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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种现象的大量出现并不能说明认为“离婚非好事”的传统观念已经消除了，而只能说这是一种“革命需要”。一些干部为了革命多年征战，流血牺牲，好不容易进了城，过上了和平生活，理应对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予以照顾。在那时时代，“革命需要”是压倒一切的，组织上对这一类的离婚一般是予以宽容的。
徐兆寿：这使我想起过去那些王朝的开国元勋们，一旦他们大功告成，可以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他们就大肆纳妾。当然，原配夫人是不会放弃的。同时我还想到战国时期的百里奚认妻。百里奚之妻杜氏领着儿子流亡到秦国，此时百里奚已经是秦国的相国。杜氏车上望未，不敢相认，只好到百里奚府里洗衣，她因为会琴鼓，便设法在堂上唱歌，歌曰：“百里奚，王羊皮！……今日富贵忘我为？……昔之日，君行而我啼，今之日，君坐而我离。嗟乎！富贵忘我为？”怎么能说这些妻子就没有为共和国立下过功劳呢？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那些居功者可以为了“革命需要”而抛弃妻子，而这些被抛弃的妻子又向谁诉怨呢？
刘达临：这的确是那个时代不能回避的矛盾和问题。一方面是传统的道义，一方面是人性的要求。1950年5月1日颁布的《婚姻法》彻底取缔了一夫多妻制，提倡婚姻自由、妇女解放，是不允许这些功臣纳妾的。怎么办呢？说简单一些，两个人过不到一起，难道还要让他们一起过吗？这恐怕又是不道德的。当然，对于他们的离婚，多数人是持反对态度的。当时还涌现出一个妇女自发组织的“秦香莲”告状团，上京告状。那时，离婚有许多不同的情况，如果依靠组织，组织认可，的确比较宽容；如果违背了组织的决定，那么传统观念和一系列的大帽子足以可以把人压死，“王疯子”王近山中将的悲剧就是这样造成的。
徐兆寿：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本来在莫斯科和西班牙青年费尔南多相恋，但在刘少奇的安排下，和巴彦孟结了婚。“文化大革命”中，她受尽了苦难，但巴彦孟也和她离了婚。可以说，这是第二次离婚浪潮中的一个例子。
刘达临：第二次离婚浪潮是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70年代末形成的，其原因大多是出自政治压力和对政治扭曲了的婚姻现象的改变。很有悲剧色彩的是，仿佛是上次离婚浪潮中的女方报仇似的，这时的离婚大多却出自女方，男方接受，双方都别无选择，是当时的强权政治导致了心灵的扭曲，是一种恋态社会的政治压力下形成的畸形的离婚现象。
这里面也有几种情况：在那个极端严酷的年代，一些人突然从革命同志被打成政治异类，他们的妻子“划清界限”的政治压力下，被迫离婚。一些人为了子女的命运和前途，也忍痛把离婚作为一种较为“明智”的选择。甚至有一些丈夫今着眼泪动员妻子给“组织上”写离婚报告。这是只有在中国十年浩劫中才会发生的怪现象。
另一种则是非常恶劣的，少数女子一看政治形势，就对丈夫落井下石、见风使舵，寻找新的依靠。当然，也有一部分确实死亡了的婚姻，政治运动恰好提供了最有效的解脱的借口。
还有一种情况则是当时上山下乡的政策造成的。有些青年的父母本来是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下子变成了“黑五类”子女，被驱赶到农村去，他们认为自己一辈子要在农村生活了，于是就和农民结了婚，在农村安家落户，生了孩子。政治形势一变，这种婚姻就跟着变了。这种婚姻本来就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属于委曲求全的性质，夫妻双方的条件不平衡，当政策变了，有些人无法把配偶及子女的户口落到城市，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主客观原因，最后离了婚。在些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子女被驱赶到农村去由于“落难”，在农村结婚成家只是为了满足人的最原始的需求——成家、生活、性和生殖。父母的政治问题一旦得到了平反和改正，他们能够回到原来的生活圈子中去了，原来在农村缔结的婚姻很少不解体的。人们称这种婚姻为“文革婚姻”。
第四部分第60节 119。1万对离婚的夫妻
徐兆寿：前几年流行着一首歌《小芳》，里面有这样一句歌词：“谢谢你，对我的爱，今生今世不忘怀。”也许说的就是这样一种感情。当时，他们也是有爱情的，只不过这种爱情是降到农村里了，降到了尘土里，他们成家也恐怕是在这种基础上，而不应该是最原始的需求——生活、性和生殖。政策恢复后，他们回到了城里，生活又发生了变化，又恢复了他们原来的生活、理想，他们的情感也变了。这是生活的变化导致的，而不能说农村人就没有爱情。《小芳》道出了那个特定年代很多人的内心，歌里有一种忏悔，有一种永难抹去的伤感。这正是那种尘土里的爱情在他们心里的烙印。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可能又重复了他们父辈的道路：乡下结婚，进城离婚。无论怎么说，在价值意义上，它仍然是一种让人难以接受的悲剧。
刘达临：那种婚姻是不相配的，没有相同的志向和情趣，没有共同的观念，这是特殊年代的产物。当然也不能说纯粹是一种原始欲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里有一种文化的观念在起作用。但是一旦他们的社会地位发生变化，他们的婚姻也就会随着解体。
徐兆寿：第三次离婚浪潮应该是人性的复苏。
刘达临：总体上可以这样说。第三次离婚浪潮发生于80年代和90年代，是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也是在新《婚姻法》颁布以后。1980年9月10日颁布的新《婚姻法》对离婚问题的指导思想是：没有感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这个时期的离婚案明显增多了，在20年期间，离婚率从1980年的4％左右增加到90 年代中期的11％左右，直到1998年才首次下降——即使如此，1998年离婚的夫妻仍然有119。1万对。
徐兆寿：离婚率增长的现象在当时引起了不少争论，有些人开始惊呼婚姻家庭将要解体，道德将要崩溃。
刘达临：有些人总认为离婚率的增加是社会不稳定的表现。过去，社会总把离婚率低看成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之一，把离婚率高看成是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表现之一，但是怎么现在中国的离婚率也不可遏制地大幅度增长了？其实，不能认为稳定就一定是好事，要看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稳定。在政治上，万马齐喑的“稳定”决不比思想活跃、百家争鸣来得好；在婚姻家庭问题上，被封建枷锁捆住的“稳定”也决不比人们享有离婚自由的“动荡”为好。在奴隶制社会就没有离婚现象，封建社会的妇女没有要求离婚的权利因而离婚率很低，显然，这都不是什么优越性。
徐兆寿：1984年7月，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法院在审理一起离婚案件时，妻子王永贞听到法院的离婚判决后，在法庭上服毒自杀，保持了永远“贞洁”。也就是进入八十年代时期，人们的观念还是没有多少改变？
刘达临：在八十年代时期，离婚仍然是被看成一件不光彩的事，离过婚的女人被人看不起。
徐兆寿：寡妇也比离过婚的女人有尊严。
刘达临：在80年代，有些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是不要离过婚的女青年的。一些妇女特别是农村的妇女仍然是“要离婚，毋宁死”的态度。王永贞就是这种观念的牺牲品。在1989年到1990年进行的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中，曾对7971例城乡已婚夫妻提出了“女人离婚是否不光彩”的问题时，其中回答“是”的，城市夫妻占11。1％，农村夫妻占12。9％；回答“否”的，城市夫妻占72。5％，农村夫妻占65。2％；回答“无所谓”的，城市夫妻占14。6％，农村夫妻占21。5％。可见，无论是在城市或农村，80％以上的民众都认为妻子离婚并没有什么光彩，年轻一代在这方面的观念则要更开明一些。这就是进步。
徐兆寿：在第三次离婚高潮中，除了离婚数量的增加外，还有什么特点？
刘达临：一是离婚由女方主动提出的多了。据1992年最高法院统计，主动提出离婚的有70％是女子，还不包括协议离婚在内。二是协议离婚的人数逐年上升，过去那种“拖死‘陈世美’”或“不见血离不成婚”的现象正在迅速减少，“好来好散”、“不是夫妻还是朋友”的思想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1997年夏天，报纸上登过一则离婚广告：
离合皆缘分，聚散两依依。我们结婚3年，在此友好手分之际，谨定于×月×日×时，在××歌厅举行告别鸡尾酒舞会，恭候新朋旧友光临。
电视台也进行了采访。丈夫说：“如果我们的昨天有一些遗憾的话，今天已经没有了，将来也不会有。我们又重新拥有了无怨无悔的日子。”妻子也说：“没有离婚礼仪，彼此也许还有怨恨，因为找不到一个在亲友面前表示醒悟、忏悔、宽容的机会。今天，是我们难忘的时刻，因为有了昨天，才有了这个流光溢彩的今宵，有了这个流光溢彩的今宵，就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他们互相交换了离婚戒指以后，彼此举杯祝福，接下来以朋友的身份，跳了一曲《友谊地久天长》，把鸡尾酒会的气氛推向了最高潮。
这个极具浪漫气氛的离婚仪式，实际上对现在婚姻观的极好的诠释。它告诉人们，离婚也是一件喜事。
徐兆寿：这的确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在这两个特点中，尤其第一个特点引人注目。更多的是女子提出离婚，它暗示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心理？这是否与西方“性解放”文化涌入中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