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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道谕旨宣布将原山西巡抚现任陕西巡抚明德革职拿问。他说：据刘统勋等人奏到，晋省州县中，侵亏库银，竟有至盈千累万者，“是该省风气，视库帑为可任意侵用，已非一日”。明德身为巡抚，察吏是其专责，乃一任属员侵帑营私，至于此极，实为深负委任，著即将明德革职拿问，解赴山西，交刘统勋审拟具奏，其任所货财，立即查封。［42］
他在第三道谕旨中说：山西平定州知州朱廷扬亏帑银二万佘两，山西巡抚已行文直隶，查封其家产，但闻知该犯原籍系浙江绍兴人，可传谕杨廷璋（浙江巡抚），速即访察该犯居住地点，将其所有资产严行查封，以补帑银，不得稍有泄漏，以致其家藏匿寄顿。
第四道谕旨，是命刘统勋、定长对明德“秉公严讯，不可稍为回护”。其蒋洲案内各犯及现在查出侵亏帑银的官员，“一并令刘统勋等彻底清厘”。所有各犯监禁于晋省，均须留心防范，严行看守，倘有松懈，令其自戕灭口，不得明正典刑，则有关人员罪责难逃。［43］
过了三天，十月二十九日，乾隆帝再谕军机大臣，令速结蒋洲之察。他说：蒋洲勒派属员，弥补亏空，及将寿张县木植卖银补款之案，刘统勋已于杨龙文署中查出勒派银数清单，并于经过各州县中提取了七赉等人连名书札，此事已确有证据，只要审讯蒋洲、杨龙文、七赉三人，即可速为审拟，具奏正法。至于山西通省亏空之事，已降旨命刘统勋会同该抚查办，此乃在蒋洲勒派本案之外，不妨于蒋洲案完结之后，再详悉办理。
又过了五天，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乾隆帝下谕，宣布对蒋洲一案的处理意见。他说：蒋洲乃原任大学士蒋廷锡之子，由部属擢用，任至巡抚、布政使，不思洁己奉公，乃恣意侵吞亏空帑银钜万，又复勒派通省属员，以为弥补之计，“其贪黩狼藉，玷辱家门，实出情理之外”。杨龙文身为监司，曲意逢迎上司，侵帑勒派，不法已极，其情罪实无可宽宥。蒋洲、杨龙文俱依拟即行正法，以昭炯戒。七赉作札催取，但以知府迎合司道，较杨龙文罪稍轻，著依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其余应行拟罪议处各官，仍命刘统勋、塔永宁逐一查明，分别定拟具奏。明德收受蒋洲及各属古玩金银等物，已降旨将其革职拿问，解赴山西，命刘统勋审明定拟。拖穆齐图与蒋洲结纳关通，携取蒋洲古玩，收受银物，“甚属贪汙无耻”，著革职拿解来京治罪。“山西一省，巡抚藩臬朋比为奸，毫无顾忌，吏治之坏，至于此极，朕将何以信人，何以用人！外吏营私贪黩，自皇考整饬以来，久已肃清，乃不意年来如杨灏、恒文等案，屡经发觉，而莫甚于蒋洲此案，若不大加惩创，国法安在！联为愧愤！”［44］
蒋洲勒派属员之案，至此告一段落。此案本系追查布政使蒋洲勒派属员银两，弥补亏空，不料，案情不断发展，牵扯到巡抚、按察使，涉及监司、知府，并从而查出了晋省不少州县官员侵吞帑银，山西吏治之坏、贪风之盛的真情，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使乾隆帝惊呼“何以信人！何以用人！”他决心痛惩贪官，整顿吏治，斥责塔永宁畏首畏尾欲图草率了结，诛杀蒋洲，革除劣员官职。身为故相（蒋廷锡）之子现相（蒋溥）之弟荣任二品大员山东巡抚的蒋洲，就这样被作为贪官，绑赴法场，成了刀下鬼，身败名裂，家产荡然。当时有不少类似蒋洲出身经历的官宦之后身任要职的九卿和督抚藩臬监司，照说应以此为鉴了，可是，从后面的一些例子看，重蹈蒋洲覆辙的，还颇有人在。
六、庇护贪吏 蒋炳革职九卿受罚
乾隆帝在处理恒文、郭一裕、蒋洲等案时，不只一次提到杨灏，杨灏何许人也，为何一再为帝评述？此事还得从乾隆二十一年九月说起。乾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乾隆帝阅读了湖南巡抚陈弘谋弹劾藩司杨灏的奏折。陈弘谋奏：布政使杨灏于应发买补运济江南仓谷的银子二十万余两时，每百两扣银一两三四钱及二两六七钱不等，共侵扣银三四千两入己，查验属实，请将杨灏及库官周照革职，暂委按察使夔舒摘印署事，清查库银。乾隆帝十分高兴，批示：“如此察吏，何愁吏治不清，朕甚为湖南吏民庆喜而嘉悦焉。余有旨谕部。”［45］
同一日，他降旨谕部说：杨灏、周照俱著革职。其贪黩侵扣情由，及管库家人书吏，该抚一并查拿，严审究拟具奏。”藩司为通省钱谷出入之地，况买补谷价，关系仓庾，乃扣克短发，必致贻累闾阎。陈宏谋能留心体察，据实参奏，毫无瞻徇，甚属可嘉，著交部议叙。”［46］不久，陈宏谋奏准，将杨灏处以斩监候，秋后处决。
二十二年七八月，湖南巡抚蒋炳以杨灏于限内缴清赃银，拟入缓决，九卿科道未提异议，三法司赞同，遂将杨灏定拟缓决，列入秋审官犯册内的缓决人犯项目之内。乾隆帝看过秋审册后，极其愤怒，于二十二年九月初九日连下四谕，痛斥蒋炳及有关人员，斩杀杨灏。他在第一道谕旨中说：秋审官册内，拟斩之原任湖南布政使杨灏一案，定拟缓决，“甚属错谬，阅之不胜骇然”。杨灏身为藩司，乃侵肥克扣至三千余两，其贪黩败检，本应立行正法，“以彰国宪，监候已系朕格外之恩。朕以为该抚审拟招册”，及三法司九卿科道等廷谳时，自当入于情实，乃册内妄以该犯限内完赃，归入缓决。试思藩司大员，狼藉至此，犹得以限内完赃，概从末减，“则凡督抚大吏，皆可视婪赃亏帑为寻常事，侵渔克扣，肆无忌惮”。幸而不经发觉，竟可安然无恙，即或一旦败露，亦不过于限内完赃，仍得保其首领，“其何以饬官方而肃法纪耶”！廷臣等于此等案件，不权衡事之轻重，竟尔恣意欺罔，蒙混照覆，“将视朕为何如主！朕临御二十二年，所办案件，内外臣工所共见共闻，尚敢如此窃弄威柄，施党庇伎俩，朝臣亦可谓有权！今日检阅之下，不胜手战愤栗”。原拟之蒋炳，交部从重严加议处。其与审之九卿道等官，俱著交部议处。在京案拟之大学士等官，“依样葫芦，并不夹签声明，是何意见，著明白回奏”。［47］
第二道谕旨是斩杀杨灏。乾隆帝谕军机大臣：“杨灏受朕特恩”，简用藩司，乃敢侵扣银至三千余两，负恩枉法，罪无可贷；监候己属恩典，岂得藉口完赃更从缓决，著蒋炳接奉此旨后，即率同藩桌二司，将杨灏即行正法。倘若泄露风声，致杨灏先知而自戕殒命，不及明正典刑，即令蒋炳抵偿。［48］
第三道第四道谕旨，是革蒋炳之职抄其家产。谕旨说：杨灏身为方面大吏，贪盗数千金，本系立即应行正法之犯，候秋审时，“断无不入情实之理”，蒋炳竟敢将该犯入于缓决，“甚属乖谬”，“此非寻常蒙混瞻徇可比”，著将蒋炳革职，拿解来京，交部严加治罪，将其任所字迹赀财严行查封具奏，并将其本藉家产查抄具奏，不得让其隐匿寄顿。［49］
过了一天，九月初十日，乾隆帝又下达长谕，详论蒋炳及九卿科道庇护杨灏之谬及其对国之危害。乾隆帝说：
“秋审官犯册内，该抚以及九卿科道，共存党庇婪赃侵蚀之原任布政使杨灏，竟拟缓决，其情实属可恶，已降旨分别治罪议处矣。夫明刑弼教，乃国家刑政之大纲，是以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此非古人以仁爱归其君，盖法之所在，所谓天讨有罪，罔敢纵弛，诚有如是者。近日内外问刑衙门习气，不求其情罪之允当，惟事妇寺之仁，……转以依律科罪为不免过当，成何政体。……至俨然服官从政，自当知凛遵宪典，而犹悍然作奸犯科，此而可宽，则谁不蔑法营私，小民将必深受其害。如杨灏身为藩司，为阖省属员表率，乃侵扣谷价数千两，是其肥囊橐者，皆民之脂膏也，而遽以限内完赃，欲贷其死。夫限内完赃，姑从末减，在微员犹或可言，岂有方岳大员，婪赃累累，而尚藉口完赃，俾得偷生视息，有是理乎！朕临御二十二年，试问在朝诸臣，有敢窃弄威福能生死人者为谁？今蒋炳办理此案，岂不知事理之不当如是，其意以为，朕于前岁去岁俱经勾到，今岁或当停勾，所有缓决诸案，未必寓目，遂将杨灏拟入缓决，迨系明岁，则系已准缓决之犯，便可倖邀宽典，是其有意蒙混，欺罔徇私，居心实不可问！九卿科道，每于秋审棚内哓哓致辩，不过求宽一命，或为自己积福地，而于此等要案，则无一人见及，雷同附和，公为矫诬，此而不加惩儆，纪纲安在！……其杨灏一案，审转之按察使夔舒，有专办刑名之责，乃亦蒙混如此，著一并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