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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7月21日，中国第一个性学杂志《性教育》创刊号终于出版了。我像是生了个大胖儿子一样高兴。这是一本既有学术性、又有普及性的性学双月刊杂志。创刊号首印6万册，工会、妇联、计划生育、大学等系统有不少内部订数，海内外报刊也纷纷报道，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具体表现。但是，后来深圳方面不但不给允诺的几万元钱，也没有了把内部刊物《性教育》转成公开发行的行动，最可气的是在1989年6月单方面撤销了他的总编一职。至此，这个总共才出了五期的全国第一份性学杂志就此停办了。6月14日，上海性研究会开了会长、秘书长办公会议，讨论《性教育》杂志的问题。会议决定，因为我与深圳方面合作的很多事情都未及时向研究会汇报，才造成了这种损失，所以经济上的损失应由我个人负责。在当时的几万元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是，我没有怨言。
徐兆寿：您最早得到的支持来自哪里？
刘达临：1982年，我离开了上海自动化议表一厂，进入复旦大学分校（后改为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杂志编辑部担任编辑工作，主要做社会学和婚姻家庭研究。1985年1月，我们对杂志进行改革时，大家提出应该对性问题进行研究，并举办了“现代社会中的性问题”系列讲座，我是主持人和主讲者。所以说是《社会》杂志把我引向了研究性的道路。在那次讲座中，学员们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是这些学员帮助我完成了后来1989年至1990年全国两万例“性文明”的调查工作。
1988年6月18日，国家教委和国家计生委在上海联合召开了“推广中学生青春期性教育”的会议，我认识了时任国家计生委主任的彭云。这是个划时代的会议，从此，性教育以及性科学研究可以说获得了官方的正式认可，再也不是民间的或学术界的行为了。
第五部分第75节 遭遇“桃花运”
沈阳的李医生在他长期的性咨询和性治疗活动中，遇到了一件让他哭笑不得的事：一个妇女向他诉说她在夫妻性生活中丝毫没有感受到乐趣，他耐心地启发了她。过了几天，她又来了，说感觉好多了。他又进一步地启发了她。过了几天，她又来了，说她还想更好些，并对李医生说：“医生，我来和你试试好吗？”李医生吓坏了，赶紧说：“不可以，不可以”
徐兆寿：这是您在日记里提到的一个故事，这种现象您遇到过吗？
刘：哈哈哈……这在心理学上叫“感情转移”现象。当咨询者怀着满腔的痛苦来向你咨询，当她觉得你那么热情、诚恳、关心、体贴地解决了她心理上的障碍时，她会觉得你是了解她的，是她的知音，继而产生爱的感情，有些还会产生性爱的感情。这位李医生遇到的就是这种现象。
1988年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一位G女士在读了我的书后，来向我诉苦，说她的丈夫、一个大学教师怎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外和别的女人胡搞，则对她则实行性暴虐。有些事令人发指。我只有同情和安慰。她问我，离婚好还是不离婚好？我坚决地说，应该离。两个月后，她离婚了。我的思想压力却来了。我不知道我的建议对不对，但她我建议什么就做什么。她常常来编辑部找我，和我谈得很开心，几乎无话不谈。我觉得有些不对劲了，编辑部里的同志也注意到这件事了。于是我就暗示她我很忙，以后多进行电话联系。她明白了，再不来了。后来她出国了，连续两年给我寄来圣诞卡，我都没有回。就这样断了。
徐兆寿：您感觉到遗憾吗？
刘达临：不应该遗憾。这种事情我遇到的很多。
徐兆寿：据说，心理学家在给病人进行治疗时，病人的病往往好了，他自己却“病”了。这也是一种转移吧！你在早期工作时遇到过这种现象吗？
刘达临：有。
第五部分第76节 中国首次性调查
1989年至1990年，刘达临主持了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并于1992年出版了书名为《中国当代性文化》的调查报告，这本调查报告被国内外评为“中国的金西报告”、“中国性科学的奠基之作”。一时间刘达临声名雀起，蜚声四海。
这次调查的对象是中学生、大学生、城乡已婚者、性罪错分子，涉及15个省市、24个地区。发出问卷21500份，回收20712份，回收率达到96。3％，其中有效问卷为19559份，合格率为94。4％。在有效问卷中，中学生6092例，占31。1％；大学生3360例，占17。2％；城乡已婚者7971例，占40。8％；性罪错分子2136例，占10。9％。
徐兆寿：这种调查，应该说在中国尚属首次，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性”是一个一直回避的问题，我想，您肯定遇到了很多麻烦。
刘达临：1988年11月，我在进行中国第一次性调查之前，收到一封北京同行的来信，劝我不要搞大规模的性调查，他指出三大危险，一是政治上的，二是经济上的，三是传统观念上的。
我回信说，干得成要试试，干不成也要试试，尽力而为，即使失败了，也会有许多教训提供给后人再干。再说，科学研究必须建立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自然科学要进行实验室研究，社会科学要进行社会调查，否则，泛泛而谈，那不是真正的研究。我国的性科学起步不久，还没有什么量化分析，对许多性问题心中无数，不搞调查是不行的，而且调查样本不能太少，否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美国的金西教授克服了重重困难，用了10年的时间，调查了17000例，发表了著名的“金西报告”，轰动了世界，并且在世界范围奠定了性社会学的基础，至今没人超过他。
1989年5月12日，全国“性文明”调查工作会议在上海开幕，标志着这次调查正式开始了。
但是，1989年7月，北京方面来信，说原来联系好的几个中学都拒绝接受中学生性调查了，第一个在大学中开性教育课的周铭孝女研究员在10所上海大学进行联系，10次碰壁。有些大学本来答应支持、配合，一看到问卷内容，又缩回去了。在新疆一所大学搞了一半就不准再搞了。成都一位妇女在四川组织性调查，结果被领导批为“不务正业”。在苏州一所监狱进行的性犯罪分子调查也泡汤了。同时，原来答应给予资助的德国一家公司由于政治原因也拒绝资助了。几乎断炊了。
祸不单行，我们自办发行的三本书也因为“扫黄”而被退回来了。由我主编的《中华性学辞典》也不能出版了。怎么办呢？我就与妻子商量，把先前买的旧红木家具全部卖掉，以继续事业。妻子不同意。后来我觉得还是得到社会上去寻求支持，还是得取得社会的认可。时任《民主与法制》社社长的丁柯听了我的请求后，毫不犹豫地给了我25000元；上海市计生委科研处和上海大学文学院科研处都给予很大的支持；还有很多朋友都帮我宣传、拉攒助，最后他自己补贴了29000元。虽然在当时这也是一个大数目，但比起倾家荡产就好多了。调查总算进行完了。
徐兆寿：您所遇到的情况实际上暗示了1990年前后中国社会的性观念。
第五部分第77节 中国首次性文化展览
1993年底到1994年7月，刘达临在上海、沈阳、无锡、大连公开组织了中国古代性文化展览，受到热烈欢迎；1994年12月到1996年初，又在台湾、柏林、横滨、墨尔本等地展出，取得巨大成功。台湾评价此次展览为“五千年来第一展”，柏林则“掀起了一股中国性文化热”。1995年底，刘达临在上海建成中国第一个性文化博物馆。
徐兆寿：当时您是怎么想到要进行这样一个创举的？
刘达临：1992年9月举行的“上海性学研讨会”上，我第一次将当时还不丰富的藏品在会议内部作了展示，收到轰动性的效果，中外来宾都赞不绝口，这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1993年10月，在举办上海科技节的时候，我和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合作，在上海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公开展览。这次展览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来观看的人很多。我的《中国古代性文化》一书卖得很好，很多人来给我说他们也收藏有性文物，问我要不要；还有一些国外的文化公司联系相关业务。我觉得这个展览真的很有意义。没有一个观众说展览是“黄”或不好，也没有领导部门的批评。这说明中国人的性观念还是有很大进步的。
徐兆寿：1995年3月，您到台湾进行展览，收到了轰动效应，台湾人称此为“五千年来第一展”，评价非常之高。后来您就到国外进行展览，效果也非常好。但是，据我所知，您的这个展览一直还是不怎么顺利，主要原因是什么？怎么个不顺利？
刘达临：1994年9月，我在上海的青浦县徐泾镇买了一幢一楼，作为我的私人博物馆。我喜欢这地方，它离市区不算太远，有公共汽车可以直达，但就是太远了，很多人不会跑这么远来参观。1998年12月30日，上海市虹口区的文化局局长张家龙和远方广告公司总经理张家龙要我搬到虹口区去。有了政府的支持，我觉得开始走上顺道了，可是，不久张家龙来说，他们新换领导了，性文化展览太冒尖了，不让办。这事泡汤了。
后来我跟企业合作，搬到了南京路。在那儿的20个月里，不仅得到了政府部门的肯定，还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但这个地方观众不好找，影响了经济收入，博物馆的收入只能勉强地支付水电费、人员工资和杂费，至于房费和装修费的逐步归还根本无力支付。本来我们想挂一个招牌，既然“性”不能提，就挂个“生殖”文化的牌子，结果还是让背着挂。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