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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二日，乾隆帝就行营所用蒙古包等物的装运及随从人员出发之事，下谕说：此次前往盛京，未到热河之前，俱在行宫驻跸，所有行营需用的蒙古包、帐房、布城等项，及应该预备的物品，俱著于七月初三初四等日，先行起程，运至应该等候地方，预备等候。侍卫、章京、护军，酌量留用一些人外，其余人员著分别次序，预先起程，过青石梁等候。这样分别先后，依次起程，则住宿处所俱有空闲，行走之时，亦不致因人马太多拥挤不堪而损伤田苗。至于安排哪些人员先行，怎样分别次序，以及酌派大臣二三员带领他们出发等事，著总理行营事务王大臣立即定议具奏。王大臣遵旨随即上奏：各处随往盛京人员，应预先遣往的，有侍卫一百五十余名，亲军、护军六百余名，以及各项官兵、拜唐阿，共二千余名，车七百九十余辆。应分三拨，于七月初二至初四等日，派出大臣，按拨带往，分驻博罗河屯、喀喇河屯、热河等处，并于侍卫、章京、护军内酌留二百余名，于青石梁、黄土坎、苇子峪等狭隘地方，如遇行李壅滞难行，即协力护送。至于扈从人员，除安设堆拨等项差使以外，其余无差之人，若俱在行宫周围住歇，恐人多地窄，踏坏田禾，应允许他们随便借寓。另外，牧厂派出马六千余匹，护送先往之人，如待驾到后更换，未免耽延，请先派出放马的章京，赴博罗河屯，会同领拨大臣监视更换，其余马匹及已更换之马，仍交与马厂副都统牧放，以备御营官兵到时换用。乾隆帝降旨：“所议甚妥，依议”。［3］
同一天，六月初二日，乾隆帝又就随行马匹牧放巡哨之事下谕说：以往圣祖前往盛京时，众人所乘之马，曾照出兵例，派兵巡哨马厂。此次随行官兵，久未外出，未能谙练，“行营马匹，最关紧要”，倘不能寻觅水草牧放，必致疲乏。若按官兵驼马，派兵巡哨，则随往之马甚多，而此次官兵又不甚赢余，或令各自牧放，酌量派遣深悉水草官兵引导约束，倘有遗失，令哨兵寻觅。其应于何处巡哨，何处不必巡哨，著总理行营事务王大臣分别详悉议奏。
王大臣遵谕议奏：御营前后，设有卡座，地面宽阔，水草丰美，卡内尽可牧放马匹，惟左右两翼无卡，应于曾经参加围猎、出征之人内，派出护军校、兵丁共八十名，侍卫、章京四员，每翼派四十名巡哨，以侍卫、章京各二员统辖，如果遗失马匹，即令守卡人寻觅。至于从盛京回銮时，系由大路经过，便不必巡哨。乾隆帝批示：依议。著传示所有随营官兵。
出发之前一天，七月初七日，大理寺卿定柱奏：皇上恭谒祖陵，为期甚长，请于八旗都统、副都统内派出数员，自起驾之日起，至回銮之日止，协同步军统领等官，每晚在皇城内外及大城各处，分地稽查。再谕令都察院、步军统领，转饬五城巡察御史，暨三营将弁，亦不时勤加稽查，务期周密。乾隆帝同意其奏，降旨说：左翼著派松阿里、广禄、王进泰、允禧、韩光基、德敏，右翼著派胡林、弘炯、卓巴、李元亮、阿克敦、西忒库，逐日每翼著一人轮班稽查。
作了这些安排后，乾隆帝便于七月初八日奉太后启銮，并下谕蠲免经过州县钱粮，留下履亲王允祹、平郡王福彭、大学士鄂尔泰与张廷玉在京总理一切事务，开始了他即位以来的第一次前往盛京恭谒祖陵之行。
二、巩固龙兴之地
乾隆帝弘历四次恭谒盛京祖陵，除了巡视沿途地区情形外，主要作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为巩固龙兴之地。盛京是清帝的发祥地。奉天（今辽宁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就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来说，辽、吉、黑三省之东、北，与正在积极扩大疆域的俄国接界，是大清国防止北方、东方外来侵略的前沿阵地。就国内各族之间的关系而论，乾隆八年第一次盛京谒陵时，曾大败清军于和通泊的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势力仍然相当强大，随时都可能南下，袭掠已为清帝外藩扎萨克的漠北喀尔喀四部，并进掠漠南科尔沁等部，构成对直隶、京师的严重威胁。清政府要防御准军的入掠，或对准部进行攻击，奉天是十分重要的军事要地，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军分三路，东路就是奉天将军萨布素率领的东三省劲旅。
奉天、吉林、黑龙江满洲八旗官兵和索伦等部落的人员，还是巩固清王朝统治的重要支柱。此时，北京和关内各省驻防满洲八旗人员，已因升平日久，沾染柔靡恶习，而日趋享乐苟安，士气低落，弓马生疏，临阵溃逃之事，层出不穷。因此，遇逢重大战争，清政府已不能完全指望京旗和中原驻防旗兵，而更多地动用东三省满兵和索伦、达呼尔等部落人员，由后者编入八旗的“新满洲”，出现了不少勇猛善战的骁将。象著名的猛将海兰察，便是世居黑龙江的索伦部的成员。他从乾隆二十年以马甲从征准噶尔起，身经百战，军功累累，任至都统、参赞大臣、御前侍卫、领侍卫内大臣，封一等超勇公，三次图形于紫光阁。
正是由于东三省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康熙帝曾三至盛京恭谒祖陵。自命为皇祖之贤孙的乾隆皇帝弘历，当然也知道此举之重要性、必要性，故在乾隆六年初举秋称之后的第二年，就第一次到盛京谒陵，抓紧进行安顿龙兴之地的各种工作。乾隆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他正在鹿群最多的巴彦行围之时，便亲题盛京各衙门的匾额，奉天将军衙门之匾额为“屏翰邠丰”，盛京户部为“宗邦会要”，礼部是“典要明禋”，兵部系“陪京枢要”，刑部是“弼教留都”，工部为“饬材山海”。［4］
八年九月初六日，乾隆帝行围于舍里时，又下谕嘉奖和优恤盛京兵丁说：“朕此次至盛京，视其兵丁，身材壮健，弓马娴熟，犹未失满洲旧制，大臣官员等，各相奋勉，训练整齐。自朕来时，伊等欢欣鼓舞，诸务备办，甚属诚敬，尤为可嘉。朕虽加恩赏赉，念伊等生计，恐属不敷”，所请领取生息银二十万两，著交奉天将军俱借与官员兵丁，官员限四年扣完，兵丁于两年以后再定限扣交，“俾伊等生计，日臻充裕”。［5］
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他下谕宣布：二十五日设大宴，筵宴盛京将军、大臣、宗室章京、文武官员及三陵（永陵、福陵、昭陵）官员，自京城随驾前来的王、大臣、官员，蒙古王、额驸、台吉，俱著入宴。盛京官员、佐领与员外郎以上，及年老休致的官员，亦著入宴。闲散宗室、觉罗、主事与防御以下官员，拜唐阿等，俱著加恩、晚膳赐宴。
九月二十三日，乾隆帝谕赐奉天将军额尔图银五千两、副都统哲库讷等二千五百两，以供办差之用。第二日，他又下谕免征庄头仓粮。谕旨说：盛京户部庄头，每年交纳租粮，除预备陵寝祭祀各项供应外，送纳入仓，发给各处匠役口粮。“今朕恭谒祖陵，亲诣盛京，轸念各庄头终岁勤苦，输将无误”，著将乾隆八年应交仓粮一万余石，加恩宽免。各庄欠交七年份的米豆草束，亦一并豁免，“以示朕优恤旗庄之意”。［6］
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乾隆帝以恭褐祖陵礼成，颁诏天下，优恤奉天人员。诏书说：
“溯源报本，弥深追远之情，陈瑞荐馨，式重谒陵之典。我朝定鼎中原，统一方夏，重熙累洽，海宇升平，声教覃敷，民物康阜，百年于兹矣。缅维圣圣相承，肇基东土，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诞膺景命，式扩鸿图，辽海沈阳实为龙兴之地。朕缵承大统，夙夜孜孜，念祖宗缔构之艰难，思列圣燕贻之绵永，盛京旧地，瞻望桥山，敬考典章，肃申思慕，于乾隆八年秋，恭奉皇太后祇谒永陵、福陵、昭陵。大礼既成，留都是莅，瞻神丘之葱郁，仰祖德之灵长，爱沛德音，用颁湛惠，所有事宜，开列于后。”［7］
恩诏共有九条：一、随从之王，纪录一次，随来之大臣、官员及．奉天文武大臣、官员俱加一级。二、随从兵丁及内务府执事人等，俱赏一月钱粮。三、奉天、山海关文武大臣、官员、兵丁、三陵守陇官兵，俱著加恩赏赉，总理行营王大臣速议请旨。四、奉夭居住之宗室、觉罗及国戚子孙，俱著加恩，总理行营王大臣速议请旨。五、奉夭府属应征乾隆九年份地丁银两，著予宽免。六、奉天旗民男妇，年七十以上者给与布一匹、米五斗、八十以上者给与绢一匹、米一石，九十以上者加倍。七、试职官员，俱准实授。八、奉夭府、宁古塔、黑龙江等处，除十恶死罪不赦外，凡已结正未结正，死罪俱著减等，军流徒杖等罪，俱著宽释。九、奉天内务府庄头之所有积欠，在乾隆七年以前者，俱著宽免。
同一日，他又下谕说：盛京所属各城旗员和州县官员，因钱粮未完、缉盗不力、公事失察等过而罚俸、住俸、停升、降级留任者，念其在巡幸时勤勉效力，俱予宽免，给还俸禄，悉行开复。
第二天，九月二十六日，总理行营事务庄亲王允禄等遵照恩诏集议后上奏：奉天、山海关及守护三陵官员，自奉天将军以下，有文武官员一千一百余员，分别赏赐马鞍、撒袋、腰刀、缎子等物。兵役共二万八千余名，分别赏给银布，详见进呈的清单。乾隆帝看过清单后降旨：奉天将军额尔图加赏蟒缎、千里眼、小刀、火药葫芦、烘药葫芦、火镰各一及大荷包一对。副都统哲库讷等加赏大缎各一匹。随围协领六员，加赏大缎各一匹。佐领、骑都尉二十八员，加赏官缎各一匹。防御、云骑尉二十一员，加赏彭缎各一匹。骁骑校三十九员，各加赏银四两。随围兵一千名、虎枪手五百名、随往山海关兵三百名、牵驼兵一百四十名、随营当差兵五百名、火班兵一百二十名、修理桥道兵二千三百名、台兵一百名，预备柴炭兵一千名、随营“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