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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不但做了东北大学讲师，并且立刻被聘为哈尔滨吉林六中校长，当时的待遇极好，远非日后的穷教员可比。当时对教育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尊敬，也远非日后的风气可比。爸爸说：军阀张作霖，在孔夫子诞辰的时候，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打躬作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军阀们是不敢向教育界人士致训词的；也不敢颁发训词叫教师研读的。比起又致训词又发训词的国民党来，军阀太可爱了。
爸爸除在吉林六中做校长外，也在吉林女子师范、吉林大学兼课。他唯一一部著作——《中国文学史》，也写在这个时期。这部《中国文学史》，后来由我加上长序，由文星书店印出来，当时我的长序惹起大风波，经文星书店撕掉长序，才免于被查禁。
妈妈名叫张桂贞，吉林永吉人（原籍河北），吉林女子师范毕业。她在辈分上是爸爸的学生，爸爸在吉林女子师范教高班的，妈妈却在低班，没教到。教到的高班学生里面有申若侠，后来嫁给“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庄严。那时候，流行高班学生同低班学生交朋友、合照相，申若侠和张桂贞就合照过，照片至今还保存，可是友谊早就“简直没有来往”了！女人之间的友谊真不可靠。妈妈在学校是锋头人物、是篮球健将，那个时代女子到新学堂念书的不多，所以女学生很拉风。
爸爸在吉林六中有一个学生，名叫程烈，后来变成国民党中的名“立法委员”。据说当年因追求我妈，被校长我爸爸开除。师生关系中断几十年后，在台湾恢复，他的儿子程国强在台中一中也做了爸爸的学生，有一次被军训教官陷害，要开除，经爸爸力持交涉，才免于被开除。两代开除恩怨，竟成佳话。前一阵子程国强六十大寿，我是不参加婚丧喜庆的，但被骗去，席上邀我讲话，我说：“幸亏当年我爸爸追我妈成功，幸亏程烈失败了，否则这世界没有李敖，而我就是程国强了。”闻者大笑。
妈妈生我时候，已经一连生了四个女儿，这种情形，在那时代，已经有点岌岌可危了。中国汉朝就有“盗不过五女之门”（生了五个女儿的家，连小偷都不去偷）的话，一个媳妇，不老老实实生儿子，却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生女儿，这成什么话？幸亏我应运而生，使妈妈立刻从“败部复活”，帮了她的忙不少。在生我以后，妈妈又故态复萌，连生了两个妹妹，那时我在家中地位如日中天，直到最后弟弟出世，才算两权分立。六女二男，就是我的同胞情况。大姊李珉，北京辅仁大学毕业，名妇产科医生，嫁给周克敏，现在大陆；二姊李珣，北京燕京大学（后改北京大学）毕业，工程专家，嫁给汤克勤，现在大陆；三姊李琳，台北师范大学毕业，嫁给石锦，现在美国；四姊李峥，台北台大护校毕业，嫁给张立豫，现在美国；大妹李珈，台中静宜学院毕业，嫁给陈大革，现在美国；小妹李璎，台北实践家专毕业，嫁给叶成有，现在美国；弟弟李放，台中一中毕业，与王自义结婚，移民加拿大。
外祖父（我们叫老爷）名叫张人权，这个名字倒满有时代意义。他长得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威严无比。他有一张大照片，一直挂在家里，照片中的眼睛不论你从那个角度望去，好像都一直盯着你，叫人为之生畏，为之想到乔治·欧威尔《1984年》中的“老大哥”。
老爷是哈尔滨警察局下一个分局的局长，他为人耿直，不喜欢拍马屁。他的上司在台上，他不理、不买账；他的上司垮了台，他却跑去“烧冷灶”。
外祖母（我们叫姥姥）是一位胖太太，胖得自然不会背挺得直，老爷是衣着笔挺背也笔挺的威严人物，经常对姥姥说：“老太太，把背挺起来、挺起来！”姥姥却不太理会他。姥姥唯一理会的是老爷有爱讨姨太太的毛玻老爷喜欢讨姨太太，本来是说说的，后来真的讨了一个回来，但是不久姨太太就离去了。老爷还不死心，还想讨，但是不久他就死了。老爷死后，姥姥就同我们合住，一直到她死去。
姥姥只生了三个女儿，没有儿子，这大概也是老爷要讨姨太太的主要理由。三个女儿是老大（妈妈、大排行是老二）、老二（我们叫三姨）、老三（我们叫老姨）。三姨亲上加亲嫁给五叔，生一男一女。老姨嫁给李子卓，生了一个儿子。李子卓是我的长辈中唯一一个国民党，并且还是“外戚”级的。我家同国民党素无渊源，在一党独大下，家世清白，于此可见。
从1926年爸爸北大毕业回到东北起，到1936年我一岁这十年间，是我们在东北老家生活的最重要十年。这十年间，爷爷退休、爸爸结婚、老爷死去、妈妈生了四个姊妹之后再生了我，全家局面，已是浩浩荡荡。计开：爷爷、奶奶、姥姥、爸爸、妈妈、五叔、三姨、四姑、老姨、老姑、大姊、二姊、三姊、四姊和我，外加大爷、大娘一系四位，并达十九口之多。爸爸仰事俯蓄、平辈支援，负担之重，也就可想而知。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正是黄金时代；九一八事变后，发光的未必都是金子，东北人民泪尽胡尘，饱尝做亡国奴的痛苦与辛酸。爸爸一直计划全家离开东北，进入关内，不受日本鬼子的统治，可是种种困难，未能如愿。到了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他终于做到了举家南迁的大手笔，十九口浩浩荡荡，迁到北京（国民党改为北平），完成了他的“出满洲记”。这时，我以二岁的年纪，离开了哈尔滨，从此我的家，不在东北松花江上了。
第二节 北京、太原（1937—1948 二到十三岁）
北京虽然是爸爸的旧游之地，但这次重来，处境、心情和十几年前大不相同，东北是根，北京却是浮萍，一切都得重新干起。首先是找职业，要找人介绍。他去找过他的老师胡适，但是胡适没理他（胡适是不帮人介绍职业的，但对有成就的人，他会主动帮忙）。爸爸在北大时就不是出色的学生，胡适对他并无印象（二十年后，我还同胡适提到这件事。胡适说他完全记不得这位学生和这件事了。）找了一阵，他终于在法部找到一份小差使。那时我们住东城，为了省下车钱，爸爸每天走路，走到西城去上班。每天下班回来，在面包行里买两块面包，一块给全家最老的——爷爷——吃，一块给全家最小的——我——吃。他自己和其他的人，都看着，不吃。生活的艰苦很快伴来了时代的艰苦。——北京也不对劲了，日本鬼子的魔手自东北南下，终于在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爸爸为大家庭所累，再也没有能力南迁了，他只能派五叔到后方去，其余的人，都第二次做了“遗民”。爸爸人虽不能南下抗日，但他的地下抗日，却没有停止。当九一八事变以后，马占山将军的东北义勇军，是中国第一个以行动抗日的团体。在这个团体以行动抗日的时候，其他团体还在亲日，媚日或观望之中，爸爸当时就是马占山将军的秘密盟员。马占山将军是武人，他有一位替他拿主意的军师，就是吴焕章。吴焕章是爸爸最好的朋友，他叫爸爸做二哥。为人风趣、热情而细心。他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俄文法政学系毕业、俄国海参威东方大学研究。九一八事变后，他和爸爸展开抗日工作；卢沟桥事变后，爸爸留在北京，吴焕章“同意由李同志参加敌伪组织内，作掩护与策动各工作”。由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将军秘密任命。所谓“同志”，是同马占山将军抗日志愿的有志一同，并非国民党。
这时爸爸在北京法部做科员，因为极有才干，被上司看在眼里，开始大力提拔他。在三四年间，他就升到华北禁烟总局下太原禁烟局的局长。他真的“参加敌伪组织”了。所谓禁烟，禁的就是鸦片烟。华北的鸦片烟，山西省是大宗，山西省会太原，自然是最重要的管辖地。华北禁烟总局局长是北大教授出身的北洋要人万兆芝，首屈一指的太原禁烟局交给无名小辈当家，这是北洋耆旧们用人唯才的一种度量，这种度量在国民党当道后，已经愈来愈远了。
爸爸在1941年去太原上任，五六岁的我也去了太原。我清楚记得我坐在火车上，前往太原；清楚记得经过娘子关，自河北进入山西。火车有卧铺，自北京到娘子关的时候，已是晚上。第二天，到了太原以后，就住进禁烟局。禁烟局一进门，就是一块方形的大操常一进门向左转，是一条走廊，走廊左边，有一间间小房子，新的水泥味道，扑鼻而来。走到尽头，再向右转，也是同样的房子。这些小房子，是给戒鸦片烟的人住的，是勒戒所的规模，进门一直向前看去，是车棚，一辆T字形的黑色福特，就是局长的专车。这辆车车门外有很宽的脚踏板，可以站人，尤其可以站保镖。我在北京亲眼见过大人物坐在这种车里，车门两边站着保镖，保镖一只胳臂从窗外勾在窗框上，两眼圆睁，向路人盯着，神气活现，颇有晏子御者的味道。不过这辆局长的车，并没有保镖。进门一直向左前方看，有一道圆门，门后一块小花园，门边一间小房，正面一大排主房，爸爸、妈妈、二姊、我、大妹，就住在这大排主房里。我记得一搬来，就运到一个好大好大的搪瓷浴盆，但是太原没有自来水，要洗澡，由一个挑水夫一次一次挑水来，向盆里倒。挑水夫是一个小伙子，造型很像丰子恺“漫画阿Q正传”中的阿Q，有一天，他向我要我撒的尿喝，他说“童子尿”可以治他的病，不久他就死了。
在太原住了一年，使我印象难忘的还有：一、对鸦片烟，我是见过大场面的人。禁烟局的鸦片一堆一大操场，都是一块块砖头大小，排列成阵，像去了砖窑似的。我想任何毒枭，都不会比我看过更多的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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