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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因田猎以讲武事。我朝武备，超越前代。当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敌，皆因平日训肄娴熟，是以有勇知方，人思敌忾，若平时将狩猎之事，废而不讲，则满洲兵弁，习于晏安，骑射渐至生疏矣。皇祖每年出口行围，于军伍最为有益，而纪纲整饬，政事悉举，原与在京无异。至巡行口外，按历蒙古诸藩，加之恩意，因以寓怀远之略，所关甚钜。皇考因两路出兵，现有征发，是以暂停围猎，若在撤兵之后，亦必举行。况今昇平日久，弓马渐不如前，人情狃于安逸，亦不可不加振厉。朕之降旨行围，所以遵循祖制，整饬戎兵，怀柔属国，非驰骋畋游之谓。至启行时，朕尚欲另降谕旨，加恩赏赉，令其从容行走，亦不至苦累兵弁。朕性耽经史，至今手不释卷，游逸二字，时加警省，若使逸乐是娱，则在禁中，纵所欲为，罔恤国事，何所不可，岂必行围远出耶？朕广开言路，丛洞胸有所见，即行陈奏，意亦可嘉，但识见未广，将此晓谕知之。”［1］
这道上谕，否定了御史丛洞谏阻秋狝的理由。丛洞认为，狩猎就是为了娱乐，尽管他不敢直言帝爱游逸，而以“恐侍从以狩猎为乐”为辞，但其含意已十分明显，并紧接着又讲留京臣僚将“生怠安”，更使此意愈加突出。乾隆帝对丛洞之意当然能够理解，故下达上谕，从四个方面加以反驳。其一，以猎讲武。自古以来，有志之君，“皆因田猎以讲武事”，何况清朝武功超越前代。皇祖玄烨屡故屡胜，所向无敌，皆系由于平时训练娴熟，特别是到口外行围，“于军伍最为有益”。其二，怀柔蒙古。出围之时，途经蒙古地区，“按历蒙古诸藩，加之恩意”，对清朝之安危盛衰，关系甚大。其三，未误政务。皇上虽未在京，但未耽误政务，一切军政要事，以及人事调动，照旧进行。其四，宫中更可享乐。行围是为了整饬军旅，怀柔属部，并非乐于驰骋。若系仅为娱乐，则深宫之中，何事不可为！
这道谕旨讲的四条理由，应当说是有根有据的，将行围的必要性、正当性已阐述得十分清楚了，本来不需另加论证，但若联系清朝兴起的历史与乾隆帝之志向、性格及其在此前后的行动，便可发现，此谕还包含有更深刻的意图和更宏伟的设想。最能反映弘历的想法是谕中的两句话，一为“我朝武备，超越前代”，二为“当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敌”。从第一章第一节清朝前期几位帝君情况的简介，便可知晓，爱新觉罗家族的首领之所以能从管辖几十名诸申的小小部落头人，一跃而为君临夭下的“大皇帝”，主要是靠“武功”，是“马上得天下”，而且凭藉“无敌军威”，再加上“文治”，以治天下，安天下。离开“武备”，大清王朝就会动荡不稳，甚至可能土崩瓦解衰败灭亡，而有了“武备”，有了无攻不克之雄威，就可以进据辽东，入主中原，统一全国，三胜噶尔丹，打败策妄阿拉布坦，进军西藏，臣服青海和硕特蒙古，大规模地对“西南夷”实行改土归流。如果军威不壮，宝刀不厉，就可能遭受挫折，雍正九年清军惨败于和通泊，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向准部噶尔丹策凌汗的议和，即为明显之例。胸怀雄才大略的乾隆皇帝弘历，每日早晨必读列朝实录，对先祖创业之艰辛及其得国的主要秘诀，是十分清楚的。他不仅要牢保祖宗百战封疆万无一失，而且要乘胜前进，夺取“十全武功”，拓疆展域，创建更为富强的“盛世”。这一切，都离不开“武备”，都缺不了军威，都需以猎讲武。因此，“以皇祖之心为心”、行皇祖之事的乾隆帝弘历，一当初政有了头绪，就立即下谕秋狝，而且基本上是年年行围，至老不断。这样深刻的意图和宏伟壮念，岂是懦弱成性、惟图苟安之御史丛洞所能理解和赞同！
二、行围之制
乾隆帝弘历批驳了御史丛洞的谏阻后，连续下谕，筹备行围之事。乾隆六年二月初十日，即阐述行围之必要性后的第二天，他又下谕说：本年行围，蒙古王等既奏请情愿随围，著喀喇沁出派一千名，翁牛特二百名，科尔沁一百名，敖汉五十名，共派一千三百五十名。随围人多，于行围颇有裨益。此后行围，大休上均按此例实行。
同一天，兵部奏：今年巡幸木兰，所有随围之官员兵丁，应早定人数，以便办给驼马，请行文各处，令将应派人数，定议具奏。乾隆帝批示：久未出口行围，若令各处决定人数，反转不能画一，令兵部会同领侍卫内大臣查照旧例定议具奏。兵部等随即上奏：从前圣祖仁皇帝时，扈从的侍卫、官员、拜唐阿、护军等约四千余名，或五千名，随行至热河，进哨时酌留十之一二，其余人员尽随进哨。其应骑马之人，自京各给马一匹，到博罗河屯时，照例全数发给。此次皇上奉皇太后巡幸木兰，若照前派人数，一切差务，必不敷用。请照皇上、皇太后谒陵之例，共派六千余名。至应骑马之人，初次出口，与从前练习不同，若仍旧只给马一匹，未免竭蹶，请对例应得马五六匹之人，给以三匹，例得三四匹之人，给与两匹，例得一二匹之人，给一匹，至博罗河屯时，再更换疲瘦之马，照数全给。除各部院衙门随往之章京、笔帖式等，例不给马外，此次统计需马一万余匹、驼七八百只，应照数预备。从前进哨时，特派汉军官兵每旗章京一员、骁骑校二员、马甲二十名，共汉军章京八员、骁骑校十六员、马甲一百六十名，令其“步行随往，学习行走”，此等人员没有需用之处，此次可毋庸派去。乾隆帝批示：知道了。
乾隆六年三月初三日，工部奏：进哨行围，一切事情，应行文备办。乾隆帝降旨：“依议。国家武备，不可废弛。朕于本年秋月出口行围，原以训练兵丁，仿古狝狩之礼。昔我皇祖，每岁举行，所经由道路，及一切事宜，俱有章程，朕今岁踵行，悉遵旧制，但恐历年已久，地方官员或借端派累，随从之人或有恣意需索，及强买物件不按时价者，著总督孙嘉淦不时查参，毋得容隐。”［2］乾隆六年五月十三日，管理行营事务的和亲王弘昼等奏：遵旨议奏今年巡幸木兰事宜，扈从的侍卫、章京等，应分别赏赐。乾清门侍卫、大门侍卫、拜唐阿、銮仪卫章京、奏事批本人员、营总、护军参领。包衣护军参领，各赏银三十两。护军校、骁骑校、包衣参领、闲散章京、步军协尉、步军校、绿营守备、掌伞总管，以及粘竿处行走官员等，各赏银十五两。护军、领催、披甲人、匠役食饷人等，各赏三个月钱粮。共需赏银六万零四百余两。又请派员阅射步箭，侍卫、章京中五箭者赏银十两，中四箭者七两，中三箭者五两。护军校、护军中五箭者赏银九两，中四箭者六两，中三箭者三两。扈从文武官员的秋季俸银，兵丁的八月份钱粮，均于七月内支给。“奏入，报闻”。［3］
以上参加木兰秋狝的满洲八旗官员兵丁、漠南扎萨克蒙古随围者的人数和赏银等规定，是参照康熙时的旧例，略加修改而制定的，此后每年的秋狝，大体上皆照此办理。
围猎时的主要阵式及狩猎之法，乾隆朝大致是这样的。主要行围之地是木兰，沿途亦常围猎。木兰在直隶承德府北四百里，系原来辽代上京临潢府、兴州藩地，明至清初为摸南蒙古翁牛特部之牧地。康熙中，蒙古王公将此地进献，以为狩猎场所。其地毗连千里，林木葱郁，水草茂盛，群兽聚此，是最好的讲武习猎地方，康熙帝常于此举行秋狝，乾隆时袭祖制基本上年年行围。
行围时，蒙古喀喇沁等部，岁出一千三百五十人为虞卒，名叫“围墙”，以供合围之役。围中设黄纛为中军，左、右两翼以红、白二纛分别标明以便识别，两翼末，清语叫“乌图里”，各立蓝纛为标志，皆听中军节制。管围大臣，皆以满洲、蒙古八旗的王公大臣担任，副以扎萨克蒙古王公台吉，两乌图里各以巴图鲁侍卫三人率领驰行。
行围之制有二：一为行围，一为合围。只以数百人分翼进入山林，围而不合，叫行围。合围则人数众多。五更之前，管围大臣率领蒙古管围大臣及虞卒和满洲八旗官兵，以及虎枪营士卒、各部落射生手，齐出营盘。视围场山川大小远近，纡道绕出围场之后，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齐至看城，便为合围。合围以后，从乌图里处，虞卒脱帽以鞭擎举，高声传呼玛尔噶口号。玛尔噶乃蒙语“帽”之意，玛尔噶声依次传递至中军，连传三次。中军便知围已合成，遂拥纛徐徐行进，左右指挥，以待皇上入围，此时已是辰末巳初时刻。合围数十里，渐促渐近，出林至冈阜，离皇上驻跸之行营约二三里。这时，已于高敞处设黄幕，幄中设毡帐，名叫“看城”。待至看城时，虞卒皆马并耳人并肩。
围内之广场不过三里多，自围墙外至放围处，重设一层人员，乃虎枪营士卒及各部落射生手，他们负责专射自围内逃出之兽，围内例不准射。
日出之前，皇上自御营乘马，先至看城稍为休息，待两翼乌图里蓝纛到后，便从看城出来，由扈从大臣、侍卫及亲随射生手、虎枪手等拥护，自中道抵达中军，在中军前半里左右，周览围内形势，瞭如指掌，于是发敕指挥，并亲自射击。如遇围内有虎，则暂不射杀，待皇上看完勇士杀虎之后，再遵敕猎杀群兽。每当收场之后，行至看城，皇上即驻马观看诸王公及射生手等驰逐余兽。如果这日看城场内兽集太多，则奉旨特开一面，让其逃走，仍禁围外之人不准追杀。猎毕之后，皇上回到大营，名叫“散围”。各部落皆按队归营，此时刚刚申时（午后三至五点），一日行围之事，遂告完毕。
如系捕鹿之日，其制与平常行田又略有不同。皇上于五更放围之前出营，侍卫及各类各差人员，分为三队，约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