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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在擢任王亶望为浙江巡抚时，做梦也未想到这位“能臣”所收的六七百万石“监粮”，竟全系纸上之数，仓库之中一粒未有。四十五年春乾隆帝五下江南时，王亶望在浙江竭力逢迎，“供张甚侈”，帝虽戒其毋再如此铺张，但还特别下谕，以其母邓氏年逾八旬，而加恩赏给御书匾额及大缎二疋、貂皮四张。
此时王亶望官居从二品，身为一省之主的封疆大臣，又以“能臣”见知于帝，家财数百万，富贵荣华，志得意满。他万万投有想到，气象之报，竟使他这位“能臣”原形毕露，成为声名狼藉死于刀下的大贪污犯。
（二）雨多生疑 天子觉察伪报旱灾吞没赈银巨案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甘肃河州回民苏四十三聚众起义，帝派和⒐鹬粮识桨臁Ｋ脑潞瞳｜到甘肃后上疏奏报军情，言及入甘境即遇雨。阿桂上报征战之情，亦屡称雨水太多延滞用兵。乾隆帝回想到过去甘肃连年奏报干旱，大起疑心，立即警觉起来，降旨询问阿桂：“该省向来年年报旱，何以今岁得雨独多，其中必有捏饰情弊”。谕令阿桂和署理陕甘总督的李侍尧仔细访察办理，据实上奏。［4］
乾隆帝确算经验丰富，相当英明。他从雨水之多，立即察觉到甘省年年报旱之可能有伪，并且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即甘省连年的赈灾用谷必有虚饰吞没之弊。事情果然不出他之所料。阿桂很快就查明，“监粮”未收粮食，而是折收银两。
乾隆帝谕令闽浙总督兼管浙江巡抚的陈辉祖，查讯在浙丁忧的王亶望，又命接替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呈报监粮私收折色实情。四十六年六月初，王廷赞向遵旨询问的军机大臣、大学士、九卿供称：到任后，原不许折色，因无人报捐，只得仍旧如此办理。又恐各州县有短价勒买粮石之事，故定一名交银五十五两的数额，甘省粮价较贱，此数足敷定额。又因捐生多在省城，将此事改归首府办理，由其收捐，仍将收来之银，发给各州县，购买粮食补还仓库，按季申报，道府并加结于上。
王廷赞此供，纯系巧言编造，隐匿真情。乾隆帝于六月初十日下谕驳斥其非说：“所供殊不足信。”甘肃收纳监粮，原为仓储赈济起见，自应收取本色粮食，焉能公然定数私收折色，且从无一字奏闻。若言甘省粮贱，五十五两银买的粮食，已符定额，则该处收成自必丰稔，为何每年又需赈灾？如灾赈属实，粮价必昂，则五十五两银必不能买足所定的粮数。“二者均不可解”。“可见所供尽属支离，其中恐有竟不买补，虚开赈济，冒销情弊”。且捐监一事，自应听凭本生自行平买，交纳粮食，为何必欲官为收银，并交首府总办？“明系官折收于前，又复冒销于后，两边俱得便宜，而百姓仍从中受累。此事情弊甚大，不可不彻底清查”。“此时惟阿桂、李侍尧为中外最能办事之人”，且于此事又从未经手，毫无回护，著传谕二人，即将此案实在情形，详悉查明，据实具奏。［5］
乾隆帝此谕，将王廷赞驳斥得体无完肤，尤其是论述粮贱则必系丰收，为何又要年年赈灾？如果赈灾属实，粮价必贵，五十五两之银焉能购买额定捐监之粮数？两者不能共存，必有一真一假。这段话讲得十分透彻，王廷赞是无法掩饰和回辩的。而且他又据此分析出，官府“恐有竟不买补、虚开赈济”的冒销情弊，已经将此案的性质作了明白无误的正确的结论，为彻底侦破这一大案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当然，此时局面还不明朗，他只能根据已有的很少的材料，作些分析论证，还不可能看到这不是“恐有”冒销之情，不是少数官员所作的局部之弊，而是根本未收粮食，省府州县各级官员通同作伪，将全部“监粮”的折银尽行吞没。
此谕下达后的第三天，六月十三日，闽浙总督陈辉祖之折封京。陈辉祖奏，查讯王亶望在甘肃藩司任内私收监粮折色一事，据王亶望供称：“风闻有折色之事，当经责成道府查禁结报，且意在捐多谷多，以致一任通融”。
王亶望此供又系诡辩，乾隆帝于六月十三日下谕对其驳斥，并宣布要彻底清查此案。他说：著传谕陈辉祖，再行审讯王亶望，将当时道府是谁，如何私收捏报，令其逐一供明复奏。并传谕阿桂、李侍尧，即将王亶望在甘肃时结报监粮之各道府，查审具奏。至于捐收监粮，原为仓储起见，今既称私收折色，仍行买补粮食还仓，且以捐多谷多为能事，则该省之粮充足可知，但为何“每年又须赈恤”？且即欲收捐，亦当听该生自行交纳本色，不致抑勒百姓，百姓仍得贵价，“何须官为包揽，以致弊窦百出”？“朕于监粮一事，本为甘省地瘠民贫，每岁不惜百十万赈济，以惠养穷黎”。若以惠民之事，而转为累民之举，“徒令不肖官员，借端肥橐，所关甚大”。况此事不发则已，今既经发觉，自应根求到底，令其水落石出。“此事积弊已久，通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但亦断不能因罚不及众，辄以人多不办为词”。即从前之结报各道府，此时已经升调者，人数不多，无难治罪。
“况中外人材不乏，断无少此数人便不能办事之理。此而不严行查办，将何事不可为也”。著传谕阿桂、李侍尧：“务将此事如何舞弊分肥，如何冒销勒买各情弊，并向来蒙混出结之道府，严切根究，据实指名参奏。倘阿桂等此次稍存瞻徇，代为担承，将来别经败露，伊二人其何以对联耶”。［6］
乾隆帝此谕，比三天前下达之旨，在三个方面将案件的审理，推进到新的高度。其一，他明确指出，不肖官员已将“监粮”这一“惠民之事”变成“累民之举”而大发横财，再一次并且更为清楚地将此案定为贪污案。其二，断定此案为并非三五劣吏之作恶，而是集团贪污，省府州县官员通同作弊，“通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其三，宣布要坚决彻底根究，不会因罚不及众、牵连太多而罢休，一定要严行查办，并责令阿桂、李侍尧不得徇情瞻顾，否则后果自负。
过了四天，六月十七日，因阿桂奏报“连遇阴雨”，“大雨竟夜”而无法进攻，乾隆帝又连下三谕说：“甘省如此多雨，而历来俱谎称被旱，上下一气，冒赈舞弊”。“甘省向年俱奏雨少被旱，岁需赈恤，今阿桂屡奏称，雨势连绵霶霈，且至数日之久，是从前所云常旱之言，全系谎捏。该省地方官竟以折收监粮一事，年年假报旱灾冒贩，作弊已属显然”。著王大臣会同刑部审讯原陕甘总督勒尔谨和藩司王廷赞，为何“从前俱以雨少被旱为词”，命其据实供吐。他并令王大臣专向王廷赞宣谕：其从前“保全省城，功不可没”，若能将甘省历年通同舞弊之情逐一据实供明，可以加恩宽宥，以其功抵罪，否则，必自取重罪，“伊之生死，总在此番实供与否”。［7］
这样一来，乾隆帝已将此案的基本情节和性质，以及牵连的人犯，均已了解无遗，并一一作了结论，责令钦差大臣、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和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严切究办，二位大臣当然会全力以赴，认真办案，不敢瞻顾徇私，因而整个案件便迅速彻底查明。
七月初，阿桂、李侍尧将王亶望等在甘肃将“监粮”折收银两，在省包办、冒销赈粮等种种弊端，全行查出，向帝奏报。乾隆帝于七月三十日下达的一道上谕，对此案情形作了总结性的概括。谕旨说：“甘省收捐监生，本欲藉监粮为备荒赈恤之用。乾隆三十九年经勒尔谨奏请开捐，议准允行，原令只收本色粮米，其时王亶望为藩司，即公然征收折色银两，勒尔谨竟如木偶，毫无见闻。于是王亶望又倚任兰州府知府蒋全迪，将通省各属灾赈，历年捏开分数，以为侵冒监粮之地，自此上下勾通一气，甚至将被灾分数，酌定轻重，令州县分报开销，上侵国帑，下屯民膏，毫无忌惮。”［8］
从案情来说，阿桂之奏和帝之谕旨已讲得十分清楚，作弊之法并不复杂，也不神秘，而是非常简单的，即王亶望、蒋全迪与甘省各府州县官，分别收取若干名监生交纳的“监粮”之折色银，然后每年用因灾赈济的名义，将此银冒销，于是，“监粮”之银便全部落入王亶望等官员手中。
（三）“捐监冒赈”案的五个特点
王亶望等人的揑灾侵帑一案，本身并不复杂，但它却具有五大特点。其一，案情之严重，情节之恶劣，侵吞银数之多，为顺治以来一百三十余年中罕见之第一大案。王亶望一伙，究竞收了多少监生捐纳的折色银两，吞没多少，还盗窃了哪些粮食？总数难以确知，但从四个事实可以肯定其数是十分巨大的。一系甘肃从三十九年四月批准开捐，到四十二年初，距开捐例不到三年，甘省官员已藉称干旱遭灾赈济饥民“而开销监粮至六百余万石”，并将旧存常平仓之粮“又销去一百三十余万石”，即为八百万石。［9］二为陕西依照甘省之例，亦开捐监，从四十年至四十五年止，共捐监生九千六百余名，“统计不及甘省二十分之一”。［10］姑按二十分之一计，则甘省共应收捐生十八万余名，每名收银五十五两，当为一千零数十万两。三为浙江查抄王亶望家产时，虽然从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起，到有关抄家衙役，都私自盗取、吞没了不少珠宝金银，但上报朝廷的数目还是极为惊人，王亶望之家资，多达“三百余万（两）之多”。［11］当然，此数不全是王在甘肃贪婪之银，还包括有祖遗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