帝谕令诸臣“妥协为之，不可存省事之心”，一定要“妥协办理，据实奏闻”。［6］
莎罗奔又想控制小金川，以女阿扣嫁与其土司泽旺，泽旺为人懦弱，“为妻所制”，乾隆十年莎罗奔派人将泽汪劫归，夺其印，经总督庆复檄令退回，始送泽旺返小金川。对于莎罗奔的扩展辖地兴兵厮杀，川陕总督庆复于十一年十一月疏言其过，并提出对付之策。庆复说，莎罗奔“性更凶悍”、“实为强横”，但其处“地势极险，运粮无路”，且自在土司之内相争，未干犯内地，因此，让地方文武官员设法“令其彼此钤制，以保无事”，倘若莎罗奔不听官府裁断，“亦惟有以番御番之法，用众力以收功”。乾隆帝主张慎重，不赞成用兵，批示说，“瞻对甫完功，佳兵不祥”。［7］
过了三个月，乾隆帝仍然不愿大动干戈，于十二年二月十三日谕军机大臣：（川抚）纪山奏称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侵占革布什咱土司地方，互相仇杀，又诱夺其侄小金川土司泽旺的印信，扬言欲攻革布什咱。“苗蛮易动难驯”，如果只是小小攻杀，事出偶然，即当任其自行消释，不必兴师问罪。“但使无犯疆圉”，不致侵扰，“于进藏道路、塘汛无梗”，仅在内部相斗，“竟可置之不问”。设若仇杀日深，事态扩大，亦当以宣谕训诲令其息恨宁人为主，不宜轻举妄动，“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8］
但是，不到一个月，乾隆帝就改变了态度，于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十二日、十九日三次下谕，宣布用兵金川说：“（四川各土司）恃强凌弱，攘夺仇杀，叛服不常”，“历年常生事端”，“数年以来，屡多不靖”，郭罗克、瞻对、曲曲乌等处多次生事。
大金川土司莎罗奔钤制小金川、巴底，攻革布什咱的正地寨和明正司的鲁密章谷，“番民望风畏避”，坐汛把总李进廷抵敌不住，退保吕利。莎罗奔又攻围霍尔章谷，击杀千总向朝选，并侵压毛牛，枪伤游击罗于朝。“毛牛逼近西炉（即打箭炉，今康定县），逆酋敢于侵扰，伤及官兵”，“扰我讯地”，“侵蚀诸番，张大其势”，“猖獗已甚”。这都是因为瞻对之事办理不妥，“无所惩创，不足以震慑蛮心”，必须派军，“迅速剿灭”大金川，筹画“永远宁谧之图”。［9］
这些上谕表明，乾隆帝是想以惩治大金川，来“震慑诸蛮”，彻底控制住四川各土司，“永靖边陲”。过了两个月，他的这一意图更为明确了。五月十六日，他谕示军机大臣：川省土司的叛服无常，是由于地方官员办理不善。如果仅以“得其人不足臣”，“得其地不足守”，而将其置之度外，是不合适的。“若但来则应之，去则弗追，试思十至而十应，何如以十应之劳用之于一举，毁穴焚巢，芰芟荡涤之为愈也”。前人如马援、诸葛亮、王守仁，皆能收一劳永逸之利，“近日滇黔古州等境，悉成乐土，具有明效。川省诸番亦当加意经画”。可传谕庆复、张广泗熟筹长策，“令蛮众弭耳帖服，永为不侵不叛之臣，使丛篁密箐，息警消烽，共安至治”。［10］
谕中所谓滇黔古州等境，“悉成乐土”，系指雍正至乾隆初年清政府剿抚兼施，将这些地区改土归流，设官管理，使其地人民直隶朝廷统辖。可见，乾隆帝的用兵金川，不只是为了制止其袭掠其他土司，而且想一劳永逸，在这里实行改土归流，使四川各土司完全听命于中央，直隶清帝。
二、失误军机 总督张广泗损兵折将
乾隆帝欲使四川藏、羌、彝等等少数民族人员皆为清帝之赤子，各民族居住之处及其邻近的汉民地区永远安靖，彻底结束各土司互相厮杀劫掠盛行的混乱局面，这一想法是不错的。如果能够实现这些目标，对增强祖国的统一和进步，对促进各少数民族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都会起重大的作用，因此，他的这一雄心壮志，无可非议，应予肯定。但是，只有美好的愿望是不行的，还需有主观的努力和必须具备的客观条件，才能将希望变成为现实，否则不仅不能达到既定的目的，而且还会惹出大祸，局面无法收拾。乾隆帝的一征金川，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此时，他正在励精图治，政局安定，生产发展，经济繁荣，还下达了大得人心的普免全国一年钱粮的上谕。他本来想乘胜前进，为解决康熙以来川省多乱的难题做出一番贡献，建树丰功伟绩，不料，由于在采取的方式、选择的时间、进攻的对象和任用将帅等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结果是事与愿违，劳民伤财，败师殒将。
废除土司制度，改土归流，对少数民族来说，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一则归流后不少满汉官员会乘机鱼肉少数民族人员，再则，由于长期的传统影响，很多少数民族人员尤其是土司对此会有所怀疑，犹豫不定，如果在其未能认识此举的必要性、进步性之前，即客观条件尚未具备之前，就采取强硬措施，进行军事镇压，很容易引起全民族的反抗，矛盾将愈益激化，好事变成坏事。在用兵的对象上，乾隆帝犯了极大的错误，不该征讨金川。四川西北地区有很多少数民族，他们一般都能吃苦耐劳勇于劫杀，登高山如履平地，洒热血面不改色，枪林弹雨之中来往奔驰，特别是金川的藏族，更是勇猛异常。稍晚一些时间，一位知府叙述其亲眼看见金川土兵的勇敢情形时讲道：其兵皆著虎皮帽、牛皮靴，胸前挂小藏佛，背负火枪、腰刀、械、火药、糗粮，约二三十斤，“登山越岭如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