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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梦中惊醒的一刹那，我听到了自己从梦境带过来残留的哭泣声，枕巾上全都湿透了，那如锥心刻骨般的伤痛让我几乎不愿再生存下去！
自从那个怪梦开始在我生命中出现以来，我一直想弄明白在我的梦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她有如一个狡猾的精灵，始终不肯与我正面相对，总在我不经意的时候才蓦然出现，撩拨起我心中最深切最苦楚的疼痛。
最先的时候，几个月她才出现一次，醒来后我除了莫名的悲伤外什么都记不起来，随着我的年纪越来越大，她出现的频率也越高，而且慢慢的变得清晰起来。到现在已经是差不多每星期就要来问候我一遍，我敏感的猜到，也许再过不久的哪个日子，梦中这神秘的女孩将要向我袒露出她真正的面目。
我期待同时又害怕这一天的来临。
像傻瓜一样不知道坐了多久，灵魂好像才慢慢归窍，我看看窗外，天已亮了。
……
每个人都做过梦，在梦里我们能轻易的修改自己的命运，实现一切现实中无法做到与不能去做的事情。还在大学时，老大他们就对梦的问题讨论过，老大说他经常梦见与仰慕的女孩或崇拜的明星在一起。周阳说他总是梦见自己飞天遁地，无所不能。丁剑鸿说他常梦见自己流连在一个现实中无可比拟的秀丽风景里。杨伟最后总结：“在梦中我们就是创世主，并且比上帝更要神通广大，他用七天才创造的世界，而我们只需要一个晚上。”
他们问我时我没有回答。
现在我更是极度害怕做梦，这使得我经常在许多个夜晚不敢入睡，只有上网，泡女人或是像个鬼魂一样游荡在大街小巷，还有就是找一家酒吧枯坐一夜。但是我无法逃避睡眠，就像我永远逃避不了那仿佛从前生就背负在身的苦痛记忆。
从我懂事的时候起，对家的记忆就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瓷器的破裂声和碗碟碎片迸飞四射的镜头。妈妈是个优秀的小学教师，之所以说她优秀，是因为经常能看到她捧回大大小小的奖状与证书。但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这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与那一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跺脚大叫大骂仿佛骂街泼妇一样的妈妈划上等号。爸爸是个退伍军人，退伍后在一家奄奄一息的工厂上班，基本上属于大老粗一个。他们的结合完全可以套用一句上流社会才能用到的术语，政治婚姻。
在那个恐怖的年代，妈妈的家成分不好，外公外婆被带上高帽游街批斗是家常便饭，偶尔还能享受一两次“坐飞机”、“背剑”之类的高级待遇。以至于后来若是哪次运动没有照顾到他们，一家人就要偷偷的庆祝一番。爸爸与妈妈结婚后，老夫妻才彻底摆脱了这些恶梦，来了运动时就搬条长凳子坐在门前看被押着而过的黑五类们，我不知道那时候他们是不是心中也有一点点被遗忘的失落？有时迫不得已要去做做样子，也是昂头挺胸，就像一对前来视察的上级领导。
爸爸家是正宗的革命家庭，根正苗红，本人又是从革命队伍中光荣归来，再加上长得牛高马大，在当时当地还算是一个吃得开的人物。再后来就是爸爸找人牵线给他们做了介绍，妈妈肯定心中是不愿意的，但是为了一家的生存，妈妈最终的决定是牺牲自己。这都是我在他们吵闹中听到的，在经过最初对他们吵闹的恐惧后，我就常常坐在凳子上在碗碟的碎片中，有滋有味的听他们细诉当年，因而比同龄人更多地了解那段历史。
广州不相信眼泪身在何处（2）
我不知道的是，爸爸那时是真正的爱上了妈妈，还是仅为了找一个能解决生理需要而又长得不错的雌性。但我坚信，成亲那天妈妈是带着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走进了爸爸家的。
吵架归吵架，繁衍后代的历史重任却并没有因此耽误，成活了的就有我们姐弟三个。记忆中我们姐弟的感情不好不坏，两个姐姐很早就嫁了人，婚后也很少回家。我一直认为她们是受不了父母无休无止的吵闹而早早地把自己给嫁了，眼不见为净。我不知道父母是不是爱我，我能肯定的是他们更爱吵架。
每次闹完后，爸爸就给我几元钱去买那些在我家怎么也呆不了半个月的碗碟，后来卖碗筷的陈大妈一见我就问：“还是六个碗四个碟？”
这些记忆我从不愿想起，但它们却化成了梦，在我的脑中一次一次固执地上演。
我梦中几乎没有过快乐的镜头，除了父母在一遍遍重复昨天的故事外，就是一些变态恶心的鬼怪开心地追逐恐惧不已的我，一整晚乐此不疲。
我总认为我是有特异功能的，到今天我都在坚信。有时候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那里的景象却让我感到异常的熟悉，绞尽脑汁思来想去后才记得我在梦中曾经来过，往往这时候我就感到一种莫名的害怕，但是我说不清楚也不知道我在害怕什么。
总之，我不喜欢做梦，尤其是在我十三岁第一次遗精后。
遗精后的第二天，我就做了个怪梦，醒来后已不记得梦见了什么，却还是能感到自己的悲痛欲绝，那是一种让我不愿再生存下去的悲哀。我只能肯定不是梦见了什么鬼物，也不是梦见父母在摔碗砸碟，但是什么能让我这仅十三岁的少年如此伤感？
那晚，我独自坐在黑夜中沉思。
幸好这个没有面目的梦并不是时时来骚扰我，它再次出现时已是几个月以后，我从床上爬起，发现自己满脸的泪水，周围空气中的悲伤就像是实物一样团团地围住我。我不敢再睡，下床在黑暗中摸到外面房间，从爸爸烟盒里摸出一支烟点燃，抽起了我的第一支烟。我将这个梦之所以出现归咎给了我的父母，那一刻我也有了生命中的第一个理想，那就是一定要走出这个城市这个家。
所以一九九四年考上一所三流大学后，我欣喜若狂，说什么也不肯听妈妈说的复读一年，再争取考个好点的学校。我只想快点离开这个家！
本来爸爸想送我入校，我却执意不肯，在心中我对他们有股刻骨的怨恨，不想再与他们多呆哪怕是一分一秒。我几乎将我所有的东西都塞在了箱子里，满满的三大箱。清理东西时，妈妈说：“你带这么多东西去干什么？以后回家就不难拿吗？搬来搬去的。”我没有出声，继续向箱子里塞我喜欢的各种物品，心中却在冷笑：“走出去以后，我是再也不会回来的了。”
当周围的人还在依依惜别时，我已走上了火车，透过车窗，我看到爸爸一支一支的在抽着烟，妈妈的脸上满是泪水。我心硬如铁，漠然地看着他们，暗骂车怎么还不开，在周围伤感的人群中显得那样的没心没肺。
当火车终于在一声长鸣中启动时，爸爸妈妈跟着车跑了起来，依稀听到妈妈对着我的窗子在叫：“戈儿，在外面要当心啊。”我面无表情看着妈妈的脸被越抛越远，心中感到一阵说不出的快意与轻松，这在我十九岁的生命里是从没有过的。
这种心境一直保持到了我读书所在的城市，当火车停住，大家正在收拾行囊准备下车时，我终于忍不住放声唱了一句：“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
一车人齐齐地转头看着我。
走进公司里，巧的是迎面就碰上了钱明，看到他，我马上抬高脑袋，改用鼻孔观察着他。钱明却是一脸铁青，驳身而过时，为了表示对我的轻蔑和对总经理一职的无所谓，他狠狠地向地上呸的一声。可惜的是他的戏做得并没有像他名字一样高明，我开心之极，敌人的愤怒就是我的胜利。
我还是在我原来的办公室，老头子要过两天才走，其实就算他走了我也不愿到他那去办公，留着那房子可以表示我对他老人家的尊敬，这点拍马屁的手段我还是有的。
进了办公室，再没人随随便便对我说声来了，而是一个个略带拘谨地叫着我楚总。我心中自然是非常的满足，颇感意气风发，但嘴上还是说：“靠，你们没必要这么夸张吧，放心，我还是我，还没有脱离群众。”于是办公室里响起一片欢呼，小陈居然还叫了声楚总万岁。感动得我就要热泪盈眶，差点想学着国家领导走上前去，握着他的手摇晃那么几下。
才做了半天总经理，我的一个头就变成了两个大，以前服侍老头子的秘书不停拿来各种文件让我签名，什么进原料，发货柜，周末加班，各种账单报销，各类会议总结等等全都要我签字，就差没让我批准允许女工每月使用几天卫生巾了。
以前的我想去哪起身走就是，这时候不是在丁剑鸿的有空来坐坐咖啡屋里侃大山，便是在各俱乐部里调戏女人。这代总经理一做，我的自由和快乐就全成了过去式，若不是为了保住外发部经理的职位，我现在只怕早已跑到老头子那要求辞职了。
看了N次表后，终于一分一秒地挨到了下班，我像正在刑台上的死囚突然接到皇帝的大赦，只想跪下三呼万岁后，马上离开这个恐怖之地。
广州不相信眼泪身在何处（3）
走出公司，我决定找个地方去犒劳犒劳自己，正在美滋滋的考虑是去金凤凰，还是去有空来坐坐，或者干脆找杨伟搓他三八二十四圈麻将时，胡晓琳的一个电话将我拉回了现实中。
她说做总经理的滋味怎么样？我说，妈的，真不是人干的事，撒泡尿都要小跑着去。胡晓琳说这样最好，免得你经常跑出去摧残无知的小姑娘。我说，别人我不想摧残，现在就只想摧残摧残你。胡晓琳一笑，说那你快点回家等我，我吃了饭就来。
刚和胡晓琳勾搭上时，我还以为是自己的英俊潇洒将她给迷住了，直到有次喝醉了酒后，我突然很想和她上床，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