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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下午3时～5时）新郎的哥哥终于露面（2）
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薛纪徽是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出世的。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那天傍晚，薛纪徽诞生在隆福寺的一间配殿中。来给薛大娘接生的是协和医院的一位助产士——要搁在解放前，薛永全是不敢到隆福寺东边的孙家坑胡同去请他的；当他知道把薛大娘送往医院已为时甚晚后，便提着医药箱赶到了薛大娘床前，顺利地接下了薛纪徽。他拒绝收费，并且说：“您以前来找我，我也会来的。在医院外头为产妇服务，我概不收费。”他是个基督徒，他说的是真心话。但薛永全仍然把这一切看做是共产党解放了北京所带来的福气。他跟薛大娘不满20岁就结了婚，在生薛纪徽之前生过三个男孩一个女孩，都是请庙会上的喜婆给接的生。三个男孩有两个都是生下来还活着，可让脐带绕住了脖子，喜婆硬是解不下那脐带来，生瞅着给憋死了；有一个难产死在腹中；女孩子倒是顺产，却生下来刚仨月，就由隆福寺街上“修绠堂”书铺的掌柜牵线，送给了一个没有女儿的官宦人家，后来音讯全无。
父母感念共产党，感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所以给这惟一成活的男孩取名为薛纪徽。生下薛纪徽以后，薛大娘身体垮了下来，不久查出有肺结核，但是随着隆福寺大庙在解放后逐渐成为一所正式的大型商场，薛永全由一个喇嘛成为了商场中的正式职工，他家的经济状况空前好转，薛大娘到北池子“防痨协会”定期诊治，几年后终于痊愈。薛大娘身体康复以后，又生下了薛纪跃。三十多年过去，两个儿子都健壮地长大成人，并且如今都安家立业。薛永全夫妇按说该彻底地扬眉吐气。
但是任何社会、任何家庭都不可能凝固在一种状态中。在流逝的时间里，社会生活中总是充满了矛盾冲突，作为个人，他在自己的命运发展中，总是既会有喜乐，也会有哀愁。
薛纪徽16岁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那时他刚上到初中三年级。他是学校中最早的“红卫兵”战士之一，他狂热地信仰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在“大串联”中极大地开阔了视野，他厌恶“打、砸、抢”，他为坚持“要文斗，不要武斗”而同其他“红卫兵”战士爆发过激烈的争论，他同情那他认为仅仅是犯了错误而并非“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校长和党支部书记，他对“中央文革”越来越极端的过激言论感到困惑……然而这所有的一切，在他心灵上所刻下的印迹，对他人生观形成所产生的影响，都不如那期间他所目睹的“装车”、“卸车”的场面更富于刺激性和震撼力。
什么叫“装车”和“卸车”？
装卸的并非货物，车子也并非是载重卡车。
在薛纪徽他们住的那条胡同附近，还有一条更整齐的胡同，胡同里有个保护得很完整的四合院，四合院里住着一位有身份的人物。当时该人不但已经年逾古稀，而且大脑已然软化；他身躯肥胖，腿脚极为不便，说实在的，早该谢绝一切邀请，不再外出活动。然而，在“文革”打倒一大片的狂潮之中，不知怎么的，他偏幸存，并在“五·一”、“十·一”一类的盛典中，仍能接到上天安门城楼的通知。每到那一天，天安门城楼上的活动正式开始前40分钟，便有一辆小轿车来接他，而附近的一些居民，便会默默地围成一个半径颇大的圆圈，来看有关人员和他的家属，如何将他装进车去。薛纪徽便是那围观者中的一员。
小轿车的车门口径，于那臃肿的老人本已不适，加以他神情恍惚、屈身不便，因而每回有关人员和他的家属，不得不如同装载一件笨重而易脆的珍贵物品般大费周折。先是一个年轻人从那边车门进到车里，伸臂准备接应，然后再由三个人将那老人扶到这边车门，有的帮助他屈身，有的轻轻按下他的头颅，有的几乎是搂住他，将他往车门里运送。老人通过那车门，终于被塞进车里，往往要费去十几分钟，而这时在围观者的一片沉寂之中，老人所发出的生理性呻吟：“啊——啊啊——啊啊啊——”（他一定被挤压得极其痛苦），以及据说是那老人女儿的镇定而威严的指挥声：“慢点！慌什么！好，用劲！怕什么？甭怕他叫唤，用劲往里推！你那边用劲往里拉！别瞎拽他胳膊！托住他身子！爸，您叫唤什么？！这不就快坐进去了吗？……”那情景真是惊心动魄。
小轿车开走了，围观的人们并不全都散去，有一部分留在那胡同口上，窃窃私议着。他们都摸准了规律，在“装车”这个节目结束的半个多小时以后，必定便会接演“卸车”这个节目。
那位老人到了天安门城楼，还有一次快速卸装。他上了城楼，陪同他的人让在场的新华社记者在一份事先打印好的名单上，用铅笔在他的名字后面划上一个对钩，于是等他气息略平，便不等那活动结束，又把他装车运回家中。车子到了他家口，有关人员和他的家属，便又在他那位已经五十多岁的女儿指挥下，对他实行最后的“卸车”。“卸车”按说要比装车困难得多，但速度却总比“装车”要快，指挥者的声调也变得急促僵硬：“别怕！拽你的！从里头推呀！爸，您嚷什么？这不马上就下来了吗？好，快点架进去！快！……”
那位老人自己对这样被人“装卸”是否心甘情愿，不得而知。他的女儿对此事的想法，却表述得明明白白——有一次“装车”时特别不顺，大约是老人的一个孙子忍不住说：“我看去不了就别去了吧！”担任现场指挥的那位女儿立时焦躁地驳斥说：“别去了？！晚上新闻联播里没了他的名字，他又明明没死，人家不得说他给打倒啦？告诉你说吧，只要有一回没上去，咱们留在北京的还好说，那外地的几窝子，立时就得让人欺侮个臭死！……”说着亲自猛力地将老人往车门里推，使老人发出了一声空前的惨叫。你也不能说那当女儿的手狠心冷，她声音打颤地叫着：“爸！”还当着众人流下了眼泪……这些话语传人薛纪徽耳中，这些情景映入薛纪徽眼里，他觉得生活给他上了极其丰富、极其深刻、也极其令他痛心的一课。
每次“装车”、“卸车”的演出结束以后，过不了几个小时，附近一些单位架设的高音喇叭里，便会传来电台广播员那圆润洪亮的宣布名单的声音，当终于宣布到那位老人的名字的时候，薛纪徽常常紧紧地咬着他的牙关，心弦辛酸地颤动。
他没有上山下乡。他那一届的学生，赶上了一次市内的分配，他分配到了现在的单位，先当搬运工，后来学会了开车，当了130卡车的司机。
申 （下午3时～5时）新郎的哥哥终于露面（3）
早在“四人帮”垮台之前，他就在心中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政治实质有什么透彻、准确的认识，他只是从切身的感受中总结出了一点：这场“革命”不实在。那“装车”、“卸车”的场面，尤其给了他这样一个启示。
他给自己立下了一个信条：他得实在。他痛恨虚伪甚于谬误。他对事物最严厉的批评是：“甭装孙子！”
现在薛纪徽骑车赶赴弟弟薛纪跃的婚宴，他以极其疲惫的身心，面临着难以应付的局面。
最能体谅他的，是父亲；其次也许是弟弟。但新娘子是否能体谅他呢？他今天为什么非得去加班呢？这对她来说，岂不是一种轻视吗？在她的一生中，这也许是她惟一一次担任主角的时刻，可是他这个大伯子却似乎偏偏觉得不必凑趣……还有母亲，没有比母亲更讲究吉利、更在乎面子的人了，纵使她对自己一贯是挚爱和引以为荣的，今天自己的表现，怎样耐心地解释恐怕也获得不了她的理解！她会问：“就算非加班不成，得晚来一会儿，那怎么一晚就晚到这个份儿上？”可以告诉她：半路上，让人把车给截住了——那也是北京市跑运输的车，司机急得头上冒汗，那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可他那车就是开不动了。他截住薛纪徽的车，苦苦地向他求援：“我截到你这儿，已经是19辆了，要么根本不停，要么停下听两耳朵就冲我摆手……大哥，我可全仗着您了！”薛纪徽说服了车组的搬运工，下车去帮他检查，完了又躺到车子底盘下面帮他修理，费了老鼻子劲，才帮他修好……母亲听了这些会怎么说呢？一定会说：“你不能告诉他，你今儿个家里还有事吗？你不管，他就再遇不上帮忙的人吗？他说截了十几辆也不灵，你就信他的？他为了让你心软，总得往苦里说噢，你就那么心实！……”是的，他心实，他不能看着别人犯愁不管；他听不得那些撇下有难的人不管、自顾自地跑车的无情行径；他不能容忍自己因为要赶早回来参加跃子婚宴，便见义而不勇为……他图个什么？感激？表扬？私下的报答？公开的奖赏？都不是，他图的是问心无愧——他感到眼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越来越少虚伪，越来越更实在，在这样一个扎扎实实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代里，他更必须敦敦实实地对待国家，对待他人，对待自己……