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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最近一次社会学的调查表明，现阶段北京地区有大龄未婚者15万人左右；天津市未婚大男大女有6万人，按全市城郊人口1000万人计算，占到千分之六。据上海统计，年龄在30岁至39岁之间的未婚者就在12。7万人。全国范围内30岁以上的未婚男子约有990万，高于25岁以上未婚女子3。3倍左右。据最新统计，北京市的单身者可达62万，青岛市也有40万人之多。这么多人的性需求如何解决？它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
徐兆寿：这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是新事物。社会是怎样看待这群人的？他们又是怎样努力突围的？因为单身在性方面的需求，总是要伸向已婚家庭，也就是说它很可能是婚外情产生的最重要的因素，这样，它就会成为社会很不安定的因素。能这样理解吗？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一现象呢？
刘达临：由于单身者日益增多，1991年5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妇女研究所所长王行娟创办了一个“单身者周末俱乐部”，规定必须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才可以参加，会员的年龄下限是男为27岁，女为25岁。主要活动是有关讲座、舞会和其它联谊活动。参加这个俱乐部的人，应该说90％都有求偶的愿望，但是一年以后成功地结为配偶的只有一对。
无独有偶，深圳的王亮鸣先生也创办了单身沙龙，一年以后就有1000多人参加。它不像婚介所那样露骨地介绍，它通过一些活动让人们自然地相识、相熟。有人断言，俱乐部80％的成员最后只能独善其身了。持这种悲观态度的人认为，此种俱乐部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向社会宣言，单身群体是一个合理的存在。
应该说，社会允许这一类组织的存在，这是社会的进步。但是，只有到了这类单身者组织不需要存在的时候，才是社会更大的进步。因为这意味着单身者在社会上将不再被视为“异端”，不再承受舆论与风俗的压力，能够完全享有正常生活的权利，而他们自身也将因不再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心理障碍。因为，单身生存状态只是人类正常生存状态中的一种。
第五部分第66节 中国目前的卖淫业
据公安部门统计，1992年共抓获20。1万暗娼与嫖客；1993年共抓获40。1万；以后每年按20％的比率递增，据估计，卖淫嫖娼人员被抓获的只占总数的5％，由此可见，全国在这方面至少已形成“千万大军”。
——刘达临《20世纪中国性文化》
不过，那个女孩子也真是的，刘婶说她穿得太露了，听说还在外面坐台呢？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说奇怪不奇怪。她的父亲听说是个干部，母亲也是个知识分子，她花的钱一点儿也不缺，可她就是要干那种事。
——《非常日记》
徐兆寿：上面这个数字既让人吃惊，又让人觉得它还是太保守。初看起来，真的是让人大吃一惊，怎么中国突然有这么多的卖淫人员？但细细一想，这大概只是个保守的数字，而且逐年增长。可见，中国的卖淫业已经势不可挡了。中国目前还是不允许开设妓院，但实际上这种暗娼进行就是与妓院相同的卖淫，甚至比官方开设妓院更凶猛。既然不能公开嫖娼，那么它是怎样生存的呢？
刘；这些妇女多活动在旅馆、餐厅、夜总会、酒吧、度假村、歌舞厅、卡厅、发廊、按摩室、洗脚店、美容中心、录像室以及通宵电影包厢等处，可以肯定，凡异性按摩场所，就有色情陪侍、卖淫嫖娼活动。1995年北京开展的扫黄禁娼专项斗争中，北京警方在两个月内即查处桑拿异性按摩场所33家，其中查实由老板、经理、领班组织、引诱、容留按摩卖淫的就达16家。在1996年3月至4月的一个月内，北京全市范围内的打击卖淫嫖娼、严格文化娱乐服务场所治安检查的统一行动中，查获54个窝点，其中属于异性按摩的即达46个，占85％；从中查获的卖淫嫖娼人员占一个月查获总数的24。8％。
徐兆寿：卖淫者的年龄、职业层次和卖淫动机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刘达临：1998年，上海有关部门对在劳动教养所的153名卖淫妇女做了调查，她们的平均年龄是28岁，文化程度以初中者最多，占56。5％，其余依次为小学、高中和文盲。除个人文化程度不高外，父母文化程度尤其是母亲文化程度明显偏低，也是本次调查对象中的一个普遍特征。
被调查对象的职业分布以无业人员最多，占58。4％，其余依次为服务人员、个体户、工人等。其中31。2％的人已婚，对婚姻生活感到不太满意的占18。8％，很不满意的占25％；有20。1％的是离婚女性。从第一次卖淫的动机来看，为多赚些钱的占33。8％，为追求快乐的占20。1％，为报复男性的占13％，出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占10。4％，出于好奇心的占8。4％，被人诱骗的占8。4％，被人胁迫的占1。3％。
徐兆寿：从这些数据来看，钱仍然是卖淫的主要原因，这与商品经济有关，是商品经济不可避免地出现的一种副产品，但快乐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有二成的人是自愿卖淫的。我在《非常日记》里写了一个大学生单美去进行色情服务的事情，实际上，现在大学生进行色情服务的现象已经人所共知了。大部分学生的确是为了金钱的，但就是有一部分人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好奇和享乐才进行卖淫活动的。这是人的本性使然呢？还是有其它的原因？
刘达临：卖淫的本质特点是为了金钱。不为金钱的性活动不算卖淫。大学生卖淫的现在是一种新的现象，这是社会观念的开放形成的。她们认为追求快乐是人的本性，所以就参与到卖淫的队伍里，而且大学生卖淫，比一般女子的卖淫赚钱要来得快。她们的道德观念也比较薄弱，对自我的约束力很差。这是需要社会警惕的现象。
第五部分第67节 从夫妻对换15年的故事说起
从西方性学研究的历史来看，在19世纪到20世纪前半期，每一个性学家都遭受了非同寻常的个人“待遇”，这种个人的遭遇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性观念。中国现代性学也是从20世纪开始的，从性学先驱张竞生到“中国的金西”刘达临，可以说性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张竞生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传奇，那么，刘达临呢？他的人生境遇和研究是否反映了中国近百年的性观念？
1947年3月，同山乡的刘仁智、王宝珍、陈玉含、李淑英四人奉各自父亲之命结伴去常德师范求学。李淑英是刘仁智的表妹，王宝珍是陈玉含同年爹的千金。不说青梅竹马，也是沾亲带故，各人的父母让他们去读书，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没有明说而已。在常德读书的时候，他们之间发生了错位。王宝珍爱上了刘仁智，李淑英恋上了陈玉含。
但父母坚决不同意，《红楼梦》中“钗”换“玉”的诡计在现实中上演了，等他们发现并不是自己意中人时，生米已成熟饭，闹也无用了。
刘仁智提出私奔，出处闯荡，但宝珍和淑英不想远去，不敢公开地违背家庭之命。于是，四个白天按父母之命结为两对夫妻，夜里则按自己的意愿结成真正的夫妻。1950年，各自生了子女，但将错就错，陈玉含的儿子叫刘明阳，刘仁智的后人叫陈月强。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仍然没有勇气来改变现状。1960年，两对夫妻设法调进了县林业局，在一个单位，“瞒天过海”就更方便了。不料，在“文革”期间，他们的“通奸”行为被人发现，经过一番批斗后，刘仁智、陈玉含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遣送农村劳动改造。淑英、宝珍因“作风败坏”受开除。
1978年7月，他们终于被平反昭雪，换回了妻子，在知天命之年才真正地举行了隆重的洞房花烛夜。
就像我从未想到今天会写这样一本有关性学的书一样，刘达临也从未想过他的性学研究会跟他的家世有了联系。时至今日，他仍然犹疑未定。实际上，一个人从他一生下来那天起，就已经成为一个性的兴趣者和研究者，无论后来他是否承认，也无论他有没有认真地研究过性，但他几乎每天都要跟性打交道，都要不自觉地挤出一点时间面对性。性是人的根本之一，如同吃饭一样难以逾越。往往是那些禁欲主义者，他们一生的痛苦，倒是更多地来自于性。越是想斩断人性，人性的鞭子却抽得越猛。谁敢说，他一生从未跟性打过交道？
徐兆寿：无论是《红楼梦》，还是上面这个非常现实的《红楼梦》，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父母是子女婚姻的命定者，无论子女如何要求，爱的是谁，他们是绝不会考虑的。
从您写的《我的性学之路》中可以看出，您的祖父早年留学日本，受东洋进步思想的影响极深。您的伯父也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毕业生，您的父亲则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后又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在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当工程师。从您的家庭情况来看，您从小就接受了不少新思想。您的祖父、伯父和你的父亲正好生活在新旧思想剧烈争战的时期，而且他们的生活也是一半是旧式的，一半是新式的，现在回过头来想想，他们的婚姻是什么样的？幸福吗？
刘达临：我的祖父与鲁迅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