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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民终岁勤动，固宜体恤。……但有田之户，经营业产，纳粮供赋，亦图自赡身家，岂能迫以禁令，俾其推以予人。
况佃民多属贫无聊赖，其中贤否不一，丰收之岁，尚不免凌其业户，抗负租息。今若明降谕旨，令地方大吏出示饬遵，在田主既不能强以必从，而顽佃更得藉端抗欠，甚至纷争斗殴，狱讼繁兴，……刁风由兹渐长，不可不为远忧也。”［32］
另一旨是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他颁下的“命督抚训饬刁风”之谕。其谕说：
“据福建提督武进升折奏：汀州府上杭县，因蠲免钱粮，乡民欲将所纳业户田租，四六均分。有土棍罗日光、罗日照等，聚众械殴业主，及至地方官弁，拨差兵役拘摄，复敢聚众拒捕，等语。朕普免天下钱般，原期损上益下，与民休息，至佃户应交业主田租，……其减与不减，应听业主酌量，即功令亦难绳以定程也，岂有任佃户自减额数抗不交租之理。……罗日光等借减租起衅，逞凶不法，此风渐不可长，著严拿从重究处，以惩凶顽，毋得疏纵。……各该督抚，遵奉此谕，通行出示晓谕之。”［33］
这两道谕旨，讲了不少应当严禁佃户抗租的理由，但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条带有根本性的理由是，田主“经营产业，纳粮供赋，亦图自赡身家”。这一点，他的臣仆讲得更为明显。江苏巡抚陈弘谋在其颁布的《业佃公平收租示》中着重指出：“朝廷赋粮出于田租，业主置田原为收租，佃不还租，粮从何出？在业主岂甘弃置不取，而江南百余万石漕粮，非租将何完纳？”［34］一位江阴县令出的《严禁顽佃抗租告示》，亦持同样论点，强调说：“粮从租办，普天同例。”［35］皇上、巡抚、知县一个腔调，把禁止抗租的基本原因和问题的实质，讲得非常清楚。占朝廷每年总收入三分之二以上的约三千万两白银的田赋，主要是来自于田主的地租，每年各省运到北京，供帝、王、将、相、后、妃、公主、夫人、文武大臣和八旗兵丁食用的四百万石白米，也多系由田主租仓中提供，如果佃农抗不交租，朝廷正供从何而来，皇上御膳和众多佳宴从何而开？田主于朝廷有此难以抹煞的大功，皇帝焉能对其漠然视之，更不能听任“贫聊无赖”之“刁佃”断绝夭子的财源，毁掉国家的经济基础，因此，不仅是乾隆帝，就是其皇父、皇祖乃至其他君主，都对此事持同样的态度，都要对抗不交租的佃农严厉惩罚。
另一同样重要的理由是“刁风不可长”，“王法”不可违。佃民聚众抗租，不仅影响了田赋的征收和国库的收入，而且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破坏了王法，若不制止，发展下去，必然要冲击封建土地所有制（佃不交租，就意味看要从地主阶级手中夺取土地），最后有可能走上和官府直接对抗的道路。此非虚测，有事实为证。乾隆二十三年八月，江苏太仓州崇明县向化镇遭遇风潮，“禾稻棉花有损”，佃农施受等“起意赖租”，写好“免租稿”，“商谋密约传布”。十月，田主黄兰遣家人黄仁到乡下收租，施受等“议欲减租”，黄仁不允，“众佃争嚷”，将其主房二间烧毁。县役王如等赶来，拿下姚八等六人。县丞冯绍立、守备曹文元闻报，分别领人往拿其余抗租的佃户，姚受等“拒捕”，赶逐县差，殴伤差役徐春三人，打伤兵丁，并用竹竿“将县丞轿围戳破”，又“混戳守备马匹”。
十一月十五日，乾隆帝知悉此事后，谕军机大臣：“据施廷专奏：崇明县刁佃抗租，烧毁草房，经该县及营弁等查拿，有乡民聚众拒捕，殴伤差役兵丁，……等语。刁民藉词抗租，已于严禁，乃于官弁查拿时，辄敢伙聚多人，执持竹篙拒捕，殴伤兵役，尤属凶顽不法，尹继善、陈宏谋何以均未奏到？著传谕该督抚，将案内拒捕各犯严行究治，以惩刁风，毋得稍存姑息。”［36］不久，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苏巡抚陈弘谋连续奏报案情及对各犯的议处意见：将为首之姚受、施仲文依“山陕刁恶棍徒聚众抗官为首者照光棍例”，“拟斩立决；佃民郭二麻子等分别处以绞监候、充军、枷责；守备曹文元、县丞冯绍立、都司王韬等官弃革职，知县张世友、署太仓州知州王镐”摘印饬令离任，交部议处。［37］
乾隆帝认为佃民抗租是“刁风”、“恶习”，坚主严惩。六年九月，署江苏巡抚陈大受奏：靖江县团民徐永详等，携带摘尽棉花的枝干，“纠众赴县争察，藉词报荒，希倖减租”。崇明县“刁佃”，“伙党挟制该县县丞出示减租，当即饬拿审究”。乾隆帝批示：“所见甚正，刁风不可长也。”六年十一月两江总督那苏图奏：“靖江、崇明二县刁民，罢市胁官，妄希冒赈，已严饬地方官，务将首恶奸棍，尽法严处。”帝批：“是，所见甚正。”［38］七年正月，那苏图再奏：拿究崇明、靖江、丹徒、宝应“捏灾藉赈、赖租冒镯、罢市罢官之犯，民风已肃，并分别上江莠民、饥民，恩法并施。”乾隆帝批示：“所见甚正，妥协为之。”［39］
综合上述各方面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乾隆帝对待千千万万的佃民，采取的基本方针是“恩法并施”，在经济上他施予一些恩惠，劝减佃租，赈济，承认一些地区的永佃权，等等，对维护佃农的利益，起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他又坚决保障地主阶级的收租权和土地占有权，严禁抗租运动，打击“刁风”，行使王法，成为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和最强大的靠山。既“爱恤”“良佃”如赤子，又视“刁佃”为“莠民”，这就是乾隆皇帝弘历的真实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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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9，页2、3、4。
［2］详见拙著《清代租佃制研究》。
［3］《清圣祖实录》卷244，页12、13。
［4］《清高宗实录》卷31，页10。
［5］《清高宗实录》卷113，页16。
［6］《清高宗实录》卷11s，页16。
［7］《清高宗实录》卷120，页6。
［8］《清高宗实录》卷120，页6。
［9］《清高宗实录》卷336，页16。
［10］《清高宗实录》卷91，页19。
［11］《清高宗实录》卷153，页24、25。
［12］《清高宗实录》卷243，页14。
［13］《清高宗实录》卷245，页23。
［14］《清高宗实录》卷245，页23。
［15］《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第36，37页。
［16］陈弘谋：《培远堂偶存稿》卷45，页25、26。
［17］《清高宗实录》卷175，页13、20。
［18］刑科题本，乾隆九年四月十四日，四川巡抚纪山题。
［19］刑科题本，乾隆三十年五月十一日，管刑部事务刘统勋题。
［20］《民商事习惯调查录》第424页。
［21］《大清律例通考》卷27。
［22］《清文献通考》197。
［23］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管刑部事刘统勋题。
［24］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管刑部事刘统勋题。
［25］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管刑部事刘统勋题。
［26］《清高宗实录》卷97，页26。
［27］《清高宗实录》卷543，页38。
［28］《清高宗实录》卷153页，23；《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第30页。
［29］《清高宗实录》卷153，页23。
［30］《请高宗实录》卷153，页23。
［31］《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第31…33页。
［32］《清高宗实录》卷336，页16，17。
［33］《清高宗实录》卷273，页26、27、28。
［34］陈弘谋：《培远堂偶存稿》卷45，页25…36。
［35］《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第28页。
［36］《清高宗实录》卷574，页31。
［37］《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第37…40页。
［38］《清高宗实录》卷151，页20，卷155，页23。
［39］《清高宗实录》卷159，页12，13。
革除积弊 抚恤旗人
第四节 革除积弊 抚恤旗人
一、变更祖制 释放皇庄壮丁为民
乾隆九年，已过而立之年的乾隆皇帝弘历，批准了一个会使其列祖列宗非常吃惊的重要报告。这个报告就
是内务府呈请释放皇庄壮丁出旗为民的奏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了这份珍贵文献，现摘录如下：
“（乾隆九年，内务府总管大臣奏：）臣等查得，口内整分庄头各给官地十八顷，半分庄头各给地九顷，
此内顺治年间开设者，尚有开垦余地，至康熙年间安设者，官地仅足数领，而有余地者甚少。今各庄人口生齿
日繁、亲丁、壮丁已至三万余名，其庄头等承应官差，养赡亲丁尚有拮据不能者，其名下壮丁过多，势必不能
养赡。且庄头等陆续自置人口，遇比丁之年，一入丁册，即系官人，又不敢令其他往谋生，是以壮丁等每处于
坐受饥寒之苦，且庄头等身不能约束人，其中往往有庄头以壮丁妄生事端，而壮丁又以庄头不肯养赡，互相控
告。臣等优思，庄头名下壮丁过多，是属无益，应如该司（会计司）所呈，除庄头等亲生子弟及缘罪发遣壮丁
无庸置议外，其余自盛京随来，并自置、投充，以至无罪发遣之壮丁内，如有庄头委用年久有益农务，以及鳏
寡孤独老幼废疾者，仍令庄头留养，其尚可谋生之壮丁等，令该庄头据实陆续呈报，该司呈明，臣等移咨该部
，转交该州县载入民籍，听其各谋生计。嗣后庄头自置人口，不准载入丁册，其售卖之处，听其自便。倘遇歉
收，惟准庄头之亲丁，并缘罪发遣壮丁，及鳏寡孤独老幼废疾者，仍照旧散给口粮，其余壮丁概不准其散给。
如此，不但可免伊等互相争控之端，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