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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浙江二省人文茂盛，是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才子学者之多，数倍数十倍于他省。仅以关系政界、文化界最为重要的科举而言，江浙二省状元最多。顺治朝举行了八次殿试，取了八名状元，其中有江浙的吕宫、邹忠倚、史大成、孙承恩、徐文元、马世俊六人。康熙二十一科，除山东邓钟岳考上一名状元外，其余二十个状元皆系江浙人。雍正朝的五个状元中，江浙人居其四。乾隆年间出了二十七个状元，江浙人居二十一名。以上顺康雍乾四朝皇上钦定的六十一名状元中，江浙出了五十一位状元，占状元总数百分之八十三。榜眼、探花以及二、三甲进士之情与此类似。这也直接影响到大学士、九卿、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等职的人选，江浙之人任职之多，在政界影响之大，是其他各省难以相比的。
江苏、浙江又是清朝前期明末遗民活动的中心，反清思想和反清行动一直延续不断，文字狱也以江浙为多。这些事实表明，江浙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朝廷必须牢固控制住江浙，充分利用江浙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来巩固其统治，来发展其“盛世”。这就是乾隆帝要效法皇祖六下江南的根本原因。
二、巡幸的准备工作
乾隆皇帝弘历于乾隆十四年十月下达巡幸江浙之谕后，便督促臣僚进行安排，使其实现。他多次下谕，责令群臣不要浪费民力扰乱民间。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九日，他谕军机大臣：朕巡幸江浙，“问俗观风”，清跸所至，除道供应，有司不必过费周章，已经屡降谕旨。“至川原林麓，民间冢墓所在，安厝已久，不过附近道旁，于辇路经由无碍，不得令其移徙”。［4］同年三月十九日，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之折到京。其折说：查勘御道营盘处所，南省道路，山水交错，不似北地平旷可以随宜布置。且杭、嘉二府道旁皆桑，平原难得。臣与向导大臣恭阅御舟所经河道，纤路最宽者，不过一丈以上，或尚不及一丈。“臣等不敢过求开阔有损田园”，凡营盘处所，必详勘无妨民业之处，签桩修治。至于杭城西湖各名胜所经陆路，亦止期修治平坦，无事开拓宽广。乾隆帝阅后批示：“知道了。总以务朴省事及息浮议为要。”［5］
不久，他又看到向导大臣的奏折。向导大臣努三、兆惠奏称：由杭州渡江至绍兴禹陵、南镇一路，“河道窄狭，仅容一船，经过石桥四十余座，须拆毁过半，早地安设营盘，地气甚属潮湿”。努三、兆惠的责任是保证御道畅通、安全，让皇上、太后平安、舒适地游览、考察，遇到问题及时解决，一般是不能以此惊动圣上烦劳天子的，这将被视作无能、失职或欺扰至尊，而被惩处，为什么这两位大臣要冒遭罚的危险奏呈难题？因为，他们所奏的含义是很清楚的，至少有两点十分明确：一为道路难行，谏阻巡幸浙江；二为如要前往，需大兴土木滋扰民间。这对于乾隆帝来说，确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因其不便行走而停止吧，出巡的愿望就会落空，雄伟的目标无法达到，允其拆桥占用民地大建营盘吧，又要骚扰民间，违背已发之旨，此题确难解答。但乾隆皇帝可不是遇事惊慌胸无主见之庸君，而且此时刚及不惑之年，身体健壮，胸怀大志，对个人享受看得并不太重，因此，经过思考后，他找到了轻易攻关的妙方。他于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谕军机大臣：朕初次南巡，禹陵近在百余里之内，不躬亲展奠，无以申崇仰先圣之素志。向导及地方官拘泥而不知权宜办理之道，鳃鳃以水道不容巨舰、旱地难立营盘为虑，若如此，所议拆桥数十座，即使于回銮之后，一一官为修理，其费甚巨，且不免重劳民力，“岂朕省方观民本意耶”？“朕在宫中，及由高梁桥至金海，常御小船，宽不过数尺，长不过丈余，平桥皆可径度，最为便捷。越中河路既窄，日间乘用，俱当驾驶小船，石桥概不必拆毁”。其原拟安立营盘二处，“著于此处造大船一只，专备晚间住宿”，不必于早路安营，既避潮湿，“且免随侍人众践踏春花之患”。［6］看起来似乎无法逾越的巨大障碍，就因乾隆帝不拘泥必坐龙船竖舰之常规，临机应变，改乘小船，从而轻易地跨越过去了。
乾隆十五年十月，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呈报关于巡幸浙江的两个问题。他奏称：明春南巡，浙省杭、嘉两郡俱系水乡，湖荡港汊，纵横交错，自江南交界至杭，陆路惟运河纤道，宽仅七八尺，凡应用什物暨执事人等，有须先送前站预备者，若开辟陆路，必挖废很多民间田园，今勘定副河一道，什物及执事人等，均由副河前进。御道两傍，本来俱应安兵站围，浙省运河纤道竟有无可站立之处。今酌定于两岸内，凡支河汊口各安卡兵二三名，临时禁遏人舟，如无路径处，不复安兵站围。其两岸有村镇居民处，许令男妇老幼跪伏瞻仰。乾隆帝于十月三十日批示：“甚是，妥当之极。好。不必严为拦阻。”［7］
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总理行营王大臣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呈奏明春南巡所需之兵丁、马匹、船只等事。允禄等奏：水路随从官兵，必宜酌减，除大臣等应中途留住及随从人员已钦派外，侍卫仍派三班，兵丁本应派八旗六百名、健锐营四百名，但江、浙一路乘船，健锐兵久不操练，恐致生疏，应予停派。至江南登舟时，各处官员人等量减，但取差使无误，其余人员俱留住河北。其前锋、护军等兵，减派五百名，加上江宁迎驾兵二百名，足敷差使。拟派章京四十员，虎枪侍卫兵丁拣选四十员。江浙旱路应需之马，除御马用船载往，随从人等官马，照康熙时例，取用于地方，大臣一员用马五匹，章京侍卫一员马三匹，护军、紧要执事人等用马二匹，其余每二人用马三匹，于驻防、绿营官马、驿马内预备，合计需马六千六百九十余匹。其由徐家渡至直隶厂，由小五台至平山堂、高旻寺，由苏州至灵崖、邓尉、虎丘等如非紧要差使，俱留于舟次，约须备马四千匹，仍令每十匹外多备一匹，以便添用。至于船只，如多，亦恐拥挤，派出大臣，或每员给二只，或一只。侍卫官员等，或二三人一只，或四五人一只。拜唐阿兵丁，或八九人一只，或十数人一只。除装载物件便民船二十五只外，统计沙飞、马溜船四百四十只。随行官员人等，在十里以内者回船住歇，远者于附近寺院歇店宿歇，不许占住民房。米粮柴草，派地方官招商，于行营左右公平售买。乾隆帝览折后，同意其议。
不久，两江总督黄廷桂奏，遵照廷议，将马照数调备，并备马二千余匹赴浙协济。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奏：拟调通省营马五千匹备用，其什物另备人夫扛抬。总理行营王大臣就此议奏：江苏人稠地狭，马匹太多，难以安顿饲养，请再酌减江苏备用之马。浙省既备有人夫扛抬什物，原议每十匹外备一匹之议，可予减省。帝从其请。
另外，江宁将军锡尔□，两江总督黄廷桂奏准，巡幸之时大阅，预备满兵一千五百名、汉兵一千五百名会合操练。两江总督黄廷桂奏准，车驾经历江苏省内二十三个州县，赏赉需钱，宝苏局存钱不敷，暂加铸八卯。等等事项，总理行营王大臣和江浙官员，紧张进行准备。出巡之时，需指派一些王公大臣留京，总理事务，途中由总理行营王大臣具体安排，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巡幸江浙时，乾隆帝便指定庄亲王允禄、履亲王允祹、和亲王弘昼、大学士来保、史贻直在京总理事务，行营由大学士、一等公傅恒总管。以后五次南巡的准备工作，大体与此相似。
三、南巡之情和成效
乾隆皇帝弘历仿效皇祖康熙帝玄烨六巡江浙之例，亦六下江南。第一次是乾隆十六年，从正月十三日离京，至五月初三日奉母后返回畅春园。第二次是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出发，四月二十六日回圆明园。第三次是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十二日至五月初四日，第四次是乾隆三十年正月十六日至四月二十一日，第五次为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十二日至五月初九日，最后一次是乾隆四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至四月二十三日。前四次是奉母后前往，后两次为帝率臣巡幸。这六次巡幸，一般都要到江宁（南京）、苏州、杭州、扬州，后四次还加上浙江的海宁县。六次所经之地、所做之事，虽然不尽相同，但大体上离不开以下几个方面的范围。现以第一次南巡为例，参举其他五次巡幸，作些评述。
其一，蠲免积欠钱粮。第一次南巡之前，乾隆十六年正月初二日，乾隆帝下谕蠲免江苏、安微、浙江钱粮说：“朕巡行江浙，问俗省方，广沛恩膏，聿昭庆典”。更念东南贡赋甲于他省，其历年积欠钱粮，虽累准地方大吏所请，分别缓征带征，以纾民力，而每年新旧并征，小民终未免拮据。朕宵旰勤劳，如伤在抱，兹当翠华亲莅，倍深珍切，用普均霑之泽，以慰望幸之忱。
著将乾隆元年至乾隆十三年江苏积欠地丁二百二十八万余两、安微积欠地丁三十万五千余两悉行镯免，“俾官无诖误，民鲜追呼，共享升平之福”。浙江因无积欠，著将本年应征地丁钱粮蠲免三十万两，以示鼓励。直隶、山东所过州县，蠲免本年应征额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