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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谨，所有赍到贡物，已谕令赏收，以遂尔芹曝之献。安南以黎维祁庸愦无能，天厌其德，国柞告终。尔现已悔罪投诚，遣亲侄阮光显奉表瞻觐，祈求恳切，不啻再三。朕顺天而行，有废有兴，悉归大公至正，本拟俟明岁亲行叩觐时，赏给王爵，兹阅尔表内所称，造邦伊始，必须仰赖天朝宠荣，锡之封号，方足以资驾驭，自属实情。用是特降恩纶，封尔为安南国王，俾资镇抚，并亲书御制诗章，赐为尔国世宝。……”［20］
乾隆帝册封阮惠为安南国王的册文，是这样写的：
“朕惟王化遐覃，伐罪因而舍服，侯封恪守，事大所以畏天。鉴诚悃于荒陬，贳其既往，沛恩膏于属国，嘉与维新，贲兹宠命之颁，勖以训行之率。维安南地居炎徼，开十三道之封疆，而黎氏臣事天朝，修百余年之职贡，每趋王会，旧附方舆。自遭难以流离，遂式微而控愬，方谓兴师复国，字小堪与图存，何期弃印委城，积弱仍归失守，殆天心厌其薄德，致世祚讫于终沦。尔阮光平起自西山，界斯南服，向匪君臣之分，寖成婚媾之仇。衅起交讧，情殊负固，抗颜行于仓猝，虽无心而难掩前愆，悔罪疚以湔除，愿革面而自深痛艾。表笺吁切，使先犹子以抒忱，琛献憬来，躬与明年之祝嘏，自非仰邀封爵，荣藉龙光，曷由下莅臣氓，妥兹鸠集。凡此陈词以实，胥征效顺弥虔，况王者无分民，讵在版章其土宇，而生人有司牧，是宜辑宁尔邦家，爰布宠绥，俾凭镇抚，今封尔为安南国王，锡之新印。于戏，有兴有废，天子唯顺天而行，无贰无虞，国人咸举国以听，王其□将丹款，肃矢永竞，固圉以长其子孙。……钦哉，毋替朕命。”［21］
乾隆帝赐与阮惠的诗如下：
“三番耆武匪佳兵，昨岁安南重有征。
无奈复黎黎厌德，爰教封阮阮输诚。
守封疆勿滋他族，传子孙恒奉大清。幸沐天恩钦久道，不遑日监凛持盈。”［22］
既赐敕谕，又册封为王，还赠御制诗书，双方敌对关系完全结束，代之而来的是友好往来，紧密联系。五十四年七月中，阮光显奉表到达热河。三十四日乾隆帝在避暑山庄的卷阿胜境，召见阮光显，赐宴，令其随同蒙古王公文武大臣入座观戏，赏给阮惠玉观音、玉如意及金丝段、朝珠等物，赏阮光显磁罗汉，玉如意、金丝缎、银盒等物，对其副使及随行人员，亦分别赏与如意、缎、盒、银两。乾隆帝又于当日下谕说：从此以后敕谕该国及守土各官，以及安南行文，俱改称阮惠为安南国王，不再以国长相称。待八月初十日大宴时，仍行厚加赏赉。明年阮光平亲来祝寿时，其入座位次，令在宗室亲王和旧外藩亲王之下郡王以上，“其赏赉更当格外优渥”。［23］
同日，乾隆帝颁行《御制再书安南始末事记》，叙述弃黎封阮的原因和意义，其文为：
“……盖黎维祁之庸昏，孙士毅之失算，以致阮惠复据安南，向固言之详矣。然使孙士毅即早遵旨班师，而阮惠亦必复来，是不过无伤我官军之事耳，但甫经兴灭继绝之藩国，视其仍灭绝而弗救可乎？则是师犹无了期也。兹黎民实因天厌其德而自丧其国，而阮惠以获罪王朝，震悚悔过求降，并请诣阙乞封，斯则不劳师而宁众，与封黎氏无异。
……夫予临御五十四载，经大事屡矣，每以危而复安，视若失而乃得，即予自问，亦不知何以臻此，所谓非人力也，天也。天之眷予者独厚，不忍言报，惟恐弗胜，即此纳降安南一事，恐后人未识轻重久长之至意，故复叙而书之。”［24］
乾隆帝此文，字句不多，但含意颇深，其中两点尤为特别突出。一是对清军败于黎城的原因，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迄今以前，他都将此归咎于孙士毅不遵谕旨未及早撤军回关，似乎孙若早日班师回朝就万事大吉，黎维祁复主安南，兴灭继绝之壮举将永载史册。现在他不这样看了，他清楚地了解到黎维祁昏庸，黎氏气数已尽，安南已经到了应该改朝换代的时候了。他在此文中实际上已经明确暗示，本来就不该出兵安南，不该帮助黎氏复国，这才是决定清军失利的根本因素。正如文中所说，即使孙士毅提前回到关内，也不过是暂时避免了一次失败，问题并未解决，还得再次派兵，还将再遭惨败，“师犹无了期也”。
另一更为重要是乾隆帝由此而举一反三，认真思考，检讨自己施政得失。阮惠之积极求贡，“恭顺恳切”，因而封王许贡，使万难了结之事得以解决，使他摆脱了进退维谷的困境，从失败转为成功，即文中所言“斯则不劳师而宁众，与封黎氏无异”。但这一胜利，这一特功，来之偶然，非清军威所致。如若阮惠不来求贡，堂堂天朝大皇帝，竟然败于“安南土目”之手，而且紧闭城门，偃旗息鼓，不敢再战，不敢言战，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纵有唾面自干的才干，也难掩其丑。可是，皇天特别厚待乾隆帝，每每使他危而复安，失而复得，居然出现了他意想不到的极好机会，阮惠恳切求贡，因而转危为安，愁眉舒展。乾隆帝由此想起了许多往事，回忆起不少危局。一征金川，经略讷亲、总督张广泗兵败遭斩，战事难以延续，他强忍羞惭，认输罢兵，连下十数道谕旨催督大学士傅恒班师，皇天保佑，莎罗莽率众乞降，傅恒得以“功成”回朝。征准部，达瓦齐刚降，阿睦尔撒纳即叛，定北将军班第被围自尽，攻回部，定边将军兆惠被困黑水营，打缅甸，将军明瑞败死小猛育，经略傅恒困驻老官屯，等等狂风暴雨，皆随之而去，或是敌方主动“悔罪求贡”（如缅王），或是遇逢佳机，转败为胜（平准定回），正如文中所说“每以危而复安，视若失而乃得”，“天之眷予者独厚”。乾隆帝虽言蒙天厚宠，但亦深知难以仅仅依凭于天（即碰运气）而轻举妄动，故特书此文，告诫子孙要慎之又慎，三思而行，惟恐“后人未识轻重久长之至计”。乾隆帝的这种态度是正确的，真能如此治政，是会避免许多不必要的损失，少做不少蠢事。
正是由于乾隆帝认为阮惠的恳切乞降求贡，解决了安南之难题，即他在另一谕中所说：“仰赖上苍眷佑，不烦兵力，而该藩悔罪抒诚，恪恭奉命，较之劳师动众，其成功难易，奚啻霄壤，此人所未敢遽信者，而竟得如此善全”，确当“庆幸也”。［25］因此，他对阮惠入朝特别重视，格外优待，这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厚待其侄阮光显。阮光显屡赴镇南关，首次代叔入觐，“情词恳切”，应对有节，交际有方，取得了福康安的信任，解除了乾隆帝的怀疑，对促进朝贡、封王、通商、关系正常化，起了重大的作用。因此乾隆帝不仅在承德避暑山庄多次召见阮光显，屡屡赐宴，厚赏礼物，并令其入贡经过的沿途督抚，好好款待，故各督抚对阮光显皆“赏赉加优”，甚至“赏给未免过优”。他还特谕军机大臣，令阮光显从承德朝觐后即回北京，所有颁给阮惠的敕印，交礼部赍捧回京，择定吉日，著留京的王大臣颁发，命阮光显在太和门内丹陛下行礼祇领，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捧印，大学士嵇璜捧敕，派赞礼郎照例赞礼，俾其“得瞻仰阙廷，并睹礼仪整肃”。［26］这都是其他外藩贡使难以享有的厚遇。
其二允其所请，沛施特恩。从五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乾隆帝降谕册封阮惠为王以后，直到五十五年八月阮惠至避暑山庄祝帝八十万寿，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阮氏有所奏请，基本上皆蒙帝批准。比如，阮惠以安南地处僻区，“恳颁正朔”，并以“物力衰耗”为由，“恳恩将水口关准令商贩出入，则全境生灵俱获利用”。乾隆帝下谕说：其王“抒诚效悃，已就藩封，其境内黎元，皆吾赤子，自应准其开关贸易，早一日即民受一日之利”，著该督抚将水口等关，即令照常贸易，并颁发时宪书，赐与安南。［27］阮光显回到广西时，向两广总督福康安说：“爱内地蟒袍华美，为生平所未见”，在京购买数件，于汉口又复购买，现国王“复呈寄式样，请织交龙蟒袍，以为朝讌之服”。福康安立予应允，赶行办制发行，并奏报朝廷。乾隆帝误以为阮惠“心慕华风”，欲到热河朝觐时，更换清朝衣冠，“以表其恭敬之意”，十分高兴，谕告福康安；阮若真有此意，必格外加恩，锡以章服，不但按亲王品级，给予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褂，而且要照皇子服色，赏给金黄蟒袍，“以示优异”。但安南国俗，“向沿汉制，衣服及蓄发，断不可改”，令福康安询问明白，阮惠是欲改服清制，还是想买汉制衣冠，再行决定。不久，福康安寄上阮所呈请的蟒袍式样，“系汉制圆领”，此事始休。［28］阮惠因曾与暹逻交战，恐暹逻使臣告状，寄信与贡使阮宏匡，令其“据实陈奏”，以免皇上听信暹使之言，又以王母年登八十，气体颇衰，需要上等人参以供食用，让贡使采买。为此，乾隆帝赐阮惠敕说：外藩均为属国，“朕从来抚驭中外，一视同仁，属国陪臣断不敢以国中私事，上渎听闻”，帝亦不垂问各国私事。以此释其疑虑，并念国王“忠孝双全，深可嘉尚”，特赐人参一斤，以资王母补益。［29］
其三，两封世子。阮惠于入觐前夕，呈上谢恩表文。福康安将表差人送到北京，并奏阮惠带领亲子阮光垂等一同瞻觐。乾隆帝为此特颁敕谕与阮惠，封其子为世子。救谕说：“朕览王表，情词真挚，爱戴肫诚，披阅之余，深堪嘉尚”。国王亲率王子，远逾万里，诣阙祝寿，王子年甫垂髫，“情殷瞻就”，特降旨封王子阮光垂为世子，俟入觐时，颁发敕书，赏给冠服，兹先赐王子御用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香器四匣，“用示优宠”。阮惠奉敕后，立即上表谢恩，并言光垂乃系次子，长子阮光缵留镇安南，乾隆帝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