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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个月，六月十一日，驻藏大臣拉布敦的奏折又送到京师，言及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将恭布等处火药带走四十九驮，调去兵一千五百名，“藏务尚在未定”，乾隆帝仍然下谕说，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不会“有叛逆之意”，不可轻举妄动。
乾隆帝的这些错误做法，削弱了应变之力，束缚了驻藏大臣的手脚，滋长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叛逆的野心。他本想纵容其行以免战祸，不料，姑息养奸，就在他再三强调藏王不会反叛之时，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却早已潜谋不轨，调兵遣将，快要发动公开叛乱了。
三、“双忠”计诛叛王 为国捐躯
乾隆十五年十月十三日，在西藏拉萨，发生了“双忠”计诛叛王为国捐躯可悲可喜的大事。原来，西藏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于十二年袭承王爵总理西藏事务以后，就与达赖不和，对达赖“无尊信恭顺之意”，且仇恨驻藏大臣和驻兵，欲图谋叛，驱逐驻藏大臣，孤立达赖喇嘛，割据西藏，自立为王。他于十三年奏罢驻藏五百兵士，十四年发兵攻打其兄镇国公珠尔默特策布登，迫其致死，并逐其子。他还秘密通书准噶尔，请兵为外援。十五年三四月，他又扬言准噶尔兵将侵西藏，聚党二千，欲图发动公开叛乱。藏王的如此不法行动，使当时的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心忧似焚，急谋对策。傅清是孝贤皇后和大学士傅恒之弟，乾隆初由侍卫累迁至天津镇总兵，十一年授副都统任驻藏大臣，十三年还任天津总兵，迁古北口、固原提督，十四年末因纪山无力处理藏务，复被帝委任驻藏大臣。拉布敦系吏部尚书、署川陕总督锡勒达之子，力大善射，能弯十力弓左右射，又工诗文，习外国语言，初袭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从征准噶尔，立下军功，授世管佐领，并以“勇士”蒙赐孔雀翎，乾隆八年任参赞大臣，九年任定边左副将军，寻署古北口提督，十四年末以工部侍郎赴藏为驻藏大臣，十五年授左都御史。
乾隆十五年初，傅清、拉布敦相继到达西藏。他俩在三月初一日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出发前往萨海以后，便迅速察觉到藏王在聚集兵力，筹办火药枪炮，准备谋叛，立即密奏朝廷，但乾隆帝于五月初五、六月十一日，两次下谕，断言藏王不会造反，训诫二人不要猜疑，不要轻举妄动。按一般传送谕旨的做法，这两道谕旨分别应在六月初和七月初送到拉萨驻藏大臣衙门。这可使傅清、拉布敦十分为难，遵旨行事吧，眼睁睁地看着藏王日夜纠集党羽，煽惑藏民，约期起兵，大乱即将爆发。那时，二人性命固然难保，达赖喇嘛也可能遭殃，清政府对西藏的管辖权将会丧失。即使皇上派遣大军进剿，千里迢迢，转运困难，藏区和内地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将受到很大损失，而且战火一燃，不知有多少藏、满、汉族人民会战死疆场，尸横遍野血染高原的悲剧必将出现，停战以后民族之间的隔阂又将加深。要想避免这场大灾难，及早消灭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叛乱，这又会冒极大的风险，将会被定上违旨欺君的大罪，这可是要处以死刑，抄没家产，甚至株连亲属的。而且，就算舍此不论，平叛以后奏请皇上宽有抗旨之罪吧，又哪有力量来镇压叛乱。仅有的五百名驻兵，被藏王奏请皇上撤走一年多了，傅清、拉布敦手下，不过一百余名属员和兵士，怎能对抗拥兵二万余人的藏王。就算是拉布敦体壮力大，也是寡不敌众，无法取胜。上有皇上严旨压顶，外有叛乱天兵，区区一百余人，怎么办？傅清、拉布敦真是忧心如焚，坐卧不安了。
他们只有一面侦察逆情及时上奏，一面绞尽脑汁，寻觅平乱之法。十五年八月初，傅清、拉布敦上折奏称：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到后藏后，将噶布伦（即噶隆）第巴布隆赞等，“诬搆抄没”，逐出其兄之子珠尔默特旺扎勒，其父颇罗鼐所用旧人，“杀害抄没黜革者甚多”，现带兵二千余名在前藏后三百余里达木地方游牧。乾隆帝于九月初七日看到此谕，批示：“此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乖张悖戾，但道路辽远，可暂听之。如果关系者大，再行筹画”。［12］
形势愈益险恶，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计日举事”。九月初，傅清、拉布敦又紧急上疏，奏称：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现在调兵防阻，有谋为不轨之意”，应俟其“由打克萨地方回来接见之时，即为擒拿，翦除此孽”。乾隆帝于十月初八日收到此折，立谕军机大臣：傅清、拉布敦“所见，甚属冒险”，轻率举动，“必至酿成大事”，但二人已奏明“不待请旨，即行乘机办理”，现虽降旨阻挡，“令其不可妄动”，路途遥远，也难预定，若其先接此旨，尚可从容办理，若已采取行动，又不能翦灭，“势不得不为用兵之计”，可谕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预筹征调川兵，以为防剿之计”。［13］他又派兵部侍郎班第迅速前往，会同傅清等人相机办理。
过了十四天，十月二十二日，傅清、拉布敦之紧急奏折又到，奏称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将策凌旺扎勒调去，抄没其妹夫公班第达家产，“其跳梁之状，日益显著”，欲设法诱擒藏王，“照前奏办理”。乾隆帝阅过后，下谕说：“此事看来势不容已，自应擒获，明正其罪，已传谕班第谨密详慎，乘机行事”。即行传谕策楞、岳钟琪“悉心筹办”。［14］策楞遵旨，备兵八千名待命。
乾隆帝到十月二十二日才下定了擒获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决心，可是为时已晚，九天以前西藏就出事了。
傅清、拉布敦并未接到上述三道谕旨，因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已断绝塘汛。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下令，“沿途汉士兵民及文书，俱不许往来出入，”军书不得达。傅清、拉布敦见火在眉睫，情急智生，决心孤注一掷，冒死擒贼。二人商议说：“今贼谋日甚，吾侪若不矫诏诛之，使其羽翼已成，吾二人亦必为其屠害，……弃二藏地也。不若先发制人，虽死犹生，亦可使继之者易为功也。”［15］二人议定，以宣读圣旨为名，于十五年十月十三日召珠尔默特那至通司岗衙门，使登楼接诏。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登楼后，傅清手下人员遵令撤去梯子；当藏王跪拜时，傅清突然从后面挥刀斩断其首，斥其“违天子令，且忘尔父，罪不可赦”，并杀其随从四五人，宣布胁从不问。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死党卓呢罗卜藏扎什跳下楼后纠集党羽数千，进攻衙署，围楼数重，“施放枪炮，周围放火”。傅清遣人往传班第达救护，班第达因力薄势孤，不能救护，奔告达赖。达赖遣众僧前往救护，使人拦阻，叛党不听，“放火烧房，”众僧不能进去。傅清身中三伤，立即自尽。拉布敦挟刃跳楼，斩杀叛兵数十人，身中多伤，力竭被害。主事策塔尔、参将黄元龙自尽，从死者兵士四十九人、商民七十七人，粮务衙门被劫去库银八万五千余两。达赖令班第达“集兵拒逆”。十四日卓呢罗卜藏扎什带兵潜逃，十五日达赖令公爵班第达“暂理藏王事务”、附近喇嘛、番众等俱已归顺，官兵八十余人和百姓一百一二十人逃往布达拉，“达赖喇嘛给银养赡”。十八日达赖传令“各塘照旧应付官兵”，又令“各番不得伤害汉人”，二十三日。班第达已拿获逆首卓呢罗卜藏扎什，捕获逆党过半，劫去饷银亦追出大半，粮务通判常明和兵民俱回原处居住，局面稳定下来。［16］
乾隆帝于十一月十四日收到四川总督策楞的奏折，知悉傅清、拉布敦计诛叛王为国捐躯，十分哀痛，于十一月十六日下谕封授二人爵位说：
“（傅清、拉布敦被害）朕深为悯侧，不觉涕零。因思傅清、拉布教若静候谕旨遵行，或不至是。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反形已露，倘不先加诛戮，傅清等亦必遭其茶毒，则傅清、拉布教之先几筹划，歼厥渠魁，实属可嘉，非如霍光之诱致楼兰而斩之也。夫临阵捐躯，虽奋不顾身，然尚迫以势所不得不然，如傅清、拉布敦揆几审势，决计定谋，其心较苦，而其功为尤大，以如此实心为国之大臣，不保其令终，安得不倍加轸惜耶！傅清、拉布敦著加恩追赠为一等伯，著入贤良祠、昭忠祠春秋致祭，傅清并入伊家祠从祀。伊等子孙给与一等子爵，世袭罔替，以示朕褒忠录庸之至意。”［17］
不久，乾隆帝又赐傅清、拉布敦之家各银一万两，赐拉布敦之妻房屋一所，将拉布敦之子交大学士傅恒“照应教训”，并以驻藏大臣之通思岗衙署改为傅清、拉布敦祠堂，赐名双忠祠，又于京师石大人胡同建双忠祠以祀二人。
傅清、拉布敦仅仅依靠微不足道的百余士卒，就诛杀了兴兵作乱势倾藏地的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为彻底平叛奠定了基础，避免了满、汉、藏族互相残杀的大灾难，为此而英勇就义，确系有胆有识、大智大勇、建树殊勋的功臣，他俩得到追赠爵位等厚遇，是完全应该的，是当之无愧的。但是，乾隆帝之种种殊恩，是否还包含着内疚和补过的因素？看来是有些原因的。姑且不谈乾隆帝多次拒绝傅清、拉布敦奏诛藏王之请，如早从其言，派遣大军入藏，“双忠”可能还在人间。就是当十四年十二月四川总督策楞奏请恢复旧制派兵五百常驻西藏时，若帝从其议，也许傅清二人还不至于血染官署。因为通司岗的驻藏大臣衙门，“系三层楼房，楼高墙固，即偶有意外之事，易于防守”。［18］设若傅清、拉布敦领有新派驻兵五百，连原有一百余名兵士，六百余人倚险坚守，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已死，余党虽有数千，但系乌合之众，战斗力不强，只要坚持一二天，达赖喇嘛就能调遣僧俗官民前来救援，内外结合，就可消灭叛军，保住两位大臣及其属下官员兵民的性命。可是，乾隆帝担心藏王起疑，犹豫不决，未果断下令多派驻兵，以致傅清等人兵微将寡，为国捐躯。回思几年内对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